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这一哲学的集大成者，是这一精神的化身。《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更是一阙思辨的凯歌。全书十卷全面地探索了伦理的和理智的两种德性，讨论了幸福和至善最高范畴，提出幸福是合乎德性实现活动的基本命题，最后以思辨是最大幸福的最强音而终曲。《尼各马科伦理学》在亚氏现存三种伦理学中是最完整的一种，全部已知的亚氏著作中其体例、结构也是最齐备的。所以，说它是一部由斯塔吉拉哲人亲手完篇的作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断。如若这样，那么这部伦理学著作就不再意味着是由某一名为Nikomakhos的人后来编成，而是作者本人题名献给作为御医的父亲，或纪念其在临终时尚在念念不忘的幼子的。不过，还是不要徒托空言，纠缠这种历史呆帐，赶快回到把思维和存在当作一回事的、实实在在的思辨哲学上来。
思辨(theorein)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它作为完满真理和不可动摇的核心，已经以诗的形式由巴门尼德阐明在他的《真理之路》里了。他指出，这种认知方式之所以能成就完满，保持其不可动摇，由于它是思维。而思维只能是概念思维，而概念本身却同样是思维的产物。所以可以在这里说：思维和被思维的是同一回事情。这一思想在古希腊哲学里被概括为一个公式：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togar auto noein estin te kai einai，由于theorein的名词形theoria在现代语里习称为理论，所以思辨在现代意义上也就是理论思维。它是一种主体和对象处于同一中的认知方式。由于两者同一互不陌生，故能成就其完满；由于两者同一互不排斥，故保证其不可动摇，无三心二意。须应说明的是，对同一这个词尚应作更深层的理解。古希腊语里to auto的本意是自身，自身的东西固然是同一的，但更深于同一，更广于同一。在理论思维、概念认知里，概念就是思维自身，主体和对象浑然一体不相排斥，形成了真理之路。理解思辨就须把握to auto这一核心，它不仅是关系，更显示着中性，意味着实在。
to auto是思辨哲学的拱石，漫步学派的伦理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它把思辨贯穿于实践和行为，使之成为关于属人事务的哲学(hee peri taanthropeia philosophia)，可简称为“人事哲学”。它与形而上学、物理学三足鼎立，可以毫不犹疑地称之为吕克昂讲坛上的第三哲学。它的第一个范畴、最高的范畴就是最高善。善是一切活动的目的，万物都是向善的。但目的不同种类不同，而且等差悬殊。那一目的之目的，一切活动所同趋的目的，就是最高善(to aristion)。这一目的为一切它物所选择，自身却不为着任何它物。如若为了它物，它就是有所为、有所依而非最高的善了。如若它确乎存在，有所选择，那就只能是就自身而存在，为自身而选择。所以，自身(to auto)这一理念，不但是思辨哲学的拱石，同时也是思辨哲学的标记。它不但开拓了西方的思辨哲学和理论思维传统，同时也孕育了整个基督文化。人们经常引用一句费尔巴哈的名言，思辨哲学的秘密是神学。但反过来说，基督教神学的秘密是思辨哲学，也许更合乎事实，顺乎情理些。最高的东西是普遍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当然是唯一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独立自主，不依它物，就是自身的善。
最高善是行为和时间的终点，而不是始点。在属人的事务中，人们所公认的始点是幸福。而大多数人认为生活优裕，行为善良就是幸福。好名者则认为荣誉就是善。快乐和荣誉虽然都是可选择的目的，但都是自身以外的它物，惟有思辨生活才是为自身的选择，才是不累于它物的最大幸福。斯城哲人把敛财者(khrematistees)完全排斥在生活之外，因为财富自身并不成为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敛财者为财富所强制，受奴役，不得自由，故算不得生活。
苗力田
