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印象中，鲁迅