说来惭愧，人积数千年之经验，但对自己的理解至今还是很肤浅的，甚至连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都不大容易确定。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西方的思想、文化、哲学史上，“人”被明确理解为占“中心”地位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也并不是很长的。
古代希腊早期的哲学是“自然哲学”，万物的始基是水、气、火这样一些东西，而不是人。智者学派提出“人为万物的尺度”，可谓一大转变，但直到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引入哲学，“人”才以自身不同于“自然”的特点居于中心的地位。这个思绪为柏拉图发扬光大，但到了亚里士多德又有了新的转向。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存在论”（本体论），求万物后面的“本质性”的“存在”，连“灵魂”都成了一门具体的学问，但却没有“人学”，“人”似乎从中心的地位被撤了下来。中世纪以“神”为至高无上，“人”只有在“上帝的宠物”意义下才有地位。这样才有文艺复兴重新强调人的意义，也才有康德的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要把“人”的“主体性”重新置于“中心”的地位，以人的主体性的先天形式，统摄客体性的材料，以便在“经验”、“知识”、“科学”上，“人”最终不为感觉材料所左右而居“中心”地位——“人（理性）为自然立法”；在“材料”上“人”固为被动，但在“法度”上“人”却完全自主。事实上，康德这种“人类主体中心论”到黑格尔已有所转变，在黑格尔的绝对体系中，“人”的中心地位已岌岌可危；不过黑格尔仍以“理性”为中心，而舍“人”则无从谈“理性”，所以他虽被称作“客观唯心主义”，还没有被看成“反人道主义”或“非人道主义”。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的地位也不见得更确定些。当代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力主建立“人文科学”，他的“生活的世界”是以“人”为中心，即以不同于传统的“我思”的“先验的自我”这类的“人”为中心，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已经被看作“非人道主义”或“反人道主义”，为此他写了文章申辩，但却明确反对任何“主义”，开始了“无中心”、“多中心”的风气。就海德格尔的思想言，他固执地坚持用“Dasein”，而不用“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把“人”——实实在在的“人”，只看作“存在”显现自己的“环节”，因而在《艺术的起源》中强调一个第三者——“艺术”，其用意是清楚的；不是“艺术家”使“作品”成为“艺术作品”，也不是“艺术作品”使“人”成为“艺术家”，而是“艺术”使“作品”和“人”成为“艺术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受到存在主义（实存主义）者雅斯贝斯、萨特的发挥、改造和批评，实存主义以“实存”“超越”“Dasein”为“人”之本质，从而恢复了“人”的中心地位。尽管“生”、“死”都是“荒诞”的，但人“活着”的过程总还是在“创造”“意义”。这个思想，在一个阶段，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即使替代它的结构主义，也并不否认“人”的这种核心地位。
然而当代法国的思潮却主要是“反人道”、“反文化”、“反中心”的。尼采说，“上帝死了”；法国的福柯说，那个杀死“上帝”的“人”也死了。“人”不比“上帝”活得更长，一切“文化”，不能使“人”“不死”（不朽）。“上帝”死了，“人”就无“意义”；“人”死了，“世界”也就无“意义”。“人”在消失中，“意义”也在消失中，一切人类所建构起来的（意义）“结构”都在“解体”之中，这就是被称作当今法国的海德格尔的德里达的思想。