最大幸福也就是最高善。它是一切选择所求取的终极目的和完满实现。它自己却只是为了自身而不累于它物，所以它是自足的，autarkeia这个词由auto（自身）和arkein（满足）组合而成。自足的理想几乎成为希腊精神运转的动力，幸福的个人是自足的，繁荣的城邦是自足的，而广袤的宇宙为了维持其自足，也必须是一个有限的圆形。弗·培根未见到这一点，以斥之为种族成见为满足。这种自足是通过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达成的。最大幸福，最高善就是最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就是说，幸福不是僵死的、现成的，而在实现活动中。它也不能是暂短的，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
这样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必然同时是快乐的，对于爱德性的人来说，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就是快乐自身。并且，这样为一切爱德性的人所欲求的、最伟大、最高尚的事业，也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幸福eudaimonia了。它不再仅仅是因好精灵(eudaimoon)的呵护，而是神所恩赐。这样的活动，使一切潜在能力都得到完满实现，生活幸福当然巩固而持久。一桩公正行动，因其公正而被称赞，一场竞赛的胜利，因其胜利而受奖赏。幸福却不能像这样被称赞，受奖赏。这表明它是更伟大、更崇高的事情，是最高的善。它是属神的，对它我们不能按照人的准则加以称赞，颁以奖赏。这种既不能称赞，也无法奖赏的事情是属神的，是神之所赐的makarios。世人追求幸福，上焉者功名富贵，下焉者声色犬马，都是累于它物，而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是最高善，是自足autarkeia，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物而嘉，为己而悲，这是自我的丧失，把自身不当作自身而当作它物。完满的自身要实现于善恶、福祸和荣辱的彼岸。
双目为视之官，生目而能看。双耳为听之官，生耳而能听。一切事物都各有其功能。功能就是ergon，难道人作为人却没有其整体的、共同的功能吗？当然有的，这就是灵魂理性部分的实现活动。实现活动energeia由en（在于）和ergon（功能）构成。功能相同，其实现活动却大不一样，吹笛是笛手的功能，不会吹笛就算不得笛手，但吹笛能手却把笛声吹得绕梁三日，使仲尼先生听了而不知肉味。德性aretee可泛指一切事物的优越性。但在伦理学里，被较严格地规定为对功能完满现实的具有。具有ekhein是动词，这里作为实词，采用它的名词形式heksis。这样能力的具有不但见之于人，同样也见之于物。由于这种对象的区别，就把人的heksis称为品质，把物的heksis称为性质，行为的德性，即被界定为：受称赞的品质。品质的具有是更为根本的，欲求提高德性，就先从培养品质开始。品质是自身所具有的，不是从外面加上去的。
漫步派伦理学把德性分为两类，一者是伦理的，一者是理智的。伦理德性来自社会风习的，是ethikee。理智德性是出于思考的，是dianoetikee，思维是理智nous的功能。但这两种德性并不是平行的。在这里理智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它是灵魂最贵部分的德性，一切选择都离不开思考和策划。亚里士多德关于mesotees（中道）的著名说法，不仅仅是给行为方式提供一个准则，教导人们怎样正确地对待痛苦和快乐。在痛苦中反应得过度了成为鲁莽，不及了变成怯懦，只有中间了、适度了才恰到好处，造成勇敢。对待快乐，如若过度了成为放纵，只有节制才是快乐方面的中道。伦理德性就是关于痛苦和快乐的德性。德性被过度和不及所破坏，而为中道所保全。只有像勇敢的人和节制的人那样做事，才能成为勇敢的人和节制的人。合乎中间的品质才是可称赞的。德性不同于技术，技术的目的在制作的结果中实现，伦理的目的只能在不断地实现活动中。
亚里士多德
中道说在思辨的德性论伦理学里，更重要的是一种理智德性的优先论。因为亚里士多德的mesotees作为行为准则，它是舵师的航标，射手的箭靶，如柏拉图的paradeigma一样也是来自诗的比喻，其自身并不能起实际的规范作用。在战场上要断定一个士兵的行为是过度了，不及了，还是恰恰准确走在自己的航道上，击中靶的，就须思考，反复地思考。如若是实现一种勇敢的行为，将军培养勇敢的战士，进行勇敢的战斗，那不但须更多地反复思考，还要周密地策划了。孙子兵法上也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始计》）也是把智之德放在第一位。中间属于量的范畴，判断何者过度，何者不及，何者不偏不倚恰恰中了目标，首先就须备有一个衡器。而属人的事务中，是是非非，并不存一种公认的衡器。在这里，中间、过度和不及，每一方都以某种方式与其它两方相对立，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它们自身之间也相互反对，中间又和两个极端相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实践和行为都是个别的，这相互反对，既在个别事件自身中有其原因，在我们中也有其原因。
