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绅（772年—846年），字公垂，祖籍亳州，后迁无锡，中唐宰相、诗人。据新旧《唐书》载，李绅出身“世宦”，祖上三代为官。他是“官四代”，不过，他的官做得很大，最高职务为“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进入大唐帝国领导人序列。他另有三个特点，一是六岁而孤，二是身材矮小，三是诗写得好。
李绅画像
国人即使不知李绅是谁，也会很熟悉这两首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云溪友议》卷上，第10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李绅以这两首“悯农”诗名世（其实，该诗作者是谁，唐宋之间就有争议），但诗作者并无确切史料，范摅（《云溪友议》作者）只是说李绅以此诗作为求职的“敲门砖”，从而受到吕温的赞赏，称其日后“必为卿相”。这两首诗不仅政治正确，而且情感深沉，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与悲悯，也体现了对社会不公的批评与指责。
脑袋决定屁股。不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上层建筑也决定思想感情。随着李绅进入官场，步步高升，他的思想感情也与这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
01
六亲不认
李绅所在的官场是个绞肉机。个性不同，禀性各异的人们，进入官场，如同被绞肉机彻底绞碎，重新塑造，重新成型，从而成为千篇一律、面目可憎的同类人。官场之上，人性无法立足，官性通行无阻。只有在进入官场之前或退出官场之后，人性才会自然存在，或者慢慢恢复。假设“悯农”诗是李绅当官前的作品，那么，当时的李绅显然是有人性的。在他进入官场之后，人性不见了，官性滋长了。范摅是唐末时人，去李绅生活的时代不远，他曾记下了李绅的两个细节：
李元将评事及弟仲将尝侨寓江都。李公（李绅）羁旅之年，每止于元将之馆，而叔呼焉。荣达之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也；及为孙子，方似相容。（《云溪友议》卷上，第9页）
李绅与李元将都曾寓居江都。李绅发迹之前，对李元将叫叔；李绅当官之后，李元将在其面前只能以孙子自居。官性淹没人性，此为一证。
有崔巡官者，昔居郑圃，与丞相（李绅）同年之旧，特远来谒。才到客舍，不意家仆与市人争竞。诘其所以，仆人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其仆、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尝识君，到此何不相见也？”崔生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卑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留服罪，笞股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恸哭。（同上，第9-10页）
书中对这两事如此评论：“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在古代，“同年”有生辰同岁或科考同届之义，绝不包括仇人或敌视的涵义。在江都做官的李绅，六亲不认，薄情寡义，无论故旧亲朋，一概翻脸不认人。崔巡官与李绅“同年”，故人却成仇人，讨好反遭羞辱，尽管“特远来谒”，只为拜见“非时”，终难逃脱被李绅“笞股”（打屁股）的待遇，甚至恸哭都不敢高声。
02
凌虐百姓
极其疑心“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及“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两句，原本是否与李绅无关。从思想感情上，这些诗句对农民寄寓了深重的同情与不平。谁能想到，做官后的李绅，却是百姓不公与苦难的制造者。北宋官方修纂的史书有这样的记载：
李绅为淮南节度使，因科蛤为属邑令所抗云：“奉命取蛤，且非其时。年冬冻寒，滴水成冻。蛤若生于浅水，犹可涉胫而求。蛤既处于深泉，非没身而不取。贵贱则异，性命不殊。”绅惭而止。（《册府元龟》卷901，第10682页，中华书局，1960年）
这则轶事不仅见于北宋民间的史料笔记《南部新书》丁卷，也见于北宋官方修纂的《册府元龟》。李绅是一个极讲官威、派头很大的人。一个基层干部居然对李绅征收蛤蜊的行政命令提出质疑和批评，重要的是，批评者所持的却是“贵贱则异，性命不殊”的观点。在等级森严的皇权社会中，公然强调生命与人权的平等，这是何等之不易！庆幸的是，这回李绅没有发作，甚至感到惭愧，也算一个例外。
李绅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发生了叔叔成了孙子，同年成了囚犯的事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普通民众的心态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民众纷纷逃离李绅治下，其状如过江之鲫。
