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林云柯
激进的牺牲（节选）
在现代，牺牲已经不再是最引人入胜的观念了，它带有自我贬斥的意味以及惩罚性的自我否弃。牺牲是丈夫飞扬跋扈之下妻子的饱经磨难，是女主人颐指气使之下奴隶的逆来顺受，是护士与炼钢工人为经济良态的艰苦隐忍，是纳粹突击队员的以身殉国。在爱德华·圣·奥宾的小说《母亲的奶水》中，那位被消耗殆尽的母亲，她的人生支离破碎，而她的欲望却未获满足，如此这般地诉说着“自我牺牲的暴政”。这样一个观念萦绕着受虐狂和自我嫌恶的气息，以及对那些造就了一生的种种都抱有一种病态的同情。这一切都始于一种冲动——伴着恋尸癖式的仪式和自我献祭的典礼，以此去取悦一个暴虐成性的上帝，并在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号角声中画上句号。J.M.库切在《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写道，某人何以仅仅是“牺牲这座庞大的金字塔中的另一块垫脚砖，任其他人踏过，就可以最终站到巅峰，咆哮着，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宣誓自己是一切目之所及的君主”。黑格尔就是这样一名偶尔会错误地对人类境况持盲目乐观态度的思想家，他写道：“就算我们视历史为屠宰场，国族的幸福、国家的明智以及个人的美德都被牺牲于其刀俎之下，但有一个问题仍然会在我们脑中回荡：这些巨大的牺牲最终会换来什么？”
对于寻常的自由主义理智来说，自我实现与自我摒弃总是在本质层面上争执不休，但这并不是由于采取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视角。正如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不吝于去做的那样，他认为对于人类必须采取一种极为完善的看法，其假设自我是自足的，无须任何根本性的断裂和重塑，而牺牲作为其中挥之不去的印记也就被一并抹除了。与之等同的则是另一种看法，其宣称我们周遭的政治生活形式能够逐步进化为一种国家正义，而同时又能免于任何剧烈的动荡。那些将牺牲对立于爱之相互依存性的人，他们忘记了这种相互依存若要持久，就必然牵涉到一种以牺牲为特征的献身。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牺牲性之爱，它关涉自我戕害的暴力宣泄。这里的困扰在于，拒斥这种凶险的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试图认同黑格尔，即在更富意义的死亡观念中，爱的内在结构总是牺牲性的——虽然我们总是一再讲述着自我献身的相互性，而不是将其作为相互关系向单边主导性关系转化的屈从性条约。正如一则评论所说的：“牺牲和自我弃绝都不是仅以其自身为目的的，其实质是一个人忘记了他自身是处在对他者的爱之中的。”“忘记”在这里是一个可疑的主张，它似乎在暗示爱对于自我所进行的强化是在疏离于爱本身的一系列行为中实现的。既然如此，对于将牺牲视为一种必然的自我毁损形式这样的流行看法来说，这样的主张就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矫正。
普遍流行的观念几乎完全一致地将牺牲作为野蛮和愚昧的观念加以拒斥。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最高的道德责任就是自我保存。在他之后，罗纳德·德沃金宣称一个人对于他人的责任不能拓展为一种极端的自我牺牲；他的给定前提是，一个人最优先的义务总是关于他自身的生命的。这是一种非常符合郊区中产阶级生活态度的道德类型。实际上，在德沃金的思想中并非完全没有将互助作为道德责任的视角，但前提是所面对的困难极为严峻，与此同时，施以援手所要付出的代价又必须是可承受的，而对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说，你又是他们唯一的希望。约翰·罗尔斯的精神也与之相似，他反对通过牺牲达到更大的善，否认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对于实现大多数人的福利来说是正当的。尤尔根·哈贝马斯要求“理性的道德封印牺牲”，毫无疑问，其脑中所想的是替罪羊，而非法国抵抗运动的死者。显而易见的是，当“牺牲”这个词被带入讨论，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就会自发地转向家庭劳役和为了武力荣耀而死亡的议题，而非康斯坦茨·马基维奇的事业或者马尔科姆· X般的殉道。
