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皮可·伊耶；来源：http://www.nytimes.com/2012/01/01/opinion/sunday；智悲翻译中心
大约一年前，我飞抵新加坡参加一场针对广告人的关于“明日儿童市场营销”的演讲，参加本次演讲的还有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时装设计师马克·埃科和平面设计师斯蒂芬·施德明。我抵达后不久，本次活动举办方的行政执行官把我悄悄拉到一边——我估计他会谈些关乎下一代的“秘密”运动——但是他却谈起他最感兴趣的话题——寂静。
几个月后，我读了一篇对一直以来保持前位的设计师菲利普·斯塔克的专访。为何他能保持一贯领先的地位呢？他说：“我从来不看杂志或电视，也不去参加鸡尾酒会、晚宴或类似的活动。”他提示自己生活在世俗的理念之外，他说：“在虚无中，我独自生活”。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注意到那些在Post Ranch 酒店花$2285美金一晚住在悬崖顶房间的人，他们还要为没有电视的房间支付额外的费用。据可靠的消息，未来的旅行的趋势是“黑洞度假区”（译者注：black hole resort指没有手机和网络信号，不配电视，甚至连闹钟没有的度假区），你想要订没有网线的房间要付高价才行。
事情真的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了吗？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们先是兴高采烈地享用节约时间的设施，因为它们扩展了我们的生活；随之又想方设法避开这些——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随着与外界联系的方式越多，恨不得拔去电源插头的人也越多。像青少年一样，我们好像在一夜之间从对世界一无所知到知道得太多。
韩国和中国的因特网救助营在尝试帮助孩子戒除网瘾。
我的作家朋友们愿意花大钱购买FREEDOM软件以便禁用因特网（最多八个小时）。其实因特网风行时间并不长。就连英特尔（总部与所有分部）也在2007年试行每周二上午赋予300多个工程师和经理人4个小时可以不被因特网打扰。在这段时间里禁止员工打电话或发邮件，以便清空大脑并聆听自己的心声。因特尔公司大多数参与尝试的职员建议把此项政策推广给更多人。(调查表明：今日的上班族工作期间不被因特网打扰的平均时间不超过3分钟。)
尼古拉斯·卡尔在他非常有启发性的书《浅滩》中提到美国人平均每天花至少八个半小时坐在屏幕前，美国成人在网上耗费的时间从2005年到2009年翻了一番，同时在电视机前的时间也在不断增加。
美国青少年平均每天发送或接收75条短信，有一个萨克拉门托的女孩一个月中甚至每天都要收发10000条短信。既然任何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奢侈品代表一种稀缺，我在新加坡为营销人做演讲时提及未来的孩子比什么都渴望自由，即使只是离开闪烁的机器、流媒体视频和滚动的头条新闻一小会儿的时间都会使他们感到空虚，然后瞬间又变得太充实。
大家需要慢下来（即寻找时间和空间来思考）已不是新鲜的话题。当然智者们一直在提醒人们越多地关注于当下，越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思考。17世纪法国哲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尔写道：“分心是安慰痛苦的唯一方法，但也是最大的痛苦”。他有一句话广为人知，就是“所有人类的痛苦从不能独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开始”。
当电报和火车带来“方便比内容更重要”和“快捷的手段能弥补不完美的结果”等观念的同时，亨利·戴维·梭罗提醒我们，“骑着马一分钟跑一英里的人不一定带着最重要的信件”。甚至半个世纪前，最具预见性的麦克鲁汉警告大家说：“当周遭的事情处于快节奏中，自然就失去了与自己的联系”。托马斯·默顿则发表了很多的观点，他不仅提到“上帝造人不仅是要他做高强度的活动，事实上还要他休息”，他身体力行从老鼠赛跑般的生活中跑出来进了修道院。
但是现在很少听到这样的声音了。CNN“永远”有“突发新闻”，黛比刚发布完暑期的照片电话铃声就响起来了，我们很少有足够时间来发现自己几乎没有空闲的事实（研究人员发现大部分网页的访问间隔为10秒或更少）。越多的信息涌向我们，我们分配给每个信息的时间就越少。我们所意识到的事情是：那些以前引导和平衡我们生活的分隔丢失了——诸如周日和周一、公共区和私人空间。
