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哪，在远处迎候我们的
- 是死亡、荣誉和幸福！
- ——尼采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灿烂。那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
文化和历史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
一颗敏感的心，太早太强烈地感受到了时代潜伏的病痛，发出了痛苦的呼喊。可是，在同时代人听来，却好似疯子的谵语。直到世纪转换，时代更替，潜伏的病痛露到面上，新一代人才从这疯子的谵语中听出了先知的启示。
一百年以前，这位当时默默无闻的德国哲学家，携带一把绿色的小伞，一个笔记本，漂泊于南欧的山巅海滨。他的文字，钟山水之灵秀，清新而隽永；他的思想，抒内心之焦渴，激烈而唐突。然而，世界几乎把他遗忘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才小有名气，但也不过是小有名气而已。
尼采在一首诗中写道：“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
他对他身后的声誉是充满信心的：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
“总有一天我会如愿以偿。这将是很远的一天，我不能亲眼看到了。那时候人们会打开我的书，我会有读者。我应该为他们写作。”
20世纪的序幕刚刚揭开，尼采溘然长逝了。今天，当我们这个世纪也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倘若要探溯本世纪西方思潮的源头，我们发现确实不能撇开尼采。漂泊者早已倒下，他的影子却笼罩了整整一个时代。有人说，在上个世纪的思想家中，若要举出两位对本世纪影响最大的人物，当推马克思和尼采。的确，他们都不是学院式的哲学家，他们的影响都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小圈子，而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意识。
人们对马克思已经谈论得很多，尽管不乏惊人的误解，现在，请允许我们稍稍结识一下尼采。
孤独是通向智慧的必经之路
人的命运真是不同。许多人终其一生，安居乐业，心安理得地接受环境和时运替他们安排的一切，悠然享其天年。可是，像尼采这样的人，有着一颗不安的灵魂，总是在苦苦地寻求着什么，精神上不断地爆发危机，在动荡中度过了短促的一生。
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真的，尼采的个性，注定了他的悲剧性的命运。
1844年10月15日，尼采生于德国东部吕采恩镇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一个写有神学著作的虔诚信徒，父亲和外祖父都是牧师。未满五岁时，父亲病死，此后他便在母亲和姑母的抚育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865年，21岁的尼采，在波恩大学攻读了半年神学和古典语文学之后，断然决定放弃神学，专修古典语文学。对于一个牧师世家的子弟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反叛的信号，后来他果然成了基督教的死敌——“反基督徒”。与此同时，这个曾经与同学们一起酗酒、浪游、殴斗的青年人，突然变得少年老成起来。他退出了学生团体，离群索居，整日神情恍惚，冥思苦想。
这是尼采生涯中发生的第一次精神危机。眼前的一切，这喧闹的大学生生活，刻板的课程，琐碎的日常事务，未来的学者生涯，刹时显得多么陌生啊。难道人生是一番消遣，或是一场按部就班的课堂考试吗?他心中酝酿着一种使命感，要为自己寻求更真实的人生。
1869年，尼采25岁，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在推荐信里，他不无夸耀之情地写道：“39年来，我目睹了如此多的新秀，却还不曾看到一个年轻人像尼采这样，如此年纪轻轻就如此成熟……我预言，只要上天赐他长寿，他将在德国语言学界名列前茅。”他还把尼采称作“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甚至说他是“奇迹”。尼采倒也不负所望，走马上任，发表题为《荷马和古典语文学》的就职演说，文质并茂，顿使新同事们叹服。
也许，这位前程无量的青年学者要安心治他的学问了?
