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进入各大平台的年度图书榜单，作者胡安焉以亲历者的视角，写出北京外卖员的所思所行，与生活工作的细节。今年年初，他出版新书《我比世界晚熟》，以剖析而非陈述的方式，呈现他毕业后至今一路的经历：工作频繁更换、无法融入人群，在利益驱动的成人社会里，像一个手足无措的局外人。
他是社恐，是讨好型人格，是渴望安全感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人。如许多和他一样自觉格格不入的人一样，他想做的，无非是“拒绝成为自己讨厌的那种人”。一个这样不合群的人，到底该怎样在社会上生存？下文中胡安焉的人生经历，或许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应。
下文摘选自《我比世界晚熟》，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我是讨好型人格，偏偏不喜欢讨好领导
1999年，当时我还没有毕业，学校安排我们到酒店实习，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去的是一家四星级酒店，我们两个班共去了三四十人。尽管我们是实习生，但干的活和正式工一样。工资是每月六百，学校可能克扣了部分，因为钱是从学校领的。
酒店把所有人分散到各个部门，我被分配到了宴会部。当时我对实习工作是既期待又兴奋。因为我不喜欢读书，待在学校里很无聊，而实习工作则充满了新鲜感。我读的学校很烂，我不爱学习，但我的同学普遍比我更不爱学习，所以我的成绩还能排到班级前三。我的英语特别糟糕，其他主科则经常能拿第一。不过，对当时的我来说，成绩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对一个乞丐来说，不会弹钢琴有什么关系呢。
到酒店实习后，我才发现我的同学们不但不爱学习，也不爱劳动。更准确地说，他们觉得实习期的劳动没有意义——反正都是拿六百块钱，把日子混过去，拿到毕业证就行了。我和他们相比，倒显得特别积极。有一次，我们在宴会厅撤场，搬椅子的时候，我想快点把活干完，一次多码了几张椅子。身边的几个同学看见了，纷纷走过来调侃我。
电影《燃烧》
他们说你搬得越快，人家就找越多东西给你搬，活儿是干不完的，你以为会让你提前下班吗？这时我才察觉到，他们对我不满，而且肯定不是第一天了。他们认为我干活太使劲，领导就会以我为标准去要求他们。这就是今天人们说的“内卷”。不过作为“罪魁祸首”的我，并不是出于竞争的目的。首先我们干得好或坏都是拿六百，其次我们都打算在实习结束后离开酒店。我也不是真的比那些同学更勤快。他们不愿意在工作中出力，是因为他们清楚实习的性质——假如换一份报酬和付出挂钩的工作，他们可能会和我一样勤快，甚至比我更加勤快。
当时我似乎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一样看待，总想更快更好地完成，完全不考虑付出和回报。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出于一种集体主义意识，如果是的话则必定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我父母信奉集体主义，他们从不和我谈个人利益，更不用说教我计算得失了，他们只知道遵守和服从。此外我可能是想通过卖力干活博得身边人的好评。
实际上我对钱的欲念不大，但非常渴望好名声，极其在意外人对我的评价。我年轻时羞于提钱，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私欲。而外人对我的好评却多来自集体的肯定。假如真的是这个缘故，那我显然搞反了方向。因为我的努力没有换来同学的赞赏，反倒是惹人憎嫌。
我大概在宴会部干了两个多月，之后被调到了西餐厅。宴会部在酒店的四楼，而西餐厅和中餐厅开在三楼。我们酒店里中西两个餐厅以及一楼的食街都是自营，并没有外包出去。
西餐厅的生意并不好，大概是因为开在酒店里面，很难和开在路边的店竞争。其次我们酒店是国有资产，经营上做不到像私营店家那样绞尽脑汁、竭尽所能。更重要的是西餐的消费客群本来也少，旁边的中餐厅生意就好很多。不过当然，中餐厅的服务员也比我们多。无论是在中餐厅还是在西餐厅，每个服务员的工作量是差不多的。西餐厅还要负责楼上客房的全天电话点餐服务，我们男服务生要轮流上通宵班。
我们的实习期是六个月，期满后可以留下来转正，也可以离开。包括我在内，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离开。我还记得人事部的负责人是一个姓潘的大姐，我们都叫她潘主任。她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还特地向我表达了惋惜。
