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文章来源于赵丹赵丹喵 ，作者赵丹喵
本篇文章深入介绍美国精英主义这种现状的成因、对社会的外部性影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未来走向。供大家参考。
成因
从现状上看，精英主义陷阱是一个闭环型的存在。如果把社会想像成一个金字塔形的阶梯，那衡量贫富差距、阶级流动性的状况主要来自于两点因素。第一，一个人最终处于阶梯上的那个位置，有多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生在哪个阶梯。第二，不同阶梯之间的绝对差距到底有多大。
在当代的美国，两个因素都体现了阶级固化：
第一，教育变成了资源比拼，底层阶级的人根本无法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实现下一代的阶层跃迁几近无望。富人的孩子会通过精英的教育，代代相传获得时代最需要的思维能力，通过交换劳动力来获得财富。穷人能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有限，而且自身在劳动市场上也是岌岌可危，缺乏价值与使命感，家庭关系动荡，甚至都无法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
第二，富人和中产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甚至远远高于曾经种族隔离时期不同种族之间的差距。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养育孩子的方式、饮食习惯和兴趣爱好。他们去不同的教堂、住在不同的街区，甚至连在Google上最常搜素的条目都不一样。精英与普通人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终生隔离。
我在看书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美国到底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这个局中好像没有真正自私贪婪的恶人，每个人都是在自己有限的环境下，做出最符合眼前利益的选择。没有人想要刻意去压榨其他阶级、破坏别人的生活，似乎每个人都只是想努力在这套体系中存活下去。
精英们的确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财富的，相比起直接继承财产而跻身贵族，当代社会里越优秀的家庭里的孩子越努力，精英阶级的父母投入最大的资源给后代的教育，是一个天然正当的选择。
进入精英行业后，一刻不得休息的年轻人，是综合了自我实现、环境压力、阶层特征多种因素的一个结果，很难讲是来自于某个更高阶层的定向压榨，归根究底还是这些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那些无法获得有价值的工作，近乎被社会淘汰的底层劳动力，也并非是被操纵规则、玩弄权术的上层阶级刻意打压，而是他们的技能的确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数据化、抽象化。精英阶级会通过投资教育的方式，让后代通过顺应时代浪潮、合乎规则的方式跃到顶层，并不需要耍什么暗箱操作。
如果从时间线上说，整个社会的转折点大概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浪潮，美国社会不断发生深入的结构性变化。
二战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富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没有太大区别，收入差距也没有那么大。那个年代，阶层的意义变得模糊，历史上被称为“大挤压”的时代。20世纪中期，贫富差距没那么大，富人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距离也相对有限，而且时常可以通过各种社交活动联系在一起。
书里面举的例子是克林顿和小布什。这两位美国总统都出生于1946年，但出身完全不同。
克林顿的祖父母是开杂货店的，母亲是护士，生父是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小布什则出生于赫赫有名的布什家族，一家子都是政客高官。这两人虽然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有天差地别，但成长环境却很相似，都在美国的近郊，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克林顿最后去了乔治城大学和耶鲁法学院，出身基本没有影响他进入精英学校。
