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全兴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变成之后，还万分喜欢。”
——鲁迅
鲁迅对奴性的批判是旗帜鲜明的，直指黑暗的旧社会和专制的旧制度，力图震醒沉睡中的国民。鲁迅对奴性的批判对改造国民性具有深远的影响。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同学许寿裳讨论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三 它的病根何在？”鲁迅的父亲为庸医所误而病故，因此，他在1904年弘文学院毕业后便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学，目的是学成回国后可以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在一次上医学课前放的日俄战争新闻电影片的画面中，他看到许多体格强壮的中国人作为看客，麻木地看着日军砍下自己同胞的头颅。他受到强烈的刺激：“觉得学医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决计转向提倡文艺运动。
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有着很深的思考和认识，他痛感当时国民的落后和不觉悟，痛感改造国民性之重要和艰难。他说：“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与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他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的落后、不觉悟。因此，“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前期，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武器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在哲学上，他更多地受到尼采的影响。他认为：旧中国，“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倘若国人自觉，个性张，国家则便由沙聚之邦转为人国，“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因此他说：在当今竞争角逐的世界上，立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是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后期，鲁迅则以唯物史观为武器，观察中国社会，解剖国民性的弱点，唤醒国民的觉悟以起来改造黑暗的社会。
鲁迅主要是通过小说、杂文来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批判奴性，这是他与梁启超、陈独秀对奴性批判的重要不同之处。小说《阿Q正传》是活生生的“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灵魂”，阿Q的精神胜利法集中暴露了国民性中奴性的丑陋、可气和可悲。阿Q是无家、无业、靠打短工为生的农民。他有自尊、自负的一面，村上所有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甚至也很鄙薄城里人。他也想造反、革命，改变自己的境遇，由奴才变主子。另一方面，他受尽赵太爷、假洋鬼子和强者们的欺压和凌辱。眼见强者要打他时，他“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挨打，丝毫无反抗之意。在受强者的欺压和凌辱后，他心里虽一时愤愤不平，暗暗骂一句“他妈的”之类的话，但很快就认为，这是“儿子打老子”，精神上得到了自我安慰，以为取得了胜利，心满意足，过后也全忘了。
阿Q自轻自贱，奴性十足，明明是为强者所打，所侮，所辱，却找种种说法，藉以为反败为胜，在精神上得到了胜利。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阿Q精神。在官府审他的大堂上，他吓得身不由己的下跪，被当差人斥之为“奴隶性！”。但他在自认为比他弱的小尼姑、小D等弱者面前又显出是强者，伺机欺负、羞辱他（她）们。他周围的人们也常常欺负他，取笑他，对他的命运麻木不仁，在枪毙阿Q时，他们是喝彩的看客。鲁迅对阿Q及其周围麻木不仁的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孔乙己》、《药》、《端午节》、《孤独者》等作品也都从不同的方面暴露了旧社会的病根和国民弱点，目的是催人留心，唤起觉醒。
鲁迅的杂文，是刺向旧社会的匕首、投枪。他对奴性的批判，小说很形象生动，蕴义无穷，令人品味咀嚼，久久不能忘却；而杂文则文字虽不多，但思想深邃、犀利，有震撼力，同样令人难忘。鲁迅对国民性中的中庸、守旧、好面子、虚伪、势利、媚外、麻木、奴性等病态劣根性多有揭露。总起来看，鲁迅认为，总病根是卑怯、奴性，无自主、自立、自强的反抗精神。
有人认为，惰性是人类思想中本来就有的，中国人的惰性更深。中国人的惰性表现有二，第一是听天由命，第二是中庸。鲁迅则认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姿的，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鲁迅痛切地说：“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
中国人受强者的蹂躏已蕴蓄着很多的怨愤，但有些人却不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鲁迅称这些人是卑怯者，无论如何鼓舞，也不会使他们有面临强敌的决心。他对国民性中卑怯、奴性无比痛恨。他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他又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在强者面前，奴颜婢膝，逆来顺受，苟且偷安，这只能导致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直致灭亡，这是惨痛的教训。
鲁迅深刻地指出，几千年的专制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文化是造成奴性的根源。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尖锐地揭露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不过是人吃人的历史，“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他在《灯下漫笔》中进一步说：“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吃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国是奴隶之国，“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官方的学者们竭力美化历史，鲁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过去的时代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针对保守、复古思潮盲目赞颂中国文明，鲁迅激愤地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鲁迅对奴性十足的奴才进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奴性者虽卑怯，无自主性，但它对强者和弱者有着两副绝然相反的嘴脸：“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基于对历史的思考，他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且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是对奴才做了主子而显出的嘴脸的勾勒。
他又对主子沦落成了奴才的嘴脸作过揭露：“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奴才与主子可以转换，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主义并没有动摇。这是因为奴才的这种卑劣性是由专制制度造成的。“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专制制度造出奴才，专制制度需要奴才，专制与奴才是相依为命的。
奴性为奴隶之性，但并非所有奴隶都有奴性，都是奴才。当奴隶觉醒之后便有了反抗意识，这样的奴隶决不是奴才，而是反抗压迫者的英雄。鲁迅说：“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篾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鲁迅认为，文学家们的使命在于唤醒奴隶们的觉悟。
他对宣扬奴化意识以麻醉人的精神的帮凶者表示出极端鄙视和愤慨。他指出：“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是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平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鲁迅本人的文字是催人觉醒的惊雷，召唤战斗的号角。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便极力奴化中国人民，力图培植、豢养一批为他们服务的奴才。鲁迅对洋奴、“高等华人”、宠犬、西崽多有揭露批判。他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洋大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
在谈到电影的作用时，鲁迅指出，流行于上海的西方武侠片、色情片，不仅为西方人“多吸收一些金钱”，而且“冥冥中也还有功效在”，使看者觉得“自己只好做奴才”、“自惭形秽”。这深刻地揭露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电影等文化手段不知不觉地进行奴化教育的卑劣目的。
鲁迅对国民性的解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自己摆进去，这与通常的启蒙思想家站在民众之上居高临下进行教育不同。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他在《灯下漫笔》中回忆民国初年，纸币暴跌时将纸币兑换成现银时的心情和感想时写道：“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了之后，还万分喜欢。”他又写过：“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由于中国旧的传统根深蒂固，因此，“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说得多深刻啊！仔细一想，即使在今天，这种现象似曾相识。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崇尚个性独立，意志自由。在同各种旧势力的顽强斗争中，他更是横眉冷对，无所畏惧，不屈不挠。毛泽东赞许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鲁迅的这种硬骨头精神和他对奴性的深刻批判，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
[节选自《奴性批判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