邑客黎人，惧罹不测之祸，渡江过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丞相（李绅）曰：“汝不见淘麦乎？秀者在下，糠粃随流，随流者，不必报来。”（《云溪友议》卷上，第10页）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百姓们惹不起，却还躲得起，只好用脚投票，纷纷渡江而逃。基层报告李绅时，他怎么回答呢？他以淘麦子作比——逃走的如同漂浮的秕糠，都是莠民、草民。属于“低端人口”，不必上报。这样的暴政、恶政，不仅收入晚唐的《云溪友议》，而且载入北宋官方修纂的《太平广记》。如果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还称得上以天下苍生为念，那么，“科蛤”与“淘麦”的施政实践与理念，则完全走向了反面。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以李绅《转寿春守》 序、《宿越州天王寺》和《拜三川守》等几篇作品，极力称许其“任地方官期间的刚严吏治、宽缓爱民”云云，实则不足为据。纪晓岚在李绅《追昔游集》提要中就批评说，“新唐书本传所载，贬端州司马祷神滩涨，及防寿州虎不为暴，为河南尹恶少敛迹，皆语出此集。史传事须实录，而宋祁（《新唐书》主编）以绅所自言者为据，殊乖征信之义。”（《钦定四库全书·集部二》）
03
谄媚上司
官场中人，往往两副面孔，对下是狼，张牙舞爪，威逼恫吓；对上是狗，摇尾献媚，驯从温顺。李绅在上司和权贵面前，就暴露出另一副面孔。在这里，悲悯农人的情怀，变成了谄媚皇室的“上司至上”心机。宋人王谠的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新昌李相绅，性暴不礼士。镇宣武，有士人遇于中道，不避。乃为前驺所拘。绅命鞫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楼前，尚容缓步；开封桥上，不许徐行。汴州岂大于帝都，尚书未尊于天子。”公（李绅）览之，失色，使逸去。（《唐语林》卷六，第598页，中华书局，1987年）
古代官员出巡，大概不会戒严封路，但“回避”“肃静”还是少不了的，至少官员所经之途，贩夫走卒、闲杂人等是要清场的。此次李绅出行，前卫抓到一个不开眼的。没想到，这次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而是奴才撞了皇家人。对方口气很大，后来始知是皇族。李绅先是“命鞫之”，继则“使逸去”。的确，“汴州岂大于帝都，尚书未尊于天子”。天下都属李唐，臣僚只是奴仆，李绅对此心知肚明。如此前倨后恭，如此大变脸，可以看出李绅的官场嘴脸。
李绅在其诗歌自选集《追昔游记》中，收录一则“虎不食人”的七律，诗前小序称：
霍山县多猛兽，顷常择肉于人。每至采茶及樵苏，常遭啖食，人不堪命。自太和四年至六年，遂无侵暴，鸡犬不鸣。深山穷谷，夜行不止。得摄令和僎状，称潜山县乡村正赵珍夜归，中路与虎同行至家。竟无伤害之意。（《全唐诗》卷480，第5468页，中华书局，1980年）
李绅诗中描绘的场景，不是神话就是奇谈，不过是歌颂中唐盛世。从字面看，“虎不食人”似乎与官场关系不大，而下面这则“蝗不食苗”，则蕴涵着深刻的官场精神。这则故事不仅见于北宋的官修类书，而且载入五代时的官修正史：
李绅，文宗开成中为宣武军节度使。自奏“境内蝗不食苗”。有诏嘉之。寻令刊石于州之相国精舍。士大夫无不哂之。（《册府元龟》卷917，第10849页）
（大和）二年（828年），夏秋旱，大蝗，独不入汴、宋之境、诏书褒美。（《旧唐书》卷173，第4499页，中华书局，1975年）
李绅出身官宦世家，于官场把戏，从小耳濡目染；步入官场，宦海沉浮，直至宰相。他深知官场规矩，不虚报浮夸出不了政绩，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于是就自导自演了这出荒诞剧。虽然荒诞，皇帝居然就认可了。既然皇上下达了“治蝗”诏书（即《忧恤旱蝗诸州诏》），各级官员就要层层加码（大概那时“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骗上处处兑水水到渠成”就已是潜规则）；既然“有诏嘉之”，那就“寻令刊石”，任凭他人“无不哂之”，毕竟好官“我自为之”。
04
骄奢淫逸
史书称，李绅六岁而孤。其家世是否贫穷得不可描述，不得而知。在其童年时，其父曾在江南水乡任乌程县（今浙江湖州）令，家境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在此情况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种情怀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消失的？清人丁福保在《历代诗话续编》中写道：
李绅罢镇在京，慕刘（禹锡）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䰀鬌梳头（《全唐诗》作‘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历代诗话续编》卷一，第10页，中华书局，1983年）