判断行为中的过度、不及和中间的困难，既然在我们自身也有其原因，那么也就可以在主观上找到一个准则，使人们掌握了它就具有了善于选择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发现这一准则就是应该dei。这一准则的发现，在西方伦理史上比那著名中道，实具更重大的意义，首先把伦理判断简化了。在这里人们不必再细去推敲中间和两极之间种种对立，可以判定凡是应该的行为，就是合乎中道的活动，过度和不及都是不应该的。其次，怎样才算应该，虽然同样没一个确定衡度，属人的事务中就不应要和数学同样的确切。但进行判断过程中，到底有了更多的、较为确定的参照系。在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中，人们可以就对象、时间、地点、数量、目的和方式等诸多方面作出选择。如果对一个应该的人，在应该的时间，从应该的地点，以应该的数量，为应该的目的，用应该的方法去忍受痛苦，他就有了勇敢的行为，是一个勇敢者。同样，他以同样的种种应该去感受快乐，他就有了节制行为，是一个节制者。最后，就应该来判断，虽然仍不具备像数学那样的确定性，但在思维层次上却是更深了，把伦理德性的领域拓宽了。正因为应该这一范畴的提出，增强了伦理思维学的活力，在这一基础上康德筑起德性伦理学的大厦来。青出于兰，这位王山(K onigsberg)教授也确实做到了，像对自然科学一样，给伦理学发现一种普遍、必然判断，绝对命令式来：“你应该！”
话虽如此，不过伦理德性是习俗的领域，为它的境界，在这里一切判断所针对的个别事件，到底对应该什么人，应该在何时何地，应该有多大，以什么方式，应该抱什么目的，我们并不是可信的裁判者。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生活优裕固然不易，行为善良则更加困难。只有理智德性，只有思辨才是巴门尼德所描述的仙境，这里既无杂多，也不变异，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在这里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是自身，思维是思维着的存在，存在是被思维着的思维，在这里既没有什么过度，也不存在什么不及，当然中间自行消失了。理智德性是第一位的，伦理德性、实践德性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及，是相互对待，有条件的。它在很多方面是出于肉体，与感性相关，按各有其分的原则，要求诸多。而且行事越是巨大，越是高尚，这种需求也就越多。为着能准确命中中间，它像在大海中需要经验丰富的舵师，在弓箭丛中需要技艺高超的射手一样，需要善于选择的品质。伦理德性就是我们感受好和坏的品质，过度和不及都是坏的，都是不应该的，只有合乎中道的行为才是好的，才是应该的。失误是多种多样的，而中间只有一个，命中只有一次。所以，理智德性，思考和策划贯穿在全部伦理德性活动中，是一刻也少不了的。这种实践生活中的智慧，就是明智，是phroneesis。
《尼各马可伦理学》
人们的行为的选择是要经过事先的思考和策划，选择这个词proairesis就是由pro（在先）和hairesis（取得）两词组成，取得就事先进行思考，正如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为人们取得神火须先经缜密思考一样。所以选择就是先在的策划。策划只能是属人的事情，前途未卜，成败难定，如果事情笃定，大功告成，也就不须殚思竭虑去策划了。选择是有目的的，它不但要有可达到的目的，而且要有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策划主要是思虑达到目的的手段。人人都希望幸福，但没有能够选择幸福。因为幸福本来既不是一个达到的目标，也找不到可达此目标的手段。它只能在正确的选择中，在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中。一切行为都是经过策划思考，行为的始点就在行为者自身，自身是行为主宰，行为都是自愿的。自愿行为的开始既在我们自身，那么一切行为都是我的行为，自己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完全的责任(aitios)。