不过我不喜欢西餐厅的经理，我觉得他有股痞子气，说话经常很粗俗。我有些同学有事没事喜欢围着他转，他们倒不是有什么明确的意图，只是觉得和领导混熟了，万一自己工作中犯了错，或没有达到要求时，领导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这么做是不假思索的，就像是出于本能。这使我产生了逆反心理，我觉得这种行为有损人格。
电影《燃烧》
原本我瞧不起的应该是那些同学，但我却没有对他们表达轻蔑，反倒故意对那个经理很冷淡，从来不对他笑，还常常在别人面前表达对他的反感和轻视，一点都不担心甚至还有点期待他们把话传到经理的耳朵里，实际上他从没侵害过我的利益。
现在试着分析自己当年的心理，可能是我认为有一种巨大且不可名状的力量，会惩罚人性中的卑劣，奖励人性中的正直。在这股力量面前，经理显得微不足道。出于惶恐，我决心向这股更大的力量表达忠心。换一种浅白的说法是，我很怕被人从自己的品德中挑出瑕疵，当我发现身边的同学“品行不端”时，为了避免旁人把我和他们混为一谈，于是有了矫枉过正的反应。
我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但偏偏不喜欢讨好领导，可能是出于一种“讨好领导会被人怀疑是谋取私利，而谋取私利是可耻的”这么一种心理。实际上不仅仅在这份工作里，在我其他的工作经历里，以及在学校里面对老师时，我都有类似的心理状态。好几年后我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我的羞耻感常常是不恰当和过度的。这种羞耻感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由我的道德观产生，而是出于怕被指责的盲目恐惧，这导致我在和人相处及交往时表现得很不自然。
02
别人的过分请求，我不但不拒绝，反而加倍满足对方
我在酒店实习的时候，有时要上一种两头班，即把一天里的工作时间分成两段。比如早上9点上到下午1点，然后下午5点再上到晚上9点。这种班大家都不喜欢，因为中间隔开的时间不好安排——回家的话等于多花一倍通勤费用和时间，不回的话待在酒店里又很无聊。因此主管在排班的时候，给每个人安排的两头班天数是相同的。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上两头班的同事临时找我调班，她好像是家里有事要处理。按照惯例，这天她用两头班换了我的普通班，改天应该用普通班换回我的两头班，这样才公平。可是我却觉得，她换班是事出有因，同事间就该互相帮忙，换来换去的不但麻烦，而且显得我小气。于是我对她说，不用再跟我换回来。
可是大概因为很少有人像我这么做，要不就是我的表情看起来太恳切（入戏太深），令她觉得有点奇怪。所以她随口问了我一句为什么不用换回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下了班也没地方去，对我来说上两头班和上普通班都一样。我这么说其实是为了让她安心，不必为欠我人情而耿耿于怀。可我说的并不全是真话，哪怕我下了班没事干，我也不想把时间都搁在酒店里。
电影《寄生虫》
当年我很害怕别人挑剔我的品德，只有站在道德高地上，我才会感觉安全。今天我已经认识到这种不安感主要来源于我的家教。而在这件事情里，我其实是害怕别人指责我小气和计较，所以才故意表现得无私。这其实也是从我父母身上学来的。可是我父母那套无疑已经和时代以及现实脱节。我没有料到的是，那个和我换班的同事，过了几天后又来找我换班。这次她不是因为家里有事，而是直接告诉我她不喜欢上两头班。
她拜托我说：反正你觉得普通班和两头班没有区别，那我们就再换一次吧。她是那么坦诚和直率，我根本没办法拒绝——我原本就特别不善于拒绝人。于是我又跟她换了。但这还没有完：隔了几天后，另一个听说此事的同事，也提出要和我换班。
最后是我一个同学帮我化解了这场“危机”——倒不是因为我向他求援，而是他看不惯提出和我换班的那个同事。他可不像我那么害怕得罪人。有天那个同事又来找我换班，恰好他就坐在我旁边，听到那个同事说的话后，他随口就讽刺了几句，两人为此还口角了起来——那个同事说我同学多管闲事，我同学则反唇相讥说她不要脸。这个时候我在旁边还当起了和事佬，劝他们不要争吵——也说不清这是愚蠢还是虚伪了，或许兼而有之。不过这么一来，之后就没人再来找我换班了。
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大多数人都比我更成熟和清醒。在处世这方面，我的家教几乎完全空白。我父母从没教我和人相处和沟通的技巧，以及怎么避免吃亏等。相反，他们对我的教育是假设了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克制、自觉、服从和无私（这种无私是指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看待自身的利益和得失）。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后来我才认识到，很多人连换位思考的基本意识都没有。而我当然不喜欢吃亏，我可没有高尚到即使吃亏也还心无怨念。那么要摆脱这种困境，要不我就学会怎么拒绝人，要不就索性疏远所有人。显然对我来说，后一种方法更容易。
