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随便一部中国历史，你会看到，这部历史，与其说是全面展示了中国人过去的精神面貌，不如说它就是帝王将相们强权话语的象征。
身为帝王将相已经足够显贵，而一帮喽啰，为了自家的名利又为这些帝王将相精心粉丝，要么为他们树碑立传，要么为他们出谋划策。什么“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圣人们难道没有一点私心杂念？所以你问我中国历史上有多少阶层，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只有两个，一个上层，一个下层。
上层是中国人的面子。上层社会的人，居庙堂之高则为帝王将相，如帝王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朱元璋、康熙、乾隆等；将相则有姜太公、李斯、白起、霍去病、诸葛亮、李靖、狄仁杰、司马光、张居正等；在文教领域，则有孔子、老子、司马迁、李白、杜甫、朱熹、苏轼、王阳明、曹雪芹等。这些人不伟大？伟大！很了不起？确实了不起！但伟大也有个限度。过度解读他们的优点，过度钻研他们的只言片语，就成了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吹捧。如果后来的人们，眼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我们的历史视野就太过狭隘。
几个帝王代表不了中国的历史，几个文人也代表不了中国的文化。
上层人装点了中国历史的门面，但里面的建筑却是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底层人铸就的。上层人鄙视劳动，却要靠下层的劳动者养活他们。
底层人，付出最多，收获最少。不像那些帝王将相、朝廷显贵那样生前享尽荣华富贵，也不像那些骚人墨客死后获得了无限荣光。底层人基本是些无名的人，如果给他们公平的机会，他们中的才俊，本不逊于那些青史留名的人。可是历史的大环境偏爱大人物们。帝王们总是打着“爱民”的旗号统治他们，文人们总是以“拯救苍生”的热情奠定道德文章的声名，底层人呢，他们像羔羊一样默默无闻。
今天有些人爱以文明古国的历史头衔自居，他们赞叹长城的伟大，赞叹圆明园的宏伟，他们赞叹伟大的领导者，但他们很少注意到，这种“大王变换城头旗”的中国历史，始终是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前提的。在他们看来，只要长城够壮观，牺牲几个小老百姓何足挂齿？他们宽容统治者的残暴，却对底层人的汗水和血视而不见。这是什么逻辑？
中国历史很伟大，也很遗憾。一句“学而优则仕”，让多少青年才俊丢弃了自己的本心，争相为帝王们建功立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诚可叹，几句骚人的非理性牢骚，本是文人的狂妄，当作修辞阅读虽是上品，当作抒发怀才不遇的稀世珍宝，那就言过其实。他们本该是花瓶，却被一些后来的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精英”无耻地当作偶像。
中国上层社会的人似乎特别好做，会点琴棋书画，能挥毫泼墨，再找几本儒道佛的经文一读，然后随便拉出一位秀才，都能轻松赢得“博学多才”的美名。可惜电灯不是皓首穷经的文人发明的，书法写得再好，绘画的境界再高，也不能照亮黑暗的历史。
上层社会的读书人，你读书就好好读书吧。读书自有读书的用处。为什么非要搞出个“学以致用”？说是“学以致用“，无非是读几本经书，就琢磨着怎么在政治上一展抱负。大诗人李白腰佩宝剑，动辄“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是他在政治上做了什么贡献？“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说这话的，正是一位书生。
读书是雕虫小技，从政才是大丈夫？得了吧，最可怕的是，本来只适合读书的人，却在糜烂的政坛上耽误了一生。结果，学问是半吊子，仕途一塌糊涂。末了还怨天尤人，或者就开始在经书里找安慰，刷存在感。这难道不可耻？
古希腊人研究“无用”的学问最终搞出了科学；古中国人钟爱的“学以致用”，结果却常常变成几篇干瘪的道德文章。这就是古中国人的大智慧？
比起那些无聊的、狂妄的、别有用心的上层人，古代的老百姓尽管声名不显，倒是实实在在做了不少令人称道的事。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老百姓，就是“中国的脊梁”。
我前面对某些上层人充满义愤的批判，也是为了更好地赞美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没有赫赫武功，总处于社会的边缘，但细读他们的故事，自能感到一股振奋人心、催人向善的力量。这是我从邓占云所著的作品——《清代的一百个老百姓》中得到的启示。
正如书名，邓占云在书中介绍了清代的数百位老百姓，包括：
其中有些人的名字如黄飞鸿、霍元甲，因为影视等艺术的助力已广为国人所知，但相信大部分名字对当今中国人来说有些陌生。我翻阅时，“行乞兴学感天地”的武训感动了我。
武训小时候是道光年间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五岁丧父，九岁跟着母亲行乞讨饭，十四岁死母，十七岁给地主当长工，饱尝人世艰辛。“更悲惨的是，他在给李家做了三年长工之后，不但分文未得，还落了个‘讹赖钱财’的恶名，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糟糕如此，换作一般人，生活的意志早就给人磨灭了（如中年闰土），武训却因此幡然醒悟：周围像他这样的穷人还有很多，如果不念书，穷人永远没有出路。于是“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积资兴学”。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常常“宿无定所，食无定餐，身携一袋一勺，沿街乞讨，”“每次讨得较好的衣物和食物，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事物”。
武训行乞不像一些乞讨的，只是作哑巴状在你眼前伸出手来，他还饱含深情地献唱：“我要饭你行善，修个义学你看看！”“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晚年知县劝他结婚，他唱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症。”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他的平生夙愿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由于他的“特殊贡献”，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专门做了《武训颂》。民国年间，某中学进行“谁是你最崇拜的人”的调查，武训的排名高居第一。他的事迹还被彭小莲导演拍成电影——《武训传》。
如今，像武训这样的“老百姓”似乎只在少部分人那里流传，许多人即使偶然在网上读到，也多半过目即扔到一边。一些年轻人，情愿沉迷在虚假的宫斗剧或青春剧里，也不愿（或不屑）将眼光投向这些特殊的“老百姓”事迹。这是世风日下的征象，还是新世纪年轻人应有的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