并不!仅仅两年以后，尼采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这本以全新的眼光研究希腊悲剧起源的小册子，同时宣告了尼采自己的悲剧生涯的开始。它引起了轰动，既受到热烈的赞扬，也遭得激烈的攻击。在正统语文学界看来，一个语文学家不好好地去琢磨柏拉图古典语言的精妙，却用什么酒神精神批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然是荒诞不经。以青年学者维拉莫维茨为代表的正统语文学家们对尼采展开了激烈批评。尼采发现他的教室空了，不再有学生来听他的课。
尼采尝到了孤独的滋味。但是，他有他的“绝妙的慰藉”——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
还在学生时代，尼采在一家旧书店里偶然地购得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一口气读完了。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漫游在一个愿望的世界里，梦想找到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能够把他从时代的缺陷中拯救出来，教他在思想和生活中重新变得单纯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正当他怀着如此渴望的时候，他发现了叔本华。他觉得，叔本华就像是特地为他写了这部著作一样。
到巴塞尔任教以后，尼采结识了当时卜居罗采恩湖畔的瓦格纳。他经常去拜访这位浪漫主义音乐大师，在瓦格纳身边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
正是在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影响下，尼采写出了那本得罪德国正统语言学界、断送自己学术前程的著作。
可是，尼采现在又要否定叔本华和瓦格纳了。他的灵魂注定不得安宁，不断地摒弃曾经推崇的一切，打碎一切偶像，终于面对空无所有的沙漠。他把自己逼到了沙漠里。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尼采说，“通向智慧之路”有三个必经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合群时期”，崇敬、顺从、仿效随便哪个比自己强的人。第二阶段是“沙漠时期”，束缚最牢固的时候，崇敬之心破碎了，自由的精神茁壮生长，一无牵挂，重估一切价值。第三阶段是“创造时期”，在否定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肯定，然而这肯定不是出于我之上的某个权威，而仅仅是出于我自己，我就是命运，我手中抓着人类的阄。
1876年，尼采生命中的“沙漠时期”开始了。他的精神又一次爆发危机，这次的危机如此深刻，以致他不像前两次那样，仅仅同学生团体决裂，仅仅受到德国语文学界的谴责，而是要被整个时代放逐了。
这一年，瓦格纳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在拜洛伊特举办声势浩大的第一届音乐节。尼采原先把欧洲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可是，在拜洛伊特，目睹瓦格纳的“演戏天才”、富裕市民观众的庸俗捧场，尼采失望了。他悄悄离开节场，躲进一片森林，酝酿了一部含蓄批评瓦格纳的书。两年后，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的剧本寄到尼采手中，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寄到瓦格纳手中，两人从此决裂。
这一年，尼采与他大学时代最亲密的朋友洛德之间也产生了隔阂，导致了后来的破裂。尼采与洛德，同为李契尔教授的高足，可是两人志趣迥异。洛德脱不开世俗之路，当学生时也有一番雄心，毕业后，逐渐满足于平稳的学者生涯和小家庭生活，终于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尼采却始终保持着青年时代产生的使命感。灵魂不同，自然就没有了共同语言。
这一年，尼采向一位荷兰女子求婚而遭拒绝。后来他尽管一再试图为自己觅一配偶，均不成功，终于至死未婚。
也在这一年，尼采因健康恶化而停止了在大学授课，三年后辞掉巴塞尔大学教授职务，永远退出了大学讲坛。
决裂，失恋，辞职，这些遭遇似乎偶然地凑到了一起，却显示了某种必然的命运。一个精神贫乏、缺乏独特个性的人，当然不会遭受精神上危机的折磨。可是，对于一个精神需求很高的人来说，危机，即供求关系的某种脱节，却是不可避免的。他太挑剔了，世上不乏友谊、爱和事业，但不是他要的那一种，他的精神仍然感到饥饿。这样的人，必须自己来为自己创造精神的食物。
尼采自己说：“当时我所做的抉择不只是与瓦格纳决裂——我觉得我的本性陷入了一种完全的迷乱，而其中的个别失误，不管涉及瓦格纳还是涉及巴塞尔的教职，仅是一个征兆。一种焦躁笼罩了我；我知道是刻不容缓反省自己的时候了。我感到惊恐，一下子看清楚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以古典语文学家为我的全部生存，我的使命，这是多么无益，多么草率。我为这种错误的谦虚而羞愧……在过去十年里，我的精神营养彻底停止，我没有学到任何有用之事，我荒唐地为积满灰尘的学术破烂而丢掉许多东西。睁着近视眼小心翼翼地爬行在古代诗韵学家脚下——这就是我所做的事情！”
1879年，尼采结束了十年教授生涯，从此开始了他的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友伴的孤独的漂泊生涯。
世纪之交的殉道者
这时候的尼采，35岁，已过而立之年，精神上成熟了。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现在我敢于自己来追求智慧，自己来做哲学家；而过去我只是崇敬哲学家们。”
“现在我自己在各方面都努力寻求智慧，而过去我只是崇敬和爱慕智慧的人。”尼采不再是一个古典语文学学者，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哲学学者，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即一个独创的哲学家了，因为，倘若没有独立的创造，算什么哲学家呢?
雅斯贝尔斯说：“尼采一生的主要特色是他的脱出常规的生存。他没有现实生计，没有职业，没有生活圈子。他不结婚，不招门徒和弟子，在人世间不营建自己的事务领域。他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么。然而，这种脱出常规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质的东西，是尼采全部哲学活动的方式。”
事实上，尼采的主要著作，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的成熟作品，包括《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以及未完成的《强力意志》，都是在脱出常规的漂泊生涯中写出的。
问题在于，尼采的思想受孕于欧洲文明濒临深刻危机的时代，他的敏感使他对这种危机征象有格外真切的感受，他的勇敢使他直言不讳，他的真诚又使他不肯言行不一，因而，这个反对一切传统价值的哲学家，必不可免地要过一种脱出常规的生活。他的哲学思考方式必然要影响到他的实际生活方式。他向传统的挑战必然导致他与世俗生活领域的抵触。他对这种情形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我必须永远做一个殉道者，以度过彻底贷出了的一生。”[ 尼采致奥维贝克，1883年2月11日。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尼采导论》，第88页。]“当一个人要靠作品来批准自己的一生，他在根基上就变得极为苛求了。”
尼采并非一个生性孤僻的人，年复一年的孤独的漂流也并非一件浪漫的乐事。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尼采一次次发出绝望的悲叹：“我期待一个人，我寻找一个人，我找到的始终是我自己，而我不再期待我自己了!”“现在再没有人爱我了，我如何还能爱这生命!”