另一段经历则发生在我到专卖店和加油站打工的这段时期。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初中同桌，是我整个学生时期最亲密的朋友。后来我从职业中学毕业，马上就开始工作了，他还在读大学。我在专卖店上班时，曾送过他一个西门子手机，还帮他办了号（当年不用实名），往里面充了话费。
这总共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而我自己则过了一年多才用上手机，而且买的是二手。因为我舍不得给自己买新手机。当时传呼机才两三百块钱，服务费也很便宜，街上到处有公用电话亭，手机对我来说不是必需品。
我送他手机是因为在大学里，同学间难免要攀比，而且他还交了女友。手机在那个年代，不仅是个通话工具，也是个炫耀的道具，起码在学校里还是。我感觉自己已经工作了，算是个社会人，而他还是个学生，可以支配的零花钱有限。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既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理应和他分享。
电影《坏孩子的天空》
其实他家的经济条件远比我家好，他父母的收入都比我父母高。我家六口人住五十几平的房子，他家四口人住一百多平的房子。不过当然了，这不代表他父母会给他买手机。我们男生之间是把对彼此的友谊看得重于家人的。我们什么事情都瞒着父母，但朋友间却无话不谈。可是我完全没有料到，此后他就开始频繁地向我借钱，每个月我发工资他都要借。而且他借钱不是提出一个具体的数目，而是先问我有多少，然后有多少借多少。这使我手头一直很拮据。
他明明没有收入，花钱却大手大脚；我每天辛苦打工，反倒过得节俭窘迫。有次他让我上班时顺路带钱给他，他就在我加油站附近的麦当劳里等我。我把钱交到他手上时，表面仍然热情友好，但心态已经失衡了——其实我也想吃麦当劳，但我舍不得啊。二十多年前麦当劳还比较时髦，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我嫌它太贵，所以极少去吃。而他都到了借钱度日的地步，却还那么铺张和潇洒。
而且我知道他不是偶尔吃一次，而是经常吃。我强烈地感到愤愤不平：一个舍不得吃麦当劳的人，借钱给另一个人去吃麦当劳，这难道不荒谬吗？更气愤的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点。
他还提出把自己的游戏机和卡带卖给我，好像前后还卖过两台。其实我并不是很想买他的游戏机，但我不懂怎么拒绝。所以我借出去的一些钱，就变成了游戏机和卡带。不久后他又从我手里把游戏机借了回去，我等于花钱买空气。
于是我对他越来越不满，但又苦于无法向他挑明。我觉得为了钱的事和朋友闹翻是可耻的。事实上他还用了好些方法从我身上搞钱，令我积压了很多不愉快，但这些事情今天我已不能全部回忆起来。我只记得后来对他既失望又生气。我气他做人不自律，而我是非常自律的。
我发现自己有种很奇怪的心理，当我觉得别人对我提出的请求很过分时，我不是去拒绝对方，而是加倍地满足对方，令事情达到一种在我看来荒谬的程度。
我心里其实渴望对方能察觉到这种荒谬，然后感到羞愧和收敛。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成功过。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我是个极其节省的人，所以有时别人可能只是提出一些平常的请求，我则已经觉得很过分了。比如我同学吃麦当劳的事情发生在2001年，当时我在加油站的工资是一千八百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麦当劳一个套餐是二十元左右，即便再加一份雪糕或鸡翅，顶多也就三十出头，我其实完全吃得起。
电影《重庆森林》
但我压抑了自己的正常欲望，又为朋友没有克制他自己的欲望而生气。后来我认识到，这是由于我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现状错位而导致的。我还记得在读初中时，我的班主任有次找到我母亲，委婉地向她指出，我每天穿的校服上补丁太多了，应该给我买套新的，以免我被同学取笑而自尊心受损。可是我的自尊心其实丝毫没有受损，我没有察觉到老师观察到的那些嘲笑。因为我的父母以身作则，从小教导我艰苦朴素是光荣并正确的。我甚至暗暗为我的补丁骄傲，因为它们会让我得到父母的赞许。
当年我那个同学才二十岁，和我一样人格还不成熟。今天我当然明白，他或是那个提出和我换班的女同事，其实都没有侵占我的利益。因为他们都先征求了我的同意。