到了70年代，等这两位未来的总统已经从精英学校完成学业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从传统的以土地、机器、资本为最重要的生产驱动力，变成了超级劳动力对技术的创新才能产生最大的利润。
二战时期为了支持军工业和原子弹等科技，美国有大批人才进入理工科高校，在物理、数学等领域产生了大量最顶尖的人才。但是二战后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逐渐增加，随着越战爆发和与苏联的军备竞赛持续深入，民众对基础科学家投身军事技术研究感到越来越多的不满，军工业逐渐没落。但是这些刚毕业的科学人才们需要工作，于是贝尔电话实验室这种半商业半科研的民间机构，吸收了大量的科学家。
没过多久，这些人才又被吸引到金融业，进入了华尔街。他们开发出了越来越复杂的交易模型和金融产品，将科学训练带来的抽象技能转化为了金融科技。70年代，大批量的理工科人才进入了金融业，把之前许多只存在于理论领域的金融概念（比如说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转化为了实际可应用的产品。这些产品利用市场的低效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让金融产业一路蓬勃壮大，也继续吸引了对精英人才的需求。
从70年代后，几乎每个十年都有新的复杂的金融产品诞生，比如说2000年初被发明的不动产抵押债券(MBS)，近十年诞生的高频交易系统。巨额的利润让精英人才蜂拥而入华尔街，将整套系统设计得越来越复杂。
抽象的金融产品成为了一种新的经济现实，也意味着社会培养出来的下一代，如果想要进入这个领域分蛋糕，需要经历更严格的训练，让自己的思维能迅速适应华尔街的要求。这些人才也会获得丰厚的回报，现在华尔街各种交易基金每年有一半的收入，要来给这些精英们付工资。
华尔街的结构性变革，波及到了商业公司领域管理文化和风格的变化。
20世纪中期，美国的大公司通常都会将每年经营取得的利润重新投回公司的运营上，不会过度依赖从市场上的借款。同时，这些大公司还肩负有极强的社会责任，给底层员工最好的福利保障、技能培训，甚至承诺永不辞职。这些公司也有自己的股东，但是董事会-管理层的结构设计，让公司实际上做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公司的运营是为了产品、员工、和社会，并非是为了让股东产生最大的收益。
80年代的时候，激进股东主义开始流行，华尔街进入了一段并购风云年代。彼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公司的管理功能集中化和数据化，替代掉了许多原本中层管理者的作用，但是僵化的公司治理体制，让美国许多大公司依然还是“以人为本”的模式，没有迅速响应时代的变化，裁减掉这些中层管理者来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
嗅到了利润机会的华尔街玩家们，比如说对冲基金，开始在市场上公开收购上市公司的股票，成为大股东之后再向公司管理层施压，要求改变经营策略。
对于那些不回应股东积极请求的大公司，华尔街会开启恶意收购的战略。比如说对冲基金会开始大量收购股票，并联合和号召其他的机构股东，通过提名新董事的办法来逐步蚕食董事会，再通过董事会来直接替换掉不识时务的原公司管理层。私募基金的玩法则不太一样，会通过加杠杆跟银行借钱的方式来融资收购整个公司，然后再迅速通过自己招募新的管理层的方式，削减过剩的员工来减少成本，增加公司的利润，为自己赚取收益。
这些华尔街玩家在并购风云战中，为美国的大公司输送了一批新的管理层。这些管理层通常是藤校毕业，具有极强的信息和数据分析能力，可以越过中间的管理层，直接通过新型的、以信息为基础的管理模式，来操纵和指挥更大规模的运营。这些专业的管理人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厚报酬，从80年代后，美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一路走高，到现在一年可以轻松拿几百万美金的收入。
这些新型高管也极其“识时务”，他们知道自己能拿高薪报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和背后的华尔街势力们站在一起，拥有相同的价值观。这些管理层认为，公司运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传递价值、输送产品、培训员工，这些都是次要的手段，一切都是为了达成唯一一个终极目的——向股东输送利益。而股东是谁呢？上市公司的绝大部分大股东渐渐变成了都是拥有巨额资金的机构投资者，散户的数量开始越来越少。
就这样，新时代的高管们和华尔街的势力达成了双赢的局面。高管们的高薪又进一步激励了下一代的年轻人，让他们前赴后继、历尽惨烈拼杀扑进藤校，只为了获得这个成为精英的敲门砖。