“向我传来的友好的声音如此之少。如今我孤单极了，不可思议地孤单……成年累月没有振奋人心的事，没有一丝人间气息，没有一丁点儿爱。”
在给妹妹的信中，他情不自禁地谈到“那种突然疯狂的时刻，寂寞的人想要拥抱随便哪个人”!
友谊，尼采是多么渴望友谊啊。“你神圣的，友谊!我的最高希望的第一缕晨曦……”
可是，这个害怕孤独、悲叹孤独的人，同时又向往孤独，需要孤独。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距迫使我孤独”；他感到，在人群中比独自一人更加孤独。他不肯降格以求，宁愿走到沙漠里与猛兽一起忍受焦渴，不愿与肮脏的赶骆驼人同坐在水槽边。他把孤独当作自己的家，并且说：“我需要孤独，也就是说，需要康复，回到我自己，呼吸自由、轻快、活泼的空气……我的整部《查拉图斯特拉》是一曲孤独之颂歌，或者，如果人们理解了我的意思的话，是一曲洁净之颂歌……”
哪一个心灵正常的人，不需要来自同类的爱和理解呢?然而，哪一个真正独立的思想家，不曾体会过孤独的滋味呢?当尼采认清，孤独乃是真正的思想家的命运，他就甘于孤独，并且爱自己的命运了。在既自愿又被迫的孤独中，在无家可归的漂泊中，靠着微薄的教员退休金，尼采度过了他生命中最丰产的十年。倘若不是因为精神失常，这种孤独的漂泊生涯会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结。可是，1889年以后，他的神智始终处于麻痹状态，只是在母亲和妹妹的护理下苟延无用的生命。他于1900年8月25日在魏玛去世，而他的生命在1889年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尼采所预见的“必将笼罩欧洲的阴影”，就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在19世纪已露端倪，在20世纪完全明朗化，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为西方思想界广泛地谈论着。危机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资本主义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之相伴随，在哲学上便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半分天下，占据绝对优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哲学，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对于科学、理性和物质文明的迷信。接着，这种迷信也动摇了，人们发现，科学也有其局限性，单纯的物质繁荣只能造成虚假的幸福。欧洲人失去了过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面对传统价值的荒凉废墟，苦闷彷徨，无所适从。
在19世纪，最早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危机并且试图寻找一条出路的人，来自左边的是马克思，来自右边的是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
这里，我们只是简要地提示一下尼采对于现代思潮的一般影响。
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尼采首先从基督教信仰业已破产（“上帝死了”）的事实，引出了一切传统价值必将随之崩溃（“一切价值的重估”）的结论。他把欧洲人面临的价值真空指给全体欧洲人看了。在他的时代，这种揭示或许被人看作危言耸听；可是，到了20世纪，人们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这种价值真空，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价值真空意味着人生失去了从前似乎明白而确定的意义，于是人的存在的荒谬性成了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一个主题。价值真空又意味着人生并无超验的约束，于是人的自由、人性的开放性和无限可能性也成了现代西方文学和哲学的一个主题。
第二，尼采由旧价值的崩溃进一步引出价值的相对性的结论，强调每个人必须独立地为自己创造价值，提倡个人至上，自我实现。尽管他没有使用“异化”的术语，但是他用自己的语言揭露了传统文明导致个性丧失、自我失落的事实。现代西方思想界纷纷谈论现代人的“无名无姓”，热衷于探讨“异化”问题，强调自我的重要性，部分地可以追溯到他。
第三，尼采是最早起来揭示科学理性的局限性的人之一，他也是第一个明确地揭示人的心理中无意识领域并加以细致剖析的人。在这方面，在他之前尽管不乏先驱者，但都不及他论述得具体而透彻。遍及现代西方文化各领域的强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如现代派文学艺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现象学运动，存在主义哲学，等等，尼采实为始作俑者。
第四，尼采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人学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明确主张，哲学以探求人生意义为鹄的。他对人性的看法，以人的超越性为基调，富有现代特点。在他之前，尽管有费尔巴哈首倡哲学人学，但费尔巴哈对人性的看法基本上落入传统范围，不足以代表现代的开端。
有人说：尼采所谈的问题是人人都能领会的，特别是现代世界中那些迷失方向的人都能领会的。尼采哲学所表达的正是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的痛苦和寻求的渴望，也许这就是尼采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