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锋
我们需要的是有邓小平的智慧与胆略，
来解决好当前的问题。
邓小平对金庸说：“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
小平的可贵，就是对内不折腾，对外韬光养晦，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
研究历史的人总喜欢说历史的必然，个人只是被历史推动。这种观点非常平庸，而且特别不符合中国国情。
有一种说法，认为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只是历史的偶然，假如当时没有邓小平，其他领导人也会搞改革开放。
这样的看法似乎立不住脚。
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
虽然是顺应大势，但改革是否必然，是否会有那样的力度魄力，是否会用这种形式，这个速度、规模，那就不好说了。看看东边的邻居，他们未必没有改革呼声和历史必要性，几十年了，改了个啥？
今天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文革刚结束时整个社会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当时如果没有小平出来，最多就是回到50、60年代文革前的路线，当然会比文革10年务实，小修小补，但今天这种全面开放、市场经济那是想都不用想。
再合理的历史趋势，假如没有人以坚定意志强力推动，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大潮，稍纵即逝，奔流不回。看中国近代以来一些关键节点，都是阴差阳错，与机遇失之交臂。
小平的可贵，就是对内不折腾，对外韬光养晦，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当时磨磨叽叽，优柔寡断，拖到今天虎视眈眈的川普时代，再想开放也不成了。
小平的意义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他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中国最关键的不是说，而是做，为老百姓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所以他说不争论，他的策略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留给未来。
有些事情是争论不出个所以然的，是争论不出生产力的，是争论不到综合实力的。
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打嘴仗胜利的。
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小平做了一个讲话，题目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别小看这个看上去普通的标题，其实包含了这之后中国惊天巨变的基本原力。
历史是合力，但历史也需要杠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句话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高度的政治智慧、无穷的后续可能性。就这三句话，除了小平，别人想也想不到，想到了也不敢说，说出来也没用。
今天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也是小平拍板推动的。
穿越到1977年，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围人当时的认识水平，就明白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实在了不起。仅此一点他就秒杀同侪。
1977年8月3日，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当时教育改革的勇将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
小平听后当场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不需要领导批准。这简直是破天荒，让很多人大跌眼镜，领导不批准，这事怎么办？会不会犯错误？领导不批准，领导的权威在哪里？党委的权威在哪里？
对不起，有些事情就是个人的权利，真的还不需要领导批准。领导操心操的太多了，有时候是需要休息的。
小平就是这样豁达而明朗。
停止上山下乡，让知青回城，当时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很难一下接受那么多人，无法安置怎么办，搞出大乱子怎么办，谁敢拍这个板？邓小平。
包产到户，阻力重重，大多数干部都不同意。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在关键时刻专门表态支持阻力重重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了这篇讲话，定名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一个能真正推动历史的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眼界、意志、威望。三者具其一，在1977年的中国并不少，三者具其二的，也有。三者俱备的，只有小平一人。
但小平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具有宏大构思，思想深刻，满怀理想远景的人，今天批评他的人，常拿“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说事。其实，他们完全说反了。不搞宏大构思，摸着石头过河，恰恰是最了不起的地方。历史上，各种各样空头支票、漂亮口号把人害惨了，小平不愿意那样做 。
最令人敬佩的，是邓小平对下面的信任和放手。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想法，就是让下面的人解放思想，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先干起来再说，错了再改，别太出格就行。
这里面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治国理念，最上层是无为而治。上层无为，调动的是下面积极作为。
邓小平曾说：“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
有人少管，就会有人多干；上面的多干是添乱，下面的多干才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他还对金庸说：“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
没有那么尽事皆知的圣人，领导更不可能主意多多，诸事皆管，讲话必重要，指示必英明。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所谓“不折腾”，就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为，恰恰相反，无为而无不为，给老百姓空间，给社会大众选择，这是思想解放的精髓所在。
邓小平的眼界、意志、与威望，是他一生经历积累形成的。没有多少人像他这样一次次大起大落，他经历了党政军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等一切关键岗位锻炼，见识的多了，思考的也就多了，思维就不那么狭窄。
16岁去法国，从1920到1926年，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人最黄金的青春年华，也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
1975年访问法国时，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目睹了法国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赴联大演讲，别人问他最想看什么，他说：华尔街。
邓小平是睁眼看世界的人，心里装着国家，眼里看着世界，不封闭，也不乱来。他在世时，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国全面对抗。邓小平说：我是会打桥牌的，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呢。
不对抗并不意味着就是软弱。在外交方面，邓小平坚持的是务实主义路线，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准则。
他访问完美国，就对越南对手，狠狠地教训了这个恶邻，也让苏联有所顾忌，老实收敛起来，从而为中国开创一个良好的开放环境。
他不是个不会弯腰的人，但他有他的底线。
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时候都有不少人骂他，这其实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你只要在他之前的时代骂骂领导人试试就明白了。那么，是他没有能力让骂他的人闭嘴吗？不是的，他是个超级政治强人，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在他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搞个人崇拜，假如他那么搞的话，在中国很容易成神，今天骂他的人只会顶礼膜拜了。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一位领导人全世界公认的，那就是邓小平。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小平同志也必须接受历史的评价，而无论评价如何，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开创者，正是他主导的改革，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短缺经济”的现实，也由此，主观、客观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领域的变革。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平同志的人望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有了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这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然而，似乎在最近几年，对于小平同志的评价，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分歧，而分歧的焦点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些“副产品”——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等等问题，很多被归结到了小平同志身上，仿佛他的方针政策导致了以后的消极现象。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位领导人。
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评价，有三个维度：使命、担当和“局限”，从这三个维度来评价小平同志。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而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进行破题、突破、解决，就是当代领导人的使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才是符合历史决定论的。
那个时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务之急是，苏共已垮台，如果中国人民再穷下去，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能不能认识到这一主要矛盾、能不能看到这一历史使命，是对领导人的第一个“大考”，毫无疑问，邓小平始终清醒。
使命在肩，但未必每个人都敢于担当。戈尔巴乔夫临阵逃脱一败涂地，时刻提醒我们领导人担当的重要性。而在担当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是没有丝毫犹豫的。
对于改革开放，党内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大，面对阻力，小平同志不是“小步慢走”，而是“大步快走”，以至于连西方世界都对中国产生了误判（以为中国已经“和平演变”）。这样大步子的改革，对于邓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同志们的不解，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担当，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就。
最后我们要谈到“局限”，之所以要打上双引号，是因为这个局限，并非领导人个人的局限，而是历史的局限。
一代人克服、解决那一代最迫切、最危急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不能指望一个人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样的话还要后人干什么？
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变到质变，产生新的一个个问题，从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在这旧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新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有待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下，予以解决。
邓小平的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这些方针政策必须有新的调整。所有的这些，又构成了继承者的新的使命，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把新的问题推给历史人物，是不负责任的。
同样，用现在的眼光和标准去苛求过去的意识与行为，同样是不科学、不理性的。
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有些也确实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政策失误所致，但所有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和解决的。小平同志生前，看到了这些问题的苗头，并且予以警示，可以说，他的历史使命已经超额完成，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