实际上当时的责任在我身上，是我没有拒绝他们，然后又因为自己不敢拒绝而生他们的气——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的“不自觉”并没违反社会规则，更没有强占我的利益。“贪心”本身只是一个个人修养或私德水平的问题，社会假如以道德而不是规则来约束将变得很可怕。我的家教令我误以为这个社会上人人都高度自觉，都会换位思考、为别人着想。然而那只是一种美好的误解，现实并非如此。
03
我只是挣不到钱，不是不想挣钱
我从来没有规划过自己的人生，起码没有有意识地规划过。相比于多数人来说，我直到今天都在得过且过。我父母的脑子里甚至没有“规划人生”这个概念。至于我当年做出读夜校这个决定，也可能只是出于一种逃避社会的心理，而不是对未来积极主动的掌握。
我在酒店实习以及在专卖店打工时，方方面面都察觉到旁人身上具有的一些共同点，在我身上却是缺乏的，或者换一种说法，我发觉身边的同龄人几乎都比我更成熟、比我更好更快地融入了成人社会，这个发现令我感到恐慌。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所有人落下了。我就像一只落单的羊，渴望追上羊群、融入羊群。
只有待在羊群里，和大家保持一致，我才会感到安心。安全感对我来说是一件复杂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中，逐渐察觉到它对我人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不仅仅是对我行为方式的影响。它会蒙蔽我的理智，妨碍我的正常生活，令我在人际关系中时刻陷于焦虑。当我发现自己对某些事情的感受和反应与别人不同时——尤其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然后恐慌就开始了。
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
可能出于对自己不合群的恐惧——因为我察觉到社会的复杂，也察觉到自己不具备同龄人都具备的那种和社会的默契——我下意识地想要逃回到校园里。尽管我其实不喜欢读书，但学校对我来说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社交环境：同学之间一般不会有涉及利益的隐而不彰的计算，因而对我来说是相对放松的一种人际关系。
所以我在专卖店打工时决定再读一个夜校，可能包含了一个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动机，就是推迟自己真正进入社会的时间。我以读书为借口，对自己及对身边的人，为我的现状争取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我可以找些“不求上进”的工作做，对挣多挣少也不真的在乎，只要能够远离人和人之间的龉龃和竞争，我就感觉平安稳妥、万事大吉。
更妙的是，别人还不能为此指摘我不求上进。因为我每天下班后还跑去读书，这看起来显得勤奋又上进，足以堵住所有人的嘴。我就是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断地拖延时间，抗拒进入社会，抗拒成熟。
辞掉工作后，有另一个同学介绍了新工作给我。和上一份工作一样，这份工作也不太正式。首先是并不签订劳动合同，其次对方也不是一家正规公司。工作室的业务是绘制三维建筑效果图。我去那里当学徒，拿六百块的工资，他们管我一顿午饭。在我去了几天之后，陆续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学徒，都是老板的熟人介绍来的。
我在这个工作室待了大约半年，后来和另外那个男学徒一起辞职了。那个男学徒也在读夜校，而且很巧合，他和我是同校且同届。不过我读的是广告，他读的是财会。于是在那段日子里，我们经常下班后又一起去上学，晚饭就在路边的粉面店解决。
我们老板是个很精明的人，加上他经营的不是一家正规公司，之前我那个同学告诉我，去当学徒的工资是一千块。可是当我干满了一个月之后，老板却只给了我六百块。他什么也没有解释，好像原本答应的就是六百块。我不清楚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而且也不好意思去打听。
我刚去那里的时候，能帮上的忙很有限，每天占用人家一台电脑看教程，中午还吃人家一个盒饭，心里其实有点过意不去。不过之后我能帮上一点忙了，好几次还加班到半夜，可是老板还是雷打不动地给我六百块。或许在老板看来，只要我不提出要求，就说明我对现状满意，他不可能主动多给我钱，这违背他的商人天性。而我偏偏是那种从不向人提要求，也不主动去争取，光是在心里盼着对方“大发慈悲”或“良心发现”的人。
关于辞职这件事，我可以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我辞过很多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大多数工作我都只能坚持半年左右。当然，对于低收入的底层职业来说，人员更迭流动是常态。但是另一方面，就我观察所见，似乎不合群的人，确实会比合群的人更频繁地更换工作。可能因为在不合群的人身上，人际方面的负面感受积累得更快，又始终找不到方法排解，最后只能以更换环境的方式归零重来。