如同梭罗所讲的一样，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沟通方式，想说的话却越来越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太忙着去沟通，如我们忙着应对太多的“截止日期”，以致于我们很少会关注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机器使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快速、更长久、更健康，却没能教会我们如何做到物尽其用；信息革命虽然到来却没有说明书；世界上所有的数据信息都不能教给我们数据筛选的方法；图像不能显示处理图像的方法。对于我们屏幕生活唯一正确的改变应当是呼吁屏幕上不存在的情感与道德。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瑜伽、冥想或太极，即便这些人没有宗教信仰；这些不是新时代的风潮，却可以被称作连接旧时代智慧的方式。我的两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每周定了一个“网络休息时间”，从周五晚上到周一早晨断开网络连接，以便于恢复家庭用餐和谈话的旧习俗。四个月之前在牛津，我发现自己吃早餐时和一群律师在一起，我观察到他们所有谈话的内容是航海或者骑马、桥梁：任何可以使他们摆脱无线电联系几个小时的东西。
另一些朋友试着在每个星期天进行长距离的漫步，或者尝试将手机“遗忘”在家。在过去这些年一系列的测试已经显示，卡尔先生所指出的，在安静的乡村地区度过一段时间之后，测试者们“表现出更出色的专注力，更强的记忆力和认知的普遍改善。他们的大脑变得更冷静，更犀利。”不仅如此，神经学家发现，深度的思考，依赖于“天性缓慢”的神经过程。而这些是我们高速的生活方式很少有时间去做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古怪并且常常采用极端方式试着来保持头脑清醒，并且确保有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我不用手机也从来不在社交网站上微博或者进入Facebook，我尝试不去上网直到完成我一天的写作。我从曼哈顿来到日本乡村，这样我可以轻易地就做到完全以步行的方式生活，并且每次旅行都成为一个值得回忆的事件。
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关乎原则和禁欲主义：这仅仅是纯粹的自我。没有什么比这让我感觉更好——更冷静、更清晰和更快乐——呆在一个地方，专注于一本书、一次谈话、一段音乐。其实，这是一种比单纯快乐更深层次的东西：它的乐趣，出家人David Steindl-Rast 描述为“这种形式的快乐不依赖于发生了什么”。
当然，和世界保持联系，并且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煞费苦心地前往耶路撒冷、海德拉巴、阿曼、圣彼得堡、阿肯色州的农村、台湾、福岛核电站以及迪拜。但是只有当你与世界保持一段距离，你才能看清世界的全貌，才能明白如何与世界相处。
过去20多年中，我保持一年数次——通常不超过3天，从波斯特农酒家出发，花40分钟在路上，去圣本笃修会的修道院。在那里，如同我在任何别的地方，没有参加任何社团服务项目；我只漫步和阅读，让自己迷失在寂静中，其时我明白只有短暂离开妻、子、老板和朋友，才能给他们带来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一次在修道院是三个月前，在去修道院的路上，碰巧遇见一位看上去很年轻的男子，以及骑在他肩膀上的3岁孩子。
“你是皮克，是么？”这人说到，他自我介绍叫里拉。我想起来了，十九年前我们见过，当时他是修士们的帮手，从那时起一起住在修道院。
“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我问到。
“我在洛杉矶从事音乐电视方面的工作。”
我们相视而笑，无需多言。
“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尽量带孩子来这”，他继续说，此时他看着外面，我们的一侧是浩瀚蔚蓝的太平洋，另一侧是中央海岸上高耸的山峰。“我的大儿子”——他指了指正在山边废弃的路上奔跑的7岁孩子说，母亲在他身后——“这是他第三次来这”。
我意识到，明天的孩子，可能会超越我们，这种想法没有新意，但却必然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