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十年，鲁迅的锋芒所向
钱理群
“最后十年的鲁迅”是鲁迅研究中争论最大的一个话题。我想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加以审视。
鲁迅在1927年10月在上海劳动大学作了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且作了两点界定：“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正是鲁迅的一个自我定位：他将站在平民这一边，做永远的批判者——或者像他在1926年所写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所说，做“永远的革命者”。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演讲中，鲁迅还提出了“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的问题。在我看来，以上两个方面：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与追求，以及“思想运动”与“实际的社会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思想、文学与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贯穿线索。
一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在最后十年的战斗中，鲁迅的批判锋芒所向。
或许可以从一个“小问题”说起。鲁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和“深刻博大的作者”常能够“切贴”地抓住批判对象的本质特征，“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神情毕肖”，“这才会跟着他跑到天涯海角”。鲁迅说，这样的可以永存的“诨名”，有“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有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了罢”。鲁迅接着又说了一句：“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鲁迅在五四时期和《新青年》的战友们主要着力于对“古之‘京’”所代表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到了1930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呢？而我们知道，在1930年代的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有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了畸形的发展，以上海百乐门舞厅、国际饭店等建筑物为标志的消费文化曾有过极度的膨胀。这样的“现代化新潮”成了众多的文学者的描写对象，构成了人们经常说的“文学的现代性”的重要方面。而作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以批判的、怀疑的眼光烛照被人们认为具有“普范性”的现代化新潮，揭示其表面的繁荣、发展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如果说，鲁迅早在二十世纪初在《文化偏至论》等著作中，就有过对西方工业文明所进行的理论上的批判性审视；那么，在1930年代，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的西方模式，尽管经过许多变形，但已成为鲁迅自己生存的具体环境，他的感受与批判自然是更为深切的。而他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批判又是通过对在这样的现代都市文明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新的社会典型的观察、描写来实现的；而且如前文所说，他总是以一个“贴切”的“诨名”来加以概括。
于是，鲁迅的笔下，出现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年来人们关于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谈了很多，却忽略（甚至是回避）了他们之间的一个实质性的分歧：梁实秋公开鼓吹“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生活争斗的手段”（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收《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588、589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在鲁迅看来，这种将资产奴役制度合法化的说教，正是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蓄意欺骗：“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地去耕田，种地，挑大粪”，“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在被梁实秋（及其同类知识分子）无条件地认同与美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背后，鲁迅看到的是这样的血淋淋的压榨与倾轧：“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资本”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而“梁实秋教授”们却以冠冕堂皇的“理论”“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这自然是鲁迅绝对不能容忍的。
于是，鲁迅在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压迫与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而一切为新的奴役制度辩护的谎言，在他那里都会受到无情的批判。鲁迅在一篇文章中就揭露了这样一种“高论”：“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有理的压迫”，而所谓“有理”就是要求被压迫的工人“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的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的一切纠纷”。永远站在被压迫的平民、弱者这一边的鲁迅敏锐地看到，这样的“压迫有理论”本身即是一种精神的压迫，“无刀无笔的弱者”因此“不得喘息”，现在他还有一支笔，自然要用来反抗。
鲁迅还从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发现了“西崽”。早在1927年鲁迅就这样描写他所看到的香港社会：“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山林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以后他又如此写到他眼中的“上海租界”：“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在五四时期，鲁迅曾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里金字塔型的封建等级制度：“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现在他在中国的现代都市社会里又发现了新的圈子型的等级制度的再生产。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由这样的上海租界的社会结构，引发出了对文学发展的一种结构的揭示：“梁实秋有一个白壁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有一个杜威，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的文学。”这里仍然是以某一外国作家为中心，存在着某种依附的关系。——鲁迅是主张对外国文学实行“拿来主义”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拿来”必须是“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是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如果变成一种顶礼膜拜，一面附骥于洋人，一面又以此炫耀于国人，那就形成了一种文学的等级关系。在鲁迅看来，对西方的这种依附是全面存在的。在著名的《“友邦惊诧”论》里，他这样揭示中国的政治结构：我们有“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这里所说的“党国”正是准确地概括了1930年代中国政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本质。而“党国”尽管有着表面的独立，实际上却是依附、听命于“友邦”即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这样，鲁迅在1930年代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发现了一种“半殖民性”。这就是说，中国193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是与“半殖民地化”相伴随的：对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回避的。
“西崽”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生产出来的。鲁迅说上海滩上洋人的买办、租界上的巡捕的可恶并不在于他的职业，而在其“相”。“相”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他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所以鲁迅说西崽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其实质是依附于东西方两种权势，因此是双重奴才，却以此为资本，把同胞趋为奴隶，这正是西崽的可恶、可憎之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特意强调，这些西崽虽然吃洋饭，却迷恋传统，“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鲁迅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所看到的是新旧两种文化的杂糅，新的奴役关系中依然保留与发展着旧的奴役关系。鲁迅站在“群华人”即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立场上，他就发现在现代中国社会里，中国人受到了三重压迫：既是中国传统势力、传统统治者的奴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者的奴隶，还是依附于二者的西崽的奴隶：这三重奴隶状态的发现是触目惊心的。
