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2日凌晨1点，2万多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立刻开始了修筑柏林墙的工程。仅仅到13日凌晨，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整个东西柏林被铁丝网全部分割，再加路障。13日中午12点37分，最后一个路口被封锁，东西柏林正式划开，隔断了东西柏林及西柏林与东德其它地区的交通，使同胞的来往受阻，违背天理人情，同德意志民族要求统一的愿望背道而弛。
自柏林墙建成，形形色色的“人们”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跳”到西柏林——有趁着夜黑风高从易北河游过去的，有从下水道的屎尿中爬过去的，有冒生命危险挖地道过去的，有干脆直接冲过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通过假证件从关卡穿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舒曼这样幸运：18岁的费希特强行闯关时被当场开枪打死，25岁的杜利克在潜游时遭到机枪追击，慌乱中淹死。据统计，柏林墙有100多个这样的牺牲品。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某某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延伸阅读
为什么需要重提“枪口抬高一寸”？
刘明清
尽管“枪口抬高一寸”的说法来源于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统一之后的一个审判故事，故事真伪似乎存疑；但故事揭示的观念则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即主动作恶与被动作恶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也有遇到像故事中的那位东德士兵“必须执行上级命令，开枪射杀企图偷越柏林墙的同胞”那样类似的处境。比如你作为一名警察，有可能被要求去抓捕有冤屈的好人；或者被命令训诫如李文亮医生一样的“吹哨人”。又比如，你的工作可能就是拆迁，老板让你执行强拆任务。还比如你是一名媒体工作者，领导安排你撰写内容不真实的“宣传稿”。又或者你是一名出版社编辑，被“光荣”选入担任有可能成为历史笑柄的图书编辑工作等等。
我们是不折不扣、甚至积极地“射杀”同胞呢，还是“枪口抬高一寸”，放人一条生路？当然故事里那位德国士兵是执行了上级命令杀了自己的同胞，并被法庭以蓄意杀人罪而被判了三年半徒刑的。如果他是如法官所阐释的那样“枪口抬一寸”的话，相信是可以被判无罪的。
说到我们每个人的境遇情况，其实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一生不遇到受自己良心拷问的是否“枪口抬高一寸”的艰难问题。前些天与朋友户外登山，就聊到这样的类似问题。朋友是一位大公司的中层领导，近几年来他的上级经常要求召集一些华而不实、甚至是可笑的表态或总结会议，并且要求人人过关，让他不胜其烦。他对付方法就是，将那些空虚无聊的会议，想法设法变成业务的交流会；至硬性要求的汇报材料，则能推则推，推不掉就专门安排一个人代表部门写，不搞人人过关。我开玩笑说，他的做法就是“枪口抬高一寸”。
回到上面我们说到的情况：假如一名警察必须去抓捕审讯蒙冤的好人，他的“枪口抬高一寸”的做法，就是不必像对真正犯罪嫌疑人那样毫不留情地严厉对待，长时间熬夜审问了；而应当和颜悦色、耐心交流，能提供方便尽量提供方便；如果能帮助洗冤则应当去做。假如一名拆迁公司的工人，必须去执行强拆任务，那也不能去当打手、施暴力、冲锋在前；他也应当采取“枪口抬高一寸”做法，如能逃避就逃避，不能逃避就消极等待和拖延；不能拖延就往后闪。至于媒体记者，他“枪口抬高一寸”就更有必要了，切切不能不问新闻来源、不问新闻真实性、不管发布出来之后给自己带来的是耻辱还是荣光。
至于出版社编辑，作为从业大半生的老编辑，我自己更有切身体会。我不能说自己以前策划的选题、编过的书、审过的稿，都是可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作品，平庸之作、交差之作，应该是不少的。但我自己心中有个底线，就是凡要署自己名字的书，不能够让自己的良心过不去，也就是说至少不能引人向恶。而对于推不掉的书，或自己不愿意去“帮闲”的书，能不做就不做，能不自己做就不自己做，实行“退避三舍”之策。我讲这些，也算是自己的“枪口抬高一寸”之经验吧。自己心中最尊敬的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年轻时他曾经受上级之命担任书刊质量审查员的工作。那个时候，大量的好书和优秀作品，特别是国外作品，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毒草”。而沈昌文先生，对于那些作品的审查，标准放得很宽。他曾经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这本书嘛，内容确实不怎么好，可也不坏。而不坏的书就意味着可以放行了。可以说，沈公是一位真正的善于拿捏如何“枪口抬高一寸”的大师，值得今天的出版工作者好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