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后浪推前浪”并不会因为年轻一代取代年老一代而自动实现，社会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自动进步，社会进步是在观念进步的推动下实现的。当那种更有助于自由、公正与繁荣的观念成为一股潮流，取代了之前不利于自由、公正与繁荣的观念时，进步才可能出现。这种观念所推动的变革才有资格被称为“后浪”。
新的思想催生后浪，如没有新的思想所推动的变革，那社会就是一潭死水，就是停滞不前，根本不会有什么浪。
前浪后浪和年龄无关，也和年代无关，而唯一地和思想有关。如年轻人的思想观念和那些保守的老年人没有区别，那他们就是前浪，而不是后浪。相反，如年长的人有开放进取的观念，那么他们就是后浪。
前浪后浪不是物理学概念，而是社会科学概念，后浪推前浪，是指社会的进步，后浪意指一种推动社会朝着更繁荣，更自由的方向前进的力量。这种状态的出现是思想的产物，我们把那种更有助于自由、公正与繁荣的观念称为“新”的观念，也即“新”不是指时间上的“新”。当这种新观念被很多人接受，成为潮流，具有改变的力量时，就构成了“后浪”。
所谓的后浪推前浪，就是指在这种“新”的思想观念所产生的潮流的激荡下，那些束缚创造性的观念与制度被涤除。
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思想没有什么用，科技才有用，他们把“后浪推前浪”视为技术的不断进步，这是错误的，技术进步只是观念进步的结果。米塞斯说，“生产技术惊人的进步，以及财富与福利的因此增加，只有靠那些依照经济学的教义而制定的自由政策之运用才会可能。撤除那些古老的法规——关税，偏见等等对于技术进步的障碍，而把一些天才的改革家、发明家，从那些行会、政府管制，以及各种社会压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那些思想”。
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那些束缚创造性的观念和制度被“后浪”所消除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束缚个体创造性的观念与制度不被消除，那么社会进步将难以出现。
一个例子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这不是偶然。斯密等人的古典经济学，消除了重商主义的观念和制度，为工业革命的出现打下了基础，“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正是这些经济学家的学说所引起的意理革命的一个结果”（米塞斯）。
有一种天真的观点认为，社会进步是新技术驱动的，因此，只要大力投资于新技术，那么社会进步就会出现。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新技术不等于个体创造性的释放，技术只是工具，没有好的制度环境，新技术并不会创造价值或没有用武之地。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有再先进的技术，也不会创造价值。试想把计算机交到大猩猩手中，会有用吗？
一个自由、繁荣与公正的社会是制度变革的结果，而不是性技术的结果。如前面提到的，技术进步本身都是思想变革所催生的制度革新的结果。人们需要的是“需求以一个合理的代价得到满足”，这需要私有产权之上的分工合作，需要无数的个体发挥创造性，需要没有被扭曲的价格等等，而技术代替不了所有这些方面。另外，技术的发展，应该交给企业家、发明家和资本家，如政府片面鼓励发展新技术，那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会导致寻租腐败，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前苏联，技术也比较先进，但结果如何呢。
所以，如经济学家整天谈如何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或物联网这些东西，那就是严重失职。如媒体上都充斥着这些概念，那就要警惕，因为它表明这个社会可能在避重就轻，用“技术优先”来回避问题。
很多人认为自己无法成为“后浪”，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但这不是合理的辩解。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如他们能够成为后浪，使错误的政策得以消除，那么他们遭遇的“不合理的”那部分生活压力就会消除。
文章指出后浪不会自动出现，没有思想的革新，社会永远都是停滞。经济学思想可以在引领观念革新，为更自由、公正与繁荣的社会的出现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正是经济学的巨大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