现代时期对于牺牲观念的怀疑主义如此本然，以至于掩盖了它对于这一概念的把握从来就不曾确切过。总体上说，现代对于牺牲的看法越来越趋向于将其视为一种对于价值寻求的自愿放弃。但是放弃也仅仅是牺牲的一个面相罢了，而且还不总是它的显著面相。确实，放弃在牺牲行为中能够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其古典学研究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献祭之物被神所喜，这并不是由于被献祭物自身的价值，而是献祭本身是供奉者屈从于某一珍贵之事的象征。这一祭品必须关乎供奉者的血肉之虞，如此一来臣服这一行为才能够说付出了一种确切的代价。然而在仪式性牺牲中，自我剥夺的首要性并非显而易见。仪式中被献祭的壮羊肥牛可以不必从你自己的战利品中抽取，而只需要尽你所能去搜集最高贵的祭品献给神即可。牺牲也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为自我否弃。这一术语层次繁复——实际上，正是因为其层次显得如此繁多，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已经质疑过“牺牲”这一术语是否可以被赋予某种一般性的意义。戴维·詹森是另一位这样认为的学者，他质疑一种关于牺牲的一般性理论是否有存在的可能，并转而强调牺牲制度的意义是因不同的文化语境而异的（实际上即使在《希伯来圣经》中也不尽相同）。他还驳斥了勒内·基拉尔这位牺牲理论方面的前辈，他指出后者完全忽略了这一关键点。
古以色列赋予不同形式的牺牲以不同的名目，但其中没有一个名目是关于上述这类制度的。实际上对于牺牲习俗来说，没有什么本质性的东西是能够被清晰识别的，因为创世之初各种职能是以令人惊异的多样性绽开的。从一种神圣的贿赂形式（“如果你给我此物，则我将回馈以彼物”）到殉难行为，只要是关于以某人之死礼赠给予他人的行为，牺牲这一术语可以在其中任何位置找到归宿。牺牲又是一个原则不定的术语，它包含了某一范畴内的诸多行为，因而没有某种一般性的单一面相可言。它因时而异地被呈现为礼赠、贡品、契约、祈祷、交易、感激、补救、崇拜、笼络、庆祝、偿还、赎罪、圣化、抚慰、圣餐共享、友爱、净化以及免除孽债。牺牲可以关涉一种救赎性的死亡，一种对于罪恶的净化，一种对于死亡的拒绝，一种神学层面上的对话，一种对于宇宙秩序的复位，抑或是为确保某种有利可图的回报而进行的审慎投资。有些人可能仅仅把牺牲视为一条仪式性的通道，或者对父权的强化，然而在其中还有另外一种社群聚合的源泉，一种至关重要的自由能量，一种由罪孽、创伤抑或是哀悼种种所贯穿的仪式性活动。吉奥乔·阿甘本认为牺牲为一种无根基的社会存在提供了一个起点和基础。瓦尔特·伯克特在《戮人》一书中认为，在某些层面上牺牲被视为一种对动物屠戮的仪式性赎罪。与此同时，牺牲也被视为一种旨在赢得上帝关注的行为，一种对于道德法、社会性法典的服从姿态，又或者某人作为国族一员的象征。如果说有些思想家认识到了这一仪式是为了得到与神的切近，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在其中看到的则是对神的竭力规避。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看，通过牺牲性的自我压抑，主体才第一次得以降生；通过对于快感（jouissance）的转化，一种确实而又脆弱的自主性得以建立。但是，牺牲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为自我给予力量的迂回方式，而其方式就是削弱自我，这就是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讨论的事情。他们认为人性总是可以对整个世界施以更为有效的统治，其代价就是内在本性的耗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视仪式性牺牲为某种狡诈的策略，用以哄骗和蒙蔽奥林匹斯众神。与此同时，它也被视为一种抑制人类本性的方法，因为叛逆的放纵是人类主体性的前定状况。亚历山大·科耶夫在《黑格尔导论》中，将黑格尔所持的观点解读为人类主体将不惜冒一切风险，不惜牺牲所有性命攸关的赌注去追寻认识上的至善（summun bonum）。实际上，黑格尔所说的主体性本身就是一种牺牲形式，因为对于意义的应许同时就是对于存在的弃绝——或者如雅克·拉康所指出的，符号即事物之死。一旦真实被表达勘尽，被多样化的游戏所瓜分，则我们将无法重新捕获感觉上的充溢性——那种在能指诞生之前我们曾享有过的或者曾幻想过的充溢性。与此同时，黑格尔在其著作里始终都拒绝以赎罪来理解牺牲，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爱与感激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