此事见于李绅的同代人孟棨的《本事诗》，此后又见于多种史料或笔记。此诗也收入《全唐诗》（卷365，第4121页）。李绅邀请刘禹锡赴家宴，觥筹交错、轻歌曼舞之际，刘禹锡为李绅的家妓题诗，李绅直接将其妓赠给刘禹锡。诗中的“司空”“刺史”本是官名，但从“司空见惯”，也可看出李绅花天酒地、狎妓宴游、骄奢淫逸，已是生活常态。至于网上流传的李绅吃鸡舌的说法，没有看到确切史料，此处不议。
05
苛虐施政
晚唐人范摅如此评论李绅的执政风格：
李公既治淮南，持法清峻，犯者无宥，有严、张之风也，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言之。（《云溪友议》卷上，第9页）
这个评价也为《太平广记》所采纳。从“持法清峻，犯者无宥” “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的字面看，李绅似乎是一个严格执法、惩处邪恶的执法者，然而，“出于独见，寮佐莫敢言之”一语，恰恰说明他是一个如同汉代严延年、张汤一样独断专行、苛刻酷暴的酷吏。《太平广记》还有两段有关吴湘案的评价：“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然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戮有罪，犹待秋分，永宁吴尉弟湘，无辜盛夏被杀。”（卷269，第2111页）“为威烈”，“陷暴刻”，“恣威权”——古代史家的遣字用词，在在体现了其酷吏特征。
《云溪友议》除了记述李绅的“同年”因拜谒“非时”，而被 “笞股二十”的恶行，还提到另外一则事例：
又有宿将有过，请罚。且云:“臭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其槚楚。凡所书判，或是卒然，故趋事皆惊神破胆矣。（《云溪友议》卷上，第10页）
文中的“宿将”，大抵是一位老将军或者一名老兵。到底挨了李绅一顿刑杖。“故趋事皆惊神破胆矣”，这简直是一个“活阎王”式的残暴官吏。
北宋史书则记述了李绅的另一事迹：
李绅为扬州节度使，有举子诉扬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试期。绅判云：“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各抛付扬子江。”其苛急也如此。(《册府元龟》卷697，第8317页)
阴记私仇，只待机宜，睚眦必报，加倍施虐，这是一种多么苛毒残忍的报复心理。
李绅头上套了“悯农”诗的光环套在，就总有人为之曲意辩护。有学者因李绅写过“每推至化宣余力，岂用潜机害尔生。休逐豺狼止贪戾，好为仁兽答皇明”（《全唐诗》卷480，第5467页）的诗句，竟称李绅是主张礼乐教化、反对严刑峻法的好官，这就好比贪官高调倡廉，战犯鼓吹和平。李绅作为官场中人，他的自我标榜并不能与其滥施苛政划等号。
06
结党营私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内斗，是危害中唐政权的三大顽症。正是由于三大顽症的发展与恶化，最终导致了大唐帝国的衰败与灭亡。牛李（牛僧儒、李德裕）党争是当时朋党斗争的主旋律，李绅则是李德裕集团的核心成员。在中唐政坛上，李绅与李德裕如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直至李德裕失势、李绅去世，持续了四十多年的党争才告结束。
前面提到的吴湘案，是李绅陷入党争的重要标志，也是他死后遭到清算的重要因素。处理吴湘案正值李党当权之时。《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四》对此案的叙述比较简明：
淮南节度使李绅按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强娶所部百姓颜悦女，估其资装为赃，罪当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恶武陵，议者多言其冤，谏官请覆按，诏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还言：“湘盗程粮钱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资治通鉴》第17册，第8014页，中华书局，1956年）
其中的要点是：一、吴湘与李德裕有私人恩怨；二、李绅迎合李德裕判吴湘死刑；三、复审结果证明李绅定罪不当；四、李德裕调离贬职复审官员；五、仍按李绅原判执行。《旧唐书》叙述了案件经过，其中有吴湘之兄“言绅在淮南恃德裕之势，枉杀臣弟”（《旧唐书》卷173，第4500页）。《新唐书》记载得更详细：“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湘罪皆不当死，绅枉杀之。”“湘死，绅令即瘗，不得归葬。”（《新唐书》卷181，第5349-5350页，中华书局，1975年）指向一致，李绅就是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