上海滩上还滋生着“洋场恶少”。鲁迅说他们虽是文人，但在文学论争中从不说出“坚实的理由”，“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这就颇有些流氓气了。鲁迅曾这样刻画上海滩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犯他来凌辱，为的是能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可见上海流氓也是既以传统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为依托的，而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维护现存“秩序”。所以鲁迅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这样，“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构成了1930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说其特点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可以说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俗的部分的一个恶性嫁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流氓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无理论，无信仰，无文化，“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算完事”。所以，流氓文化的“横行”本身就标示着社会的腐败，无序与混乱，这其实是一种“末路现象”，如鲁迅所说，“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也还是鲁迅说得好：这样的“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而作为一个彻底的批判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最大特点，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最终都要归结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性审视。他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的历史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在二十世纪初，鲁迅即已发出片面地追求物欲，可能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的警告，而夸大“众治”的力量，也会产生新的危险；现在，在1930年代一切都商业化、大众传媒笼罩一切的现代社会，以及将“大众”神圣化的时代新潮中，鲁迅又看到了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商的帮忙帮闲”与“大众的帮闲”的陷阱。因此，对这三种类型的“帮忙帮闲”的批判，就成为鲁迅1930年代文化批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易遭人攻击的，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停止。——鲁迅自己早就引述过一位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鲁迅对形形色色的帮忙、帮闲文人的批判确实是显示了他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叛逆性与异质性的。但当他面对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沦为三重奴隶的现实，却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沉重：他的所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警戒。
二
而对上海滩上的“革命奸商”、“革命小贩”与“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发现，对鲁迅自身或许有着更为严重的意义。
鲁迅在前述《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强调“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说中讲到“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时，就已经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在发生了1927年蒋介石政权屠杀革命青年的“血的游戏”以后，鲁迅更是痛切地“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正是对单纯的启蒙无用的痛苦的反思，使鲁迅这样的批判的知识分子感到有与实际的反抗的社会运动结合的必要。何况，鲁迅始终对底层的民众怀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与那些视民众的反抗为洪水猛兽的所谓“特殊的知识阶级”不同，鲁迅对被压迫的民众的反抗的合理性，是从不怀疑的，他有句名言：“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因此，他后来对当时中国唯一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采取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并且与共产党人合作，共同发起左冀文艺运动，都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当他目睹年青的革命文学者为了自己的争取民众解放的信仰不惜流血牺牲，更是用少有的热情由衷地赞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做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这与前述站在普通平民这一边，做永远的革命者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定位，是完全一致的。或者可以说，一个“真的知识阶级”几乎是必然要做这样的选择的。
但鲁迅仍然不同于那些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甚至某种投机心理来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从来不曾将民众的反抗的社会运动理想化，更不用说神圣化：这正是他与太阳社、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的根本区别所在。他一再地提醒人们必须抛弃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正视革命必然充满了污秽和血，但同时也会有婴孩。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深知，一旦参与社会实际运动，就有被利用的可能：他完全清楚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作为一个永远的批判者，他一面参与社会实际运动，一面又在紧张地观察与思考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社会运动（改革或革命）可能的走向。早在1926年所写的《学界三魂》里他就特地考察过中国历史上的“匪”，即所谓“农民革命军”，并且引用一位学者的意见，指出农民革命不会根本改变封建奴役制度，是要“自己过皇帝瘾”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就是“造反”。其实鲁迅的《阿Q正传》写的也正是这样的“造反”。现在在1930年代的所谓现代革命中，他又发现了“革命奸商”与“革命小贩”：所谓革命奸商是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做大买卖的；革命小贩的门面尽管小一点，因而不免牢骚满腹，但依然是出卖同志以作投机。于是，鲁迅看到：“人肉的筵席”还在排着，不过这回借助的是“革命”。这使得鲁迅不得不再一次回到他的关于“阿Q造反”的命题上来：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三个月前，他还在一封书信中对大多数评论者都不能理解他写《阿Q正传》的“本意”而感慨不已。而“本意”他是早已说清楚的：“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字里行间巨大的隐忧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鲁迅自己很快就在与上海组织负责人的接触中，感受到了新的问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况？”他更公开揭露：这些“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这里，鲁迅再一次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再生产，但它却是由前述现代奴役制度的反抗者所制造的，这自然是更为严重，也更加触目惊心的。对鲁迅而言，这都是他的同盟者，一方面同情并支持他们对现行奴役制度的反抗，另一方面又要反抗他们自身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新的奴役，防范从背后射来的冷箭。鲁迅甚至感到“手足无措”：面对四面来敌，他只能“横战”，“瞻前顾后，格外费力”。但对于认定要反抗一切奴役与压迫，“不顾利害”的“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真的知识阶级”的鲁迅是别无选择的，他对为他的处境感到忧虑的朋友一再表示：这绝非个人间事，必加揭露，“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鲁迅当然知道这一切的后果，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洞若观火，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倘旧社会“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但即使如此，鲁迅仍然要支持这些革命者，因为在现实的中国，他们依然是唯一的反抗力量：这其间的“苦况”确实是后来者所很难理解的。
鲁迅可以说是在“横战”中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而他留下的遗言是：“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饶恕。”对鲁迅来说，这不仅是要坚持论战中的是非，更是要坚持他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反对来自一切方面的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我以为，这正是鲁迅对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