做一个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都是由我们自身决定。即或行为不是自愿，出于无知或受到强制，就更应该负双倍的责任，不但要对后果负责，还要对造成无知的懒惰、甘受强制的怯懦负责。有人说富贵浮云，善不过是显现，是表象，那么人也应对自己的表象负责。每个人是什么样子，目的就对他显现为什么样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做了行为的主人，就要对自己负责任。既然让他负责任，就要让他作主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生存(existence)在西方哲学里一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斯宾诺莎说：“自因其本质就包含着existentia”（《伦理学》Ⅰ-1），现代西方更是如此。海德格尔就把existenz界定为：“此在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相关的那个存在。”（《存在与时间》，第12页）
理智德性是伦理德性的导航者。在伦理德性中，中间是惟一的原理，不但能只知道这一原理，空谈这一原理，还要清楚明白确切地(spphoos)反复思考(dianoea)和策划(bouleusis)，这正是理智德性。理智德性是灵魂有理性部分的德性，to logon ekhon。logos本意为言说，所以把这个词组仅译解为有理性那就太狭隘，于此同时从词汇的本意，应是包含着会说话，懂道理，以及更多的意义。由logos这一概念自身，一开始就显示了讲话和道理、思想和语言本属一体。语言之后来为哲学的主要领域早是意中之事。理智是思辨的，思辨的主题有两种，一种是对可变事物的思考，一种是对不变事物的思考。对可变事物的，是经过思考的欲望，是实践思考，是dianoia praktikee；对不变事物的思考是理论思考，是dianoia theoretikee。但这种在完全相反领域内的思辨也有共同之点，因为善和恶实际就是真和假。在思辨哲学、理论和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用以追求真理或曰除解障蔽的方式分为五类，它们是技术(tekhnee)、科学(epistemee)、明智(phronesis)、智慧(sophia)和理智(nous)。
技术以可变事物为对象，但它具有理性和按照理性与原理操作的品质(heksis logou)。没有任何技术不是原理创制。技术像母亲的生育一样，要制造出什么东西来。创造必须经过对被创制东西怎样创制的思考。创制的始点在创制者，不是自然的，更不是必然的，所以俗语说，技术就是机遇(tekhnee tukhee)，技术是创制的智慧。科学和技术不同，它被定义为：是对普遍和出于必然事物的判断。科学是有证明的，证明必然须从前提开始，科学有着始点。始点则是无证明的，不然就无穷推论，证明下去，永无止境，步于无穷。所以科学的始点是理智的对象，理智则不必证明。“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人们必须pisteuein（相信）它的存在，所谓自明公理，就是信为真的公理。不具备这样的信念，科学就不能立足。所以科学、明智和智慧都是探求真理、排除掩盖的不同方式，都不涉及知识的本原和始点。
明智这个词的词根phreen原本是心脏，古时的人们把心脏看作是思维器官，所以就派生出一种专门的思维的方式。它是一种依理性而实践的品质，明智以可变事物为对象，所以不是科学。为自己的目的，明智在实践之外又创制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它又不是技术。这样，明智是对个别事件的智慧，所以往往被称为实践智慧，被认为主要是种政治品质，它有自己的对象，所以有别于以普遍善为对象的理智。明智以个人为终极对象，有别于以普遍定义为对象的理智。明智的人就事论事，适可而止，仿佛具有种辨认图形的感觉。只有明智才能提高知识，使行为者成为自己的主人。最后，知识启动智慧，发挥潜能。使高尚的德性对灵魂的眼睛形成，所以具有合乎德性的品质才是德性，没有善良就没有明智。明智是沟通伦理和理智的桥梁，它们的关系是明智以伦理德性为本原，伦理德性以明智为准绳。