没有想到，人“想”了多少世代，而自身的“意义”反倒成了问题。一点也不错，就科学来说，“人”永远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定义性概念”；人世间之所以老是存在着问题，不但是因为“人”老在提问题，而且还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过去，康德认为“上帝”、“灵魂不灭”和“意志自由”是一些“问题性概念”，是一些“理念”，殊不知世上一切之事，作为“人事”观，都可以是一些“问题”，因为“人”本身是一个问题，所以康德在思考了“科学知识”、“宗教”、“伦理”之后，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人”并不是要给“人”下个“定义”，而是要人去“理解”“人”的“意义”，这个“意义”在概念知识上永远是问题，但却可以在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领悟出来。人的生活本身提供了人“认识自己”的这种权利，而不断地打破概念知识所给出的各种“定义”框框。“人”的“意义”在活生生的生活之中。“人”生活在“世界”之中，自从“人”“有”了这个“世界”之后，“人”就“有”了“意义”，所以“人”的“意义”并不完全是自身产生出来的，不是自身“创造”的，而是从生活、从“世界”体会、领悟出来的，是“生活的世界”（而不是“概念的、对象的世界”）“教”给我们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看到，过去许许多多关于“人”的“定义”或“学说”，都依然成了问题。“人是有理智的动物”，“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使用符号、工具的动物”等等，都不被认为是完满的，“人”甚至也不能归结为“社会的动物”，因为“人”本不是“动物”，在“动物”的前面无论加什么“形容词”都“概括”不了“人”的“本质”，“人类学”的研究不能使“人”自身缄默。
哲学的情形也不见得好一些。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然而不但从“我思”推不出“我在”，而且“我”也不等于“我思”，“人”不是“恩”的“主体”，不是“精神的实体”。“人”不是“神”。所以海德格尔说，“我在故我思”。这里的“在”，当然不仅仅指物质性的、自然性的存在，所以“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活”，“我在”是我的活生生的存在。我的活生生的存在就是找的非生物意义上的“活着”，不是“植物人”、“动物人”式的“活着”，而是真的“活着”，这样，“我在”就是“我活着”，而“我活着”则必定可以“推出”“我思想”。这里已不是“逻辑”的推理，而是“历史的”、“现实的”推理，“我活着”是“我思想”的“历史”的“先天（a priori）”条件。“我活着”的“活”，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本生活经验里的语词，是基本生活世界里的“度”，从这个“度”来理解胡塞尔的“先验（超越）的自我”，海德格尔的“Dasein”，雅斯贝斯超越性的“实存”，正是他们想说而没有完全说出或说好的意思。
“我在故我思”，我活着，我一定在思想，这里的思想是“活”的思想。什么叫“活的思想”？“活的思想”即“自由的思想”，“我活着”亦即是“我是自由的”。我的自由是从不自由来的。我之“生”是不自由的，所谓“身不由己”，我的自由终要归于“不自由”，我之“死”也是不自由的。但我活着，我就是自由的、自主的。“生”、“死”按其本质来说，都不是“人的事”，而是“自然的事”，是无可选择的。“自杀”不是“自由”的“选择”，不是“自由”的表现，都是“被迫”的，常常值得同情，但哲人们（包括康德、萨特等）都是不提倡的。“生”、“死”既然不是“人的事”，则理应“置之度外”，人既不可孜孜以求“长生”、“不死”，也不应因“必死”而“烦恼”。海德格尔把“死”纳入“Dasein”的“Da”是很有问题的做法。其实“死”才真正是在“Da”之外的，是“超越的”，不是基本生活经验所能体验得到的事。
然而“人”毕竟是有限的存在，人都是要死的，“人”的这种有限性，是“他人”所提示给我们的。事实上，中文中的“人”，首先是指“他人”、“别人”。在谈到“他人”时，我们首先还要回到以前讨论过的“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首先是“他人”的世界。“他人的世界”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我们所谓的“世界”是包括了“（他）人”的世界，而不仅是自然界，二是“我”的一切“知识”，我对我生活的世界的“知识”，是“他人”“教”给我的。
“世界”像个大舞台，而不像一幅风景画。“我”自出生以来，就“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活动，与“他人”打各种交道。“我在世界中”根本上说就是“我在他人之中”；我跟世界的关系，就是我跟他人的关系。
我们说，“世界”、“天地”养育了我们，但主要是通过“他人”养育了我们。“他人”授我以生活的知识（科学）和技能，以及那相对独立的生活的能力，在这世界也授我以人伦的观念，以协调“我”与“他人”的关系。“他人”使我成为“社会性的存在”。我的一切“尺度”，都以“他人”为基础，“人是万物的尺度”，首先是“他人是万物的尺度”。
