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国学为捉妖打鬼 解放人心
做这个节目（开卷八分钟）这么多年，我好像从来没有介绍过胡适的任何一本着作，也从来没有介绍过任何一本谈胡适先生的着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人之一就是胡适先生，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在节目里去谈他呢？也许就是因为我对他有很深、很深的感情，跟一种相系的情义结在里面，于是面对他的那么浩繁的着作，面对那么多浩如烟海的谈论到胡适的种种研究传记里面，你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正好我前一阵子得到了一个启发，什么启发呢？那就是在2月24号就是胡适先生去世50周年当天，那一阵子正好我在台北，然后在台北的时候就看到台湾那边有一些朋友在纪念他，当然现在纪念他的人已经很少、很少，虽然后来马英九也的确去了他的墓园，但是这到底是一个小众活动，回想当年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的时候是几十万的老百姓自动的上街缚灵等等。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还有需要在重新认识胡适，还有没有必要再去读他那些几十年前就已经被人认为说是很浅显的一些评论文章，或者是杂文、散文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是，胡适一生着作超过千万字，该如何下手呢？我们知道目前市面上很多集子，都觉得好像很容易以偏概全，也不知道该从哪一本开始看才好。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看过台湾远东出版的四集本的《胡适文存》，但那正是被李敖痛骂说那个非常对不起胡适的一部文存。
为什么？它里面把很多胡适的重要文章都删去了，或者是一些文章里面有刺中要害的段落给删除掉了，删改掉了，这就是说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对胡适的认识，我当然那时候在台湾念书，我们看不到鲁迅，但是看得到胡适，在我们看来，胡适是民国以来最了不起，最伟大的文化界、思想界的巨星。但是很可惜，尽管如此，在台湾当时两蒋时代，你要很全面的认识胡适还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胡适固然不喜欢共产党，好像是跟着国民党跑到了去台湾，但是他对国民党的批判，对蒋介石的批判，甚至当年对孙中山的批判，却又是国民党政权无法容忍的，因此，他就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大家都崇拜他，大家都说他，但是当时你要看全胡适写的东西，却是不可能的。
说回老问题，怎么来看胡适，应该用什么本子来开始读他比较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几天要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容忍与自由》，这本书的副标题叫“胡适读本”，大陆版是法律出版社出的，台湾版是联经出版社出的，编者就是台湾现在的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馆长潘光哲先生。这本书在我看来是目前市面上你能找到的关于胡适的这么庞大的着作里面最好、最好的一本读本。当然它忽略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胡适的很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文章，或者说当年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等等的东西，这里面都不会有。可是，它的重点并不在于各门学术研究领域里面做过的贡献。说到底，那都只是开风气之先的东西，很快就被后人踩着他的肩膀前进，今天看有点过时了。
这本集子集的反倒是什么呢？是胡适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一代思想界的启蒙导师的理由，包括他对社会的看法，对个人的看法，对文化的看法，对学术的看法，倾注于“法”这个字，方法正是胡适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力的一个节点。这本书就让我们了解到胡适他做人处事也好，做学问看国家社会也好，看世界也好，他的方法是什么。所以要了解胡适莫过于就从这本书开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本选本。
但是，这样的一个选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说我有时候会诟病这本书里面，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注释不够。但话说回来，潘光哲先生已经做了很多了不起的编辑工作，比如说他每篇文章都有一个题解，说明这个文章当时发表的年代，当时社会背景，给你一个清楚的历史脉络，同时后面还有很多延伸阅读，让你读完这篇文章晓得知道再去哪找相关的文献，无论是胡适及其时人的，还是今人、后来者的研究，最后还有一个很好的参考书目，指点读者，你如果还要读胡适其他的东西，该怎么读，有一个什么样的顺序，想要知道胡适的研究又有什么书可以参考等等。
可是这里面仍然有小小、小小的瑕疵，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注释不够，例如说胡适在谈国故整理的时候，里面提到一些洋人的名字。当年胡适直接用洋文写下就像“Karlgren”这个Karlgren是这呢？其实如果能够作个注释，我们就了解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本汉，对一般的汉语读者恐怕会比较有帮助。
现在我就让大家先看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胡适，比如说这里面其中选了一篇文章，是当年他帮《国学季刊》发刊写的宣言，潘光哲先生在他写的题解里面就提到，当时胡适曾经在一篇文章叫《整理国故与打鬼》这篇文章里面曾经扬言，整理国故是为了要捉妖打鬼，目的在于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解放人心。但是，后来者未必都体会其意。反而扛起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旗帜，竟使得学术成了为民族主义而服务的工具。这就正好点出了今天我们讲的“国学热”跟当时胡适他们那些人要谈国学的用心之不同。
我们回来看看，回顾一下为什么都说胡适的影响很大，你就看他做国故整理的这些工作你就了解，他当然不是一个人去做，但是他号召大家去做，他号召大家怎么做呢？他讲的东西，今天看来我们都觉得是很平常的，比如说，他主张要对过去那么庞大的古籍要做一些索引式的整理，同时还要做一些结帐式的整理，也就是总结式的整理。同时，做中国史要懂得分门别类的做，比如说中国文化史、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而不能只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资料累计来做。这听起来都太平常了，对不对，这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大家吗？没错，他就是大家，因为在他之前，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如此完整系统的被提倡过，这也就是胡适了不起的地方。他当年提倡这样子来重新整理中国过去所有的文献学术，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满街、满巷的中国宗教史、中国民族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开券八分钟 2012年3月26日）
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胡适浅薄