我父母从小教导我克己节制，甚至在有些事情上，我觉得他们对追求个人利益的做法持有否定态度。由于他们是这样一种人，自然也就不会对我抱有致富的期待。所以直到今天，他们都没有哪怕一次，在经济上向我提出过要求。
他们对财富几乎没有向往，对贫穷好像也并不反感。我成年后和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我在生活里也很克俭，我比身边大多数同龄人更能忍受物质的匮乏。
我擅长忍耐，但不善于坚持，我很容易放弃。可能由于小时候父母很少向我流露感情，他们习惯对孩子只批评不表扬，认为表扬会导致骄傲自满，而批评才能使人进步。可这没有促使我上进，反倒削弱了我的自信，令我变得自卑和敏感，经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甚至走向消极和自暴自弃。对我来说，相比征服别人，克服自己要容易得多。后来很多人说我低欲望，或许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
不过对于挣钱，我应该诚实地表明态度：我只是挣不到钱，而不是不想挣钱。尽管我并不特别爱好物质享受，但也不是个视钱财如粪土的人。我只是压抑了自己正常的欲望和感受。钱对我来说肯定能提供推动力，但这种推动力没有大到足以调动我身上的积极性，促使我去努力改变自身景况的地步。
我不聪明，也不好学，更不自信，抵触交际，害怕竞争，否定私欲，经常放弃，缺少提升自己的动力，于是就长期处在一种得过且过的状态里。我猜假如我能胜任一份高收入的工作，那么我也会很投入和积极地对待——单就这一点而言，我和当初同在酒店实习的那些同学没有什么区别。不同之处只在于我不嫌弃低收入的工作，而且在缺少经济激励的情况下，会比他们更认真和负责一点。
但我的认真和负责都是消耗品，因为我其实也需要经济方面的激励。所以当一份工作的新鲜感过去后，我会慢慢地感到厌倦，觉得越干越没劲，这时一旦有外部因素触动，我就会倾向于逃离——这应该是我频繁更换工作的其中一方面内因。
04
早知道我之前就该去送快递
从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我在德邦的货运中转场上了十个月的夜班，每天晚上7点上班，早上7点下班，每个月休息四天，工资四千八左右。这份工作比较累，不仅是体力活本身对体能的过度消耗，长期日夜颠倒也令身体得不到正常的休养。这段时期我平均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不是我不想睡，而是白天睡不着。
因为是流水线作业，上班时我们不能无故停下，快去快回地上个厕所还可以，坐下休息则绝无可能。甚至从晚上9点半到第二天早上7点的这九个半小时里，公司都没有给我们安排用餐时间。
换言之，公司是要我们饿着肚子干活。而这只是平常的情况，遇到电商平台大促时我们还要加班。比如2017年的“6·18”那天，我们就加班到早上10点多。而且加班也不让我们去吃饭。因为加班意味着货物处理不过来，货场上已经出现堆积情况，这时当然更不能放我们走。
所以我每天都随身带着饼干去上班。我还买了一只三升的水壶，夏天每晚要喝掉满满一壶水，但一般只小便一次，甚至还试过完全没小便—喝下去的水都从汗腺排出了。我的T恤和短裤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完全湿透。
我是德邦的正式工，不是外包公司的临工，但劳动合同却是和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只有组长以上级别才能直接和德邦签合同。这是行业普遍的情况而不是只有德邦这样。
当时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佛山，公司却帮我们购买深圳的社保，所以我们看病买药从来享受不到医保的福利，公司也从没把医保卡发给我们。工人很可能不受到劳动法的完整保护，但是我起码问了二三十个同事，他们对此都漠不关心。
和之前做网店相比，德邦的这份工作才是我的“舒适区”。在这里我不需要和人交际，只要埋头苦干就行了。体力劳动不涉及价值判断，它和脑力劳动不同，我对于工作的内容，以及干活的方法、目的和意义等，不存在认不认同的问题，因此我不会产生抵触情绪。
此外每天把力气用光、筋疲力尽地下班，对我的精神也大有益处。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当我把一件货物从这边搬到那边时，这种价值不是抽象的——它比脑力劳动的价值更即时、直接、具体和诚实——我领到的每一分钱都因为我付出了力气。
纪录片《城市24小时》