智慧这个词，据认为来自光(phoos)，它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获得了更高的神圣。然而在希腊哲学文献里还是十分通俗化，人们把最完满的德性，最娴熟的技术，最精确的科学都称之为智慧，拥有这样德性的人称为智者。从狭义方面看，智慧只适用于全面的知识，只懂得点演绎推理的人不能称为智慧，他们还应探求更普遍的真理。正因为如此，人们称泰利士和阿那克萨戈拉为智慧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一无所知，所追求的却是不属于自己的善。把良好的政治与此相比，称之为智慧，是无稽之谈，是荒唐的atopoon。政客们顺风使船，见机行事，一切事情都看时间、条件和地点，这只不过是实践智慧，是明智，而不是智慧。从以上所见，智慧和明智的区别是明显的。至于两者的关系，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斯城哲人也只能借用医学为比喻了。他说明智不是智慧主宰，智慧也不是明智的附庸。两者不可分离而相互作用，正如医术之于健康一样。健康不是由医术生成，而是因医术生成。医学只为健康开处方，而不向健康命令，绝不包治百病。
理智德性只是对伦理德性的思考，通过这种思考把伦理德性的领域拓宽，层次加深和目光放远。使它们不再局限于个别事件，而成为总体的、一般的德性。可以这样说，伦理德性在于倡导良好习惯的培养，理智德性则在于加强自觉的思维能力的训练。人是自由的，人是目的，不论他邪恶还是放纵，只有对人才能说出一般地，才用hoploos。只有人才能做出判断，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因为欲望和理智是属人的，而野兽只有感觉，它们无论如何凶恶和残暴，都不能评价为善和恶。因为兽类不具备作恶的本原或始点。理智才是本原和始点。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一个恶人所做的坏事要比野兽多一万倍。
快乐和痛苦，同时在理智上也是思考的对象。政治学就给公民创造幸福，而享乐也是构成幸福的一个部分，从词源上看，至善至美的神所享的天福(makar)，就是从动词享乐khairein引申出来的。所以虽不能把享乐当作人生的目的甚至于最高目的。人们说快乐妨害思考，快乐越多，妨害越大，常言说诗穷而后工。而实际也不尽如此，除了伴随着痛苦之外，也存在着纯净的快乐，不伴随着痛苦，不妨害思维的快乐，这就是思辨的快乐。思辨的快乐决无痛苦，一无所缺，并不造成任何障碍。这种快乐不但不妨害思考，反而启动智慧，推进学习，使它们活动得更好。快乐是自然品质的现实活动，它不受限制，没有终点。
更进一步说，快乐本身就是善，就是幸福。凡属品质的实现活动，如果不受到其他阻碍，即成为幸福。而快乐正是幸福的最佳选择。幸福等同于快乐生活，它就是完满，它包括了一切的善，身体的，外在的和机遇的，所以这种生活是美满，其生活不因匮乏而受阻。人在本性中总有属神的东西。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善良的人们有着更为快乐的实现活动，他比其他人更加幸福。出于自然的快乐不是偶性，不存在过度，它是由健康的本性造成的。实现活动也不仅是运动，万物静观皆自得，快乐更多反而是在静止之中。
哲学是对理智的爱，友爱在理智德性中，也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它被认为是一种比公正更重要，在生活中最为必需的德性，因为不论在思维中，还是在实践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友爱不但联合公民，还使友邦团结，既然是朋友就可不计公正，而在判别公正的时候，却不可忘记友情。友爱(philia)出于动词philein（爱），在哲学里它与斗争、仇恨(neikos)相反，是一种把相反者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快乐大概是人类对友爱的共同感受。如若没有快乐，没有共同要求，人们也就不能在一起生活。友爱是种品质，是种选择，是相互之间的爱，双方都是对自身的爱。友爱和公正必需以共同的东西为基础，所以一切友爱都在共同性中。共同(koinoonia)这个词是由于动词共同占有(koinoonein)引申出来，朋友们都追求着共同的事业，患难相扶，苦乐与共。公正与友爱应该存在于同一些人身上，以同等程度并存。全部社团都是为了共同福利而开始，由于共同利益来维持，所谓公正就是共同的福利。友爱、公正和共同应该三者共存。而友爱和公正必须以共同的事业为基础，在腐败的政体中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并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所以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公正和友爱。