今天大部分做学问的人都会说胡适其实很浅薄，其实这个所谓他很浅薄的讲法，早在当年就已经很多人说过。为什么说他浅薄呢？首先第一我们知道他的老师杜威教授，杜威先生发创的这一套美国版本的或者美国非常本土化的哲学流派，pragmatism，当时他叫实验主义，今天一般叫实用主义，这个名字一翻译，你就觉得这个好像学问思想拿来讲实用，这本身就好像很肤浅，这叫顾名思义。
第二，就是因为大家觉得胡适当年不喜欢跟人高谈一些比较深奥的玄理，喜欢谈一些很浅薄、表面的一些方法问题，概念理清问题，于是也让大家觉得这好像不符合年轻学人有时候觉得谈问题必得要谈出深度，那样那种倾向。比如说你要喜欢有深度的学问，你应该去谈存在主义，去谈海德格，去谈现象学。但是你讲美国实用主义就好像怎么看起来都觉得不大对味，好像没有什么兴味，不够深奥。的确，胡适当年就常被人批评，其中一点就是围绕他总叫人少一些主义，那个时候流行讲各种各样的主义，无政府主义。但是胡适全部都不以为然。
我们看看在这本他的选集《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里面，有一篇非常经典的文章，叫“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他怎么讲呢，你可以看到他完全受了杜威的影响，他说凡是“主义”当然这里面讲的主义，今天看来我们要了解这些文章都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所以其实他虽然身体很强调谈论问题要界定概念，要界定的清清楚楚。比如说他不喜欢人家，像他的同辈梁漱溟讲，一谈东西文明就好像能够说到东方文明重精神，西方文明重物质。他认为这样的讲法太粗糟、太简单，缺乏一些很严格的推敲。当然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多人这么讲，但胡适当年看来是觉得不行的。
尽管他这方面要求很严格，但是他写这种小文章也跟难说完全令人满意，或者达到他自己定下的这个高标准。比如说我们看他说凡是主义是什么？回到这里，他说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个社会到了某个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些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就是“主义”的原起了。
那么今天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于是大家想到用这么多的“主义”来观察似乎也很对了。然而胡适说，现在中国，他讲的是当年，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的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呢。我们不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是高谈社会主义，不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是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这样子我们说总在谈这叫做根本解决，在他看来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话。
他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在做学问上也看得到，比如说他另外一篇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他回顾五四新思潮是什么呢？他这上头他说道，新思潮主要就两个趋势，一个是讨论种种文学、宗教、政治、社会问题；第二就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然后他又再次强调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这一点恰好就点到了为什么胡适那一代人能够成为时代弄潮儿的原因，是因为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你真可以说是就算没有胡适，也要出一个胡适。
比如他就说到，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代，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现在不能够因为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渐渐变成困难的问题。于是，研究问题就变成很必要的事。这就是他一辈子都在强调的东西，包括做学问也是。
研究问题该用什么方法呢？他总是在提倡各样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当然就是他的老师杜威的方法，这杜威的方法里面也有一些他本人的诠释跟原创，但是我们还是回来看看，他讲到《杜威先生与中国》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特别提出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可以分两部分，一个叫做历史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制度跟学说不是看成抽空于社会时代背景，而是要放到他的时代之中，看看他前面接的是什么，然后再看看他后来引起了什么样的后果来评判他。
第二，要注意实验的方法，就是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一切学说理想都只是待证的假设，而非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需要用实行来实验过。然后他讲了一句话，说后来毛泽东也讲，邓小平讲的更有名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想到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居然受了他们当年批判非常猛烈的胡适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再看到他另外一篇文章，他介绍了不起的剧作家易卜生到中国，他那一代人，胡适跟鲁迅都很推崇易卜生，易卜生也对中国的戏剧跟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他在这篇《易卜生主义》里面他说到，易卜生他的创作，他对这个社会，对人生看到的都是像病一样。他就像个医生，看到一个病人。他开了很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繁杂，绝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个人自己去寻医病的药方。
因为他总是有这样的观点，所以大家就觉得他不够深刻，或者是不够系统，不够全盘，他从来没有一种关于怎么样救国，怎么样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系统的、全方位的方案，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认为胡适版本的自由主义的魅力不如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能够好像解释历史规律，社会所有现象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但是胡适不相信这一套，因此胡适他认为对社会的改革也就变成是这样，比如说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他说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需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开卷八分钟 2012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