在物流园上班确实很利于攒钱，因为每天干活累且时间长，平常没机会也没精力去花钱。我们物流园在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位置比较偏僻，周围没有什么消费场所，物价也远比市区低。我住的单间月租四百块钱，公司饭堂十块钱能吃饱（肉菜称重，米饭和汤免费不限量），所以我每个月都能攒下三千多块钱。我总共干了十个月，虽然春节时花了些钱，但也差不多攒下了三万元左右。
2018年3月，因为私人原因，我辞掉了德邦的工作，从广东搬到了北京通州。还是通过“58同城”，我在顺丰找到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去到北京的第五天，我已经在顺丰试工了。很多人说送快递累，其实远没夜班理货那么累，而且收入还更高。早知道我之前就该去送快递。
我原本以为快递员要频繁地和客户接触，甚至可能要招揽业务，而我对此有所抵触。结果干下来才发现，我应付得还不错。其实负责居民区的快递员根本不用招揽业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派件，有人要寄件的话会主动找我们。单纯的事务性沟通并不会造成我的精神负担，只要工作中我不必求人，我就不会有压力。相反每天都有客户向我道谢，这种被人需要且自己的劳动被立即认可的感觉真的很好。
我在顺丰干了六个月，然后又跳槽到唯品会自营的品骏快递。当时我没有料到，自己会见证这家公司的解散。在品骏干活要比在顺丰自由得多，首先下班后不用开什么会，其次工作中也没有那么多要求和限制，尤其是不会有管理人员每天打电话来提醒我手上有几个快件即将超时。在品骏快递，当天的快件当天送出去就行了，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而揽收唯品会的退货虽然有时间要求，但相对比较宽松，不会像之前在顺丰时，经常碰到早班货绝对无法按时送完的情况。
我在品骏快递总共只干了一年零两个月，到了2019年12月，唯品会解散了这家全资子公司，包括我在内，全国四万多名品骏快递员全部被遣散。我领到了公司的“N+1”补偿，加上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和退回的押金，合共约三万块钱。这时我手上大约攒到了十万元，是我人生至今为止的财富巅峰。
之后我就没有上过班了。很幸运，这时我的写作有了一些读者，签了出版合同，也收到一些稿费。2021年9月，我搬到了成都，并居住至今。不得不说，不上班的感觉真好：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喝水的时候可以喝水，想上厕所的时候也可以上厕所。之前我在送快递时，因为上厕所不方便，每天早上我根本不敢喝水。饶是如此，还是有很多次，我被迫钻进小区角落的树丛后面小解—当基本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保障时，文明不过是一种奢谈。
和年轻时不同，今天我看待很多人和事时，更看重美与丑，已不太关心其中的是非对错。在我看来，庸俗是一种丑，狭隘是一种丑，虚伪是一种丑，傲慢是一种丑，自私是一种丑……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关乎审美。因为美统率真和善，也本质于真和善。
电影《山河故人》
今天我提到职业无分贵贱时，不是在自我安慰或自欺欺人。不同的职业当然有不同的重要性，但职业本身没有哪种相比其他更高贵或卑贱——人的尊严不是由其职业，而是由其整体的言行信念所构成。而卑微在我身上如影随形，恰是因为我始终坚信自己的高贵。
这就像有些人表现得很傲慢，恰是因为其内心很自卑。无论如何，我已经走到今天，我希望正视自己的缺陷和错误，但不会以否定和消极的眼光看待自己走过的路。因为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我还会继续走下去。
这些都是我今天的信念，并非与生俱来，也经历了从浑浊到清澈、从怀疑到坚定的过程。或许听起来有些像鸡汤，其实如果我可以选择，我希望没有出生到这个世界；如果我有孩子，我也希望他（她）的人生不要像我的。
只是和所有人一样，当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了。如果我不存在，当然就不会思考——只有存在的人会思考存在的意义。这像是一个悖论，或是一个恶作剧，尤其是当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并无意义时。可是如果答案只有一个，即存在肯定有某种意义，那么这才是真正的鸡汤。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种疾病，天然地存在种种病症或缺陷，因此并不完满。至少我没见过完满的人。这种不完满永远无法完全弥补。而我的所有努力，都建立在这一认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