吴湘案的定案是在李德裕失势之后。大中元年（847年）12月，朝廷最终判决，“绅杖钺作籓，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同上书，第5350页）这个结论译成白话是，李绅身为军镇节帅，滥杀无辜百姓，依据神龙年间的诏书，对死去的酷吏都要削夺官爵，子孙不能做官，李绅虽然死了，请依据《春秋》戮死者的旧例，下诏削夺李绅三个官阶，子孙不能出仕做官——生前位极人臣（四年宰相），死后遭到清算。
对于李绅审定吴湘这起死刑案件，《太平广记》与《册府元龟》都有记载。后者多了两个细节，一是吴湘“与绅争婚颜氏”，二是“绅屡求之，意欲遗李德裕”，“为湘所拒，乃诬以他罪害之。”（《册府元龟》卷699，第8338页）这样的细节虚实姑置不论，李绅判死吴湘，主要原因是与李德裕结党营私：“李德裕党附李绅，乃贬元藻岭南，取淮南案断湘处死。于是李德裕等并坐贬官，李绅已死，追夺三任官诰。”（同上书，卷875，第10378-10379页）
07
正史野史
李绅的“悯农诗”载入小学语文课本，一代又一代的国人耳濡目染，影响巨大而深远，加之“诗以言志”“诗如其人”的文学观念的熏陶，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李绅是一个具有平民情怀的人民诗人。至于他在官场上的作为，绝大多数的国人并不了解。近年有人对李绅的政治生涯提出异议，指其悖离“人民诗人”的固有印象（笔者也曾于2011年6月26日在《文汇报》撰文），而有些人似乎在极力维护李绅的“既定形象”，对批评者横加指责，其理由往往是“倾向性地选择史料”“野史不能说明问题”，等等。
小学课本中的《悯农》（其二）配图
应当说明的是，本文引用的史料，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不消说，都是历代统治者公认的官方史书。即使《册府元龟》，也是北宋四大部书之一，为政事历史百科全书性质的史学类书。北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真宗命人编修历代君臣事迹而成书。“册府所大抵以‘正史’为主，间及经子，不采说部，故枫窗小牍谓其‘开卷皆目所常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林所重’。”（《册府元龟》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册府元龟》也是官史，而非野史。
《太平广记》是中国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是“宋四大书”之一（另三部为《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系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因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所以叫做《太平广记》。该书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以纪实故事为主的杂著，从内容上看，收得最多的是故事，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宋代之前的故事总集。正因其中收录了大量的纪实故事，才为后来许多正史所引用。
至于《云溪友议》《唐语林》，大抵属于唐宋笔记之类的野史。然而，野史却有正史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鲁迅先生曾指出：“野史和杂说自然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毕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他反而对正史评价不高：“‘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同上）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平和而稳健，他认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金明馆丛稿二稿》第81页，三联书店，2001年）史实的求真是困难的，官史的伪造、忌讳不消说了，野史的“讹传”“恩怨”，同样需要考据家们搜罗爬剔，验明正身。
应当指出的是，一些批评者对于野史所持的是双重标准。比如在《云溪友议》“江都事”一节中，范摅对李绅从政后的种种缺陷的描述，被认为是稗官野史，不足取信，而对把“悯农”诗归于李绅名下，却无条件地当作信史。看来，批评者坚持的并非学术精神，而是主题先行、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
（《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1期。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