同时，“他人”亦授“我”以“人”自身的尺度，“他人”使“我”成为“人”，使“我”与“人”“认同”。生活在“他人”之中，“我”才是“人”。“他人”塑造了“我”。“他人”是“我”的“创造者”，并施“恩泽”于“我”。
然而，“他人”却始终不可能是“我”，“他人”永远在“我”之外。“他人”在“我”“对面”，而且永远在“我”对面，但“他人”又不可能成为我的“概念”的“对象”。“他人”不是“我”用科学研究的办法所能完全掌握、完全理解的，要理解“他人”，必须和“他人”在实际生活中“打交道”。但即使是这种“交往”，也不可能使“他人”的“自在性”完全变为“为我性”的。“他人”对“我”永远为一个“谜”，“我”对“他人”的“理解”永远带有“猜测性”。“他人”这种不可归结为“我”的待点，使“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知识的主体，而必须保持着活生生的人的基本性质，“他人”时刻在提醒着“我”作为基本生活世界的一分子。世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政治家等等，都同时是有七情六欲的基本（普通）的生活中的“人”，而不可能成为“纯知者”。
“他人”不是“另一个自我”、“世界”不是一个个“自我”组成，而是“非自我”的“他人”组成，“自我”只有在“他人”中才能存在，“他人”掌握着“自我”的“命运”；“自我”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社会”决定着个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竟然可以说，“自我”只是“另一个他人”，“自我”、“个体的我”会不断地“异化”为“他人”，“我”经常处于“非我”的境遇中。因此，“自我”既非“纯知识”主体，倒也不可能是“纯意志”主体。“自我”不可能“为所欲为”，于是“自我”会有“不愉快”、“烦恼”，因“他人”掌握着“我”之命运，而且并不总是“施恩”于“我”，“他人”也可以“加害”于“我”。“社会”总是会有“斗争”。社会上一切矛盾斗争，包括天灾人祸，都提示着一个基本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提示着“我”作为这个世界成员的身份。
“他人”授人以“知识”（包括关于“自然”和关于“社会”的），但却“隐匿”着自己。“他人”永不能“概念化”、“知识化”，甚至关于“社会”的一切“知识”也不能让“他人”真正“透明”。“我”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他人”在社会的舞台上如何表演得淋漓尽致，但却仍然“隐匿”着，永远保守着“自己”的“秘密”。
“他人”唯一不能保守的“秘密”是他的“生”和“死”。“生”为“秘密”之开始，“死”为“秘密”之结束。“生”、“死”本身并无“秘密”可言。“他人”只有在面对生死关头时，才“吐露”一些他的“秘密”，但最终还是把他的“秘密”带走。这样，生、老、病、死常是诗的主题，“病中吟”常可透露一些人生的意义。诗人、艺术家不是把生、老、病、死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来观察，也不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而是当作那基本生活经验的一种“提示”来体验，来吟诵。在这里，“生”、“死”都有一种“活”的“临界点”的意味。“大限”是说“活”的限度，这个限度因“活”而“设”，因此艺术中的“死”，是活人对死人的“悼亡（念）”。
从这个意义说，生活中的“人”，是以生、死为“始”、“终”的活生生的人，是有限的理智的存在者。活生生的人是有七情六欲、有理智、有感情、有喜怒哀乐的人、不是纯理智性的，也不是非理智性的。在基本的生活经验世界里，“人”就是完整的“人”，而不是“科学家”，“他的所思”、所想不是纯概念的，而是“诗意的”；他的所作所为不是纯功利的，而是“艺术的”。所以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存在着”，真正生活里的人，就是诗人、艺术家。
“诗人”、“艺术家”并不比别人多出什么“感官”，或有什么待别的功能，不需要“特异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对基本的生活经验有所体会的，都可以是“诗人”、“艺术家”。“诗人”、“艺术家”之所以为“诗人”、“艺术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或“取掉”）什么“特别之处”。“人”本来就是“诗意地存在着”。只是因为人事纷繁，一般人常“忘了”这个“本来”之处，而“记得”这“本”的，反倒显得“特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