事情并没有结束，循环还在加剧，随着金融业的蓬勃崛起，公司管理文化被连根拔起，美国经济的其他方方面面也都开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比如说，新时代的公司不再把之前的利润投入到运营中，而开始加杠杆高度举债，金融业的作用被大大加强了。公司借债以后，大量的华尔街精英们用自己高度抽象理性的头脑，结合复杂的数据和算法，将这些债务再打包分配，平坦到各种机构投资者手里，使他们的风险看起来大大降低了。
因为每一次融资举债都是在向未来借钱，整个社会开始出现了还不存在的财富，金融和债务体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没有人搞得清楚这条债务链到底会断在哪里。
在这个趋势下，金融变得越来越重要。到了21世纪中期，金融业在美国GDP占到了十分之一。甚至许多传统生产行业巨头，比如通用电气和通用汽车，都开始涉足金融业，利用自己从生产领域得来的现金开始了借贷融资业务。
蛋糕被越做越大，每个人都奋力参与到做蛋糕的过程，坚定不移的相信自己也能分一杯羹。但实际上可能从头到尾就没有蛋糕，只是所有的玩家都在拼命传递着蛋糕存在的理念，并拉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帷幕把蛋糕的包装弄得越来越复杂。
在这整个凯歌高奏的金融游戏中，美国传统的中产阶级去哪了？
资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盈利的机会，过去的半个世纪，曾经的中产阶级有一部分人加入到了这个游戏里，心甘情愿的接受高强度的生活状态，来换得一份高薪、一份体面和一种阶级地位。当然，他们赚到的财富虽然无法投资到自己的闲暇时间，去丰富自己的人生，但是可以全部投资到教育上，让他们的后代也能稳步踏入精英阶级，进入名校和华尔街。
可是然后呢？
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接受了精英父母一辈子辛苦工作全部的教育资源，只是为了开启新一轮的精英—资本循环。新一代的精英寄托了父母辈精英全部的希望，开始继续把全部的青春、精力和时间都扑在了资本永不眠的资本游戏里，不断用自己的智慧和头脑去帮助资本把整套体系做得更加复杂。这一切似乎永无止境。
另一半的中产阶级则彻底走了下坡路。
他们是公司管理文化革命里那些不再被需要的中层管理人员，是企业在核算成本中那些不必要的人头，在一次次呈现给管理层的财报和数据里，被化作无用的、低效的单元给裁减掉了。他们只能接受市场上唯一存在的工作——只需要提供简单、重复的劳力，来换取毫无晋升可能、一条路走到黑的底层工作。这些工作甚至也不稳定，随着全球化产业转移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连这些底层工作也越来越少。
在劳动力被降维打击的同时，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过程也变成了资本运作的燃料。
过去几十年，中产阶级的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但是整个美国社会的消费水平提高了，物价更贵了。中产和底层阶级只好开始增加信用卡消费，大量举债来维持生活的基本开销，过上了一花工资就还信用开，但债务还是永无止境的生活。这些债务汇集到巨头银行公司里，又进一步被华尔街运作成金融产品，在一次次打包转让风险分散的过程中，被不断的套利。
中层和底层的阶级艰难的靠着债务维持生活，同时源源不断的利润持续流向华尔街。华尔街赚到的大部分财富转而用来给精英人才支付高额薪水，这些精英阶级继续通过教育资源的投入，让后代能动态继承自己的阶级地位，彻底固化这种贫富差距，让中产和底层阶级再难通过努力让后代也流通到精英阶层。
影响
曾经不断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贫富差距到底有哪里不对吗？资本本就是逐利的，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抓住机遇的中产阶级跃层而上，通过正常的教育投入固化了自己的阶级，这一切追根究底还是个人努力和历史机遇，又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
可是，当新崛起的精英阶级们认为自己凭借努力得到了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时候，被淘汰掉、在生活中所挣扎的底层阶级也认为自己毫无过错，甚至也同样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换来更好的生活。但时代不再需要他们的努力，他们被困在一个局中找不到出口。
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很多精英阶级未曾意识到的一点是：底层的愤怒是需要一个出口的。
其实本来，在一个正常运作的健康政治体制内，底层的愤怒和体制的不公平，是可以通过基层反馈一路传递到中央决策层的。
比如说当华尔街通过推动公司管理变革，大量裁员而获得利润时，政府应该对这笔利润来征税，然后给下岗员工提供失业保护、医疗保险等最低的生活保障。在金融业通过不断加杠杆，将各种债务转化为金融产品，把泡沫做大的时候，政府应该及时干预，限制投机主义和过高的风险。