友爱的基础在于共同性，而最理想的共同性莫过于相互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思辨哲学把友爱升华为对自身的爱。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人世间风云变幻，即使德性的朋友，事过境迁，也难免割袍断交，反目成仇。所以，正直的人(epieikees)只有对己才能保持其正直(eikos)，真诚的人(spoudaios)只有对自己才能表现其热诚。所以善良才是真实存在，而理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存在，它高于一切。善良的人愿意与自己做朋友，并以此为乐。他坦荡地回味过去，宁静地观照将来，胸中充溢着思辨的愉悦。卑劣之人则灵魂分崩离析，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憎恶自己，逃避自己，总是处于悔恨之中。
既然朋友不过是自身的朋友，朋友就是另一个自身。这样以自身为核心的思辨哲学，最后不得不对爱自身或利己(philautos)这个公认的贬词进行思辨。人们总把自爱的人看作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自私坏人。斯城哲人，西方伦理学的开山者，却从理论深处而别开洞天。人之所爱首先岂不是自己，而朋友所以是我们的朋友就因为他是另一个自身。自古以来都把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友爱的最高准则。公正和高尚的人永远享受着高尚与公正，于是他把最美好的东西为自己占有，这样的人岂不是更大的自爱者，利己者。善良的人须顺从自身的主宰，伴随理智行事。正直的人(epieikees)是自爱的，他想自己真正像一个人一样。真诚的人(spoudaios)同样是自爱的，他为朋友、为邦国献出了全部热，把大部分高尚的事情都据为己有。这样看来，思辨哲学的利己主义，实际是它的反面，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这一个自我是思辨和实践主题的自我，是无私纯粹的自我。这样，我自身就是人自身，就是那个大写的人字。在人们说希腊的人本主义，其主旨大概就在这个auto罢。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朋友的快乐来自观看，这种快乐和思辨一样并不伴随痛苦。快乐就是完满和完整。它是完满的(teleios)，不须任何补充，它是完整的(holos)，不须任何增加。所以，快乐不是运动，任何运动都需要时间来完成。快乐永远是现在，是完满和完整。快乐生成于实现活动，它使实现活动完满。最完满的感觉就是快乐，正如理智和思辨一样。不同种类的实现活动，由不同的快乐来实现和完成，本己的快乐加强了实现活动，异己的快乐，妨碍以至消灭了实现活动。思维的快乐比其他一切快乐更纯洁。驴子宁愿选草料而不收黄金，猪以淤泥为乐，这种区别在人更大得多。所以，对快乐的评价，人仍然是万物的尺度。德性和作为善良的善良人，也就是善良自身才是尺度。一切善都是对真诚人spoudaios的显现。
斯城哲人最后回到伦理学的主旨：幸福。他指出：幸福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它不是一种人所具有的品质，品质是一种潜在能力。幸福不是游戏和娱乐，这只是儿童和有权势的人用来消磨时间，而不会去追求更为纯净和自由的快乐。与此相反，幸福就自身所选择的事情，它就是实现活动自身，它是自足的，是autarkees，它一无所缺，别无所求。它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艰苦严肃的劳动，把辛辛苦苦生活说成是游戏，岂非荒唐。
在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思辨是最大的幸福(eudaimonestatos)。思辨是理智的德性，理智是人的最高贵部分，是主宰和向导，是我们各部分中最神圣的。思辨就是这合乎本己德性的实现活动。它最为经久，最为快乐。哲学以其纯洁而经久，而有惊人的快乐。自足应归于思辨，自身之外它别无所求，也别无所出。幸福存在于闲暇中，自足和闲暇，不但有属人孜孜不倦，还有其他择天福的属性。理智是属性的。对人来说理智生活就是神性的生活。有死的人要竭力争取不朽。理智就是每个人的存在，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对人来说合乎理智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切不可相信，作为人就要想人的事情，作为有死的人就要想有死的事情，像这类流言蜚语。人要超过，并可以超过，因为他有着属神的、不死的部分——N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