当金融机器轰隆隆运转的时候，美国政府去哪了？
真实的情况是，在资本逐利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从90年代开始，里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将美国带入了又一轮的监管宽松期。过去几十年，顶层收入增加了四五倍，但是税率却一路走低。不仅公司税率在不断减少，任何对富人征税再分配的政策都会遭遇强大阻力，对华尔街的监管不力更是被广泛认为间接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
美国的所有行业都普遍被分为public和private sector，也就是姓公的和姓私的。比如说同样是金融业，在美联储、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机构这些地方就属于public sector，在大投行和基金就属于private sector。
对于几乎任何具体的行业问题，在公域和私域都会出现两套对应的人马。比如A和B两个人同年从法学院毕业，而且都选择了进入金融监管行业，只是一个人在美联储工作，一个人在华尔街大律所工作。两个人每天研究的法律问题完全相同，只是A负责制定规则，B负责在规则提供的框架下，帮助客户更改运营策略，使得客户在合法的前提下利益最大化。
政策制定其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而是具体的人和人之间较量的过程，也就是A和B之间智慧和思维的考量。A能否把法律制定的滴水不漏，让B找不到漏洞可钻？还是A的思维不够抽象谨慎，总是能让B找到聪明的方法绕过监管，让B的客户表面上符合法律要求，但依然在进行高风险的运营？
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各行各业公域和私域的从业者薪水还差不多，这让大量的专业人才汇聚在公域里，可以永远走在被监管行业的前面。进入80年代后，私域经历了上文提到的金融技术的创新、公司管理文化的变革，积累了大量的利润，也就自然而然的诞生了种种服务领域：律所、咨询、会计师事务所。这些服务领域帮助客户应对监管，跻身进入精英行业，薪水丰厚，前景回报可人。
一切所谓的宏观趋势背后都是个人选择。在利益的驱使下，人才开始从公域向私域流动。同样的行业，如果在公域做过几年，进入私域会拿到之前十几倍的薪水。比如说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如果毕业后在最高法院做过一年法官助理后再进入律所，这些不到30岁的年轻人可以轻松拿到几十万美元的薪水，和一笔丰厚的奖金，远超那些没有公域经验直接进入私域的同学。
换句话讲，对于金融这种高度复杂的行业，监管不力的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那个A和B的思维较量中，因为有丰厚的报酬，处在B的位置往往是有过公域经验、深谙政府运作的逻辑，技术和经验都比A要高的人。
政府缺位的另一点原因，是过去几十年政治领域最大的议题变成了种族平等，因此进一步压抑了贫富差距带来的愤怒表达。种族平等的许多具体政策，比如说肯定性行动(affiramtive action)，曾经要求企业和教育机构给少数族裔优待，以“补偿”其历史上受到的歧视。
肯定性行动与精英主义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它在强调所有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一个客观的表现进行打分，系统从中择取最优秀的人提供最好的资源。但是少数族裔由于历史原因，难以从家庭和成长环境获得足够的训练，来满足这种优秀的标准，所以系统要对这种情况进行纠正，给少数族裔垫一个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与历史上受到“优待”的人群进行竞争。
精英阶级的这套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因为与meritocracy搭配的丝丝入扣，也可以理解为正当化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它强调了一切不平等都是因为能力的差距，而非种族的差距，所以只要给少数族裔同样的资源和训练，他们也同样变得优秀。对于那些历史上享尽资源优势，依然无法胜任竞争，满足择优标准的白人——不好意思，那是因为你们能力不够。
肯定性行动背后的政策逻辑只看到了种族歧视，却忽视了资本异化导致的贫富差距，但实际上两者同样都会导致阶级隔离和教育资源优势的固化。这套逻辑背后是精英阶级对非少数族裔底层阶级的蔑视，就如同希拉里在竞选中称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deplorables”(遭人唾弃的人)一样。
Markovits在书中认为，是精英阶级对政治正确的看重和对中产阶级的鄙视，使中产阶级开始仇恨其他的种族，加强对自己身份和阶级的认同，并把愤怒转移到移民、少数族裔这些在他们传统身份之外的民众。福山的"Identity"(《身份》)和Elizabeth Anderson的“Imperative of Integration“（《种族融合势在必行》）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可以参考我曾经文章的介绍。
精英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无法说服被挤到底层的中产阶级接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果，反而使他们吸收了民族主义和排外的理念，变得越来越极端化。他们厌恶一切来自精英阶级的说教，对任何专业的机构也彻底鄙视，因此也不相信气候变化、不相信任何宏观经济的分析，他们也同样也鄙视正当程序和法治原则。
在他们眼里，不依靠“建制”白手起家拥有一个公司可能还更令人敬佩，所以特朗普远远比希拉里更有吸引力。
过去几十年，底层的愤怒就这样不断叠加，而且无法通过正常的政治渠道表达出来。在宪政制度最初的设计中，民主通过一人一票的表决来制衡资本家们过大的经济权力。但是在当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和政治上的不平等互相促进，彻底剥夺了工产阶级的话语权。
在整个西方话语体系里，私域的兴盛本会带来私权的崛起，一个私域发达的经济体，应该会赋权于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让他们都获得更多的政治参与权。
但是新自由主义之后，市场和资本的高度发达却带来了“民”的消退，如同我曾经介绍过的《Undoing the Demos》一书中所论证的，过去几十年大机构的崛起彻底改变了经济结构和蛋糕的分配，不断涌入私域的利润可以让大机构通过吸引人才这种“合乎规则”的方式来对抗公域的监管。政策的制定不再彻底考虑个体投票者的利益，而变成了资本的游戏。
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不是没有预兆。
过去半个世纪，金融泡沫每隔十年都会出现，但从来没导致过彻底的重新洗牌和系统的推导重来。“占领华尔街”看起来声势浩大，但也遭到了精英阶层的打击和嘲讽，而且没带来任何实质性的体制变化。当底层的愤怒逐渐扩大，转化成恶意的攻击和暴力冲突时，许多这种示警信号又被解读成种族矛盾，被政治正确的大旗打压下去了。
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精英阶级才幡然醒悟，意识到了贫富隔离和阶级固化的真正影响。
未来
解决这种时代困局，需要的不是指责各种抽象的机构和意识形态，而是穿透这些人类创造出来的概念，去探寻系统背后每一个普通玩家的真实诉求。
按照Markovits和很多其他当代哲学家、思想家、政客的观点，来自于贫富差距和阶级隔离的矛盾，最终还是要回到经济问题上去解决。要给底层民众以实实在在的利益，并逐步重建他们的价值体系，让他们专注于自身的生活，而不是仇恨其他种族和排斥非法移民上。
特朗普并不是这样一个实干家。相反，他是一个彻头彻尾通过煽动底层民众的仇恨情绪，来给自身获得权力的商人。他不会支持任何有利于社会公平的重新分配，反而会进一步给大公司减税，精明而低调的获得了拿到好处的建制派的铁杆支持。
在低调给顶层阶级输送好处，不断固化贫富差距和阶级隔离的时候，特朗普却在价值理念上高调煽动底层群众——打击精英、嘲讽建制、无视宪政法治、鄙视气候变化、排斥非法移民、反对全球化……他将那些底层民众想做又无法做的事情做的淋漓尽致，让他们彻底陷入一场情绪和恶意的狂欢。
这一切始于利益，终于价值，人性的局限一览无遗。
为了掩盖实实在在的利益冲突，各个党派的人都巧妙的释放出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诉诸于情绪而非理性，煽动自己的选民以获得政治地位。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就在这样不断的政治更迭中被忽略了。特朗普的当选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情绪必然导致的结果，但却彻底把这场人性面临资本时节节败退的博弈做成了一个死局。
这种好像两个人因为利益问题而产生了口角，但随后开始上升到人身攻击，互相侮辱对方的家庭和地域，直到双方都开始把对方贴上一个“敌人”的标签，进入无法谈判和妥协的敌对状态。
意识形态刺激的是情绪，这种人类大脑具有最高权限，甚至可以超越理性、脱离思维控制的机制。当利益不一致的双方都被裹挟在情绪里时，恶意会彼此放大，鸿沟会不断加深，直到最初的争端已经再无法解决。
美国的两党之间目前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因为特朗普不断在煽动情绪，而丝毫没有解决真正深层的社会问题，两党的基本盘都在不断极化，导致政治中心也是非此即彼的斗争，几乎已无任何中间派可言。2020年无论哪一党当选，面对的都是一个撕裂和隔离的美国社会，面临着近半数民众的抵制和反对。
社会走到这一步，问题到底要如何解决？还利于民，加强监管和税收，开展更多的福利政策是一种解决方案，也是目前2020几大民主党候选人主打的政策牌。可是在鸿沟已经形成，价值观的对抗高于一切的时代，这些实实在在的经济政策真的能起到革命性作用吗？
Markovits在书的末尾提到，也许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政策，而是一场类似于“天赋人权”打破贵族垄断的思想变革，直接颠覆精英主义和择优制度的底层逻辑。
一个社会重视的能力与价值，其实追根溯源都是来自于经济的底层驱动力，并没有什么亘古不变的天然正当性。
中世纪和农业经济时代重视血统，贵族和皇室统治着社会，是因为土地是最主要的资源，而土地能产生价值需要长期耕耘，世袭的贵族制度是合适的生产关系。当人类从小规模聚集走向大规模的农业社会时，贵族制也成为了君主（单一领导人）和更大数量的底层民众之间的缓冲带，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无需精细复杂的官僚结构即可建立。
现代经济里的精英阶级重视抽象思维、数据化、信息技术等理性能力，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最大的经济驱动力来自于不断优化技术和资源分配的效率。能建立起自己的体系来收集和驱动信息的人，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人才和人的思维才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精英们之所以成为了精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体系下被培养出来的技能，更适应现代高度复杂抽象的金融-公司经济。这些技能在五十年前远远没有这么值钱。
我们曾经觉得中世纪的贵族用血统高贵来正当化自己的阶级地位，现在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那现代的精英阶级又何尝不是用高技术劳动的能力来正当化自己的阶级地位呢？在Markovits看来，这些都是同样的“false pride”——虚假的荣耀。
书中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What is conventionally called merit is actually an ideological conceit, constructed to launder a fundamentally unjust allocation of advantage. （那些我们通常认为优秀的品质，其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牵强附会，被创造出来用来给一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进行洗白。）
我们需要质疑和思考的是，现代社会那些用来评价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真的具有天然正当性吗？高度抽象的思维能力曾经将金融体系设计得更加复杂精妙，因此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可是这种利润背后代表的是生产力的进步、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吗？抑或它只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而并没有创造额外的、真正的价值？
这个疑问持续深挖，甚至可以直击信息革命的意义。
过去几十年整个世界都在不断的数据化，也在不断要求能够设计系统、记录数据、理解规则的人才，可这种信息革命带来的究竟是什么？这场革命最大核心的创新是凭空增加了无数的信息，让所有人类都无时无刻不被大量的信息和数据淹没。移动互联网和电子设备不但没有解放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拥有更多的闲暇享受，反而让我们时时刻刻关注着信息的流动，不断更新和挑战自己思维能力的极限，去追上这些疯狂流转的信息。
也许，一切的一切，还是要回到一个本质问题上：人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整个社会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我们到底要创造一个怎样的社会体制？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可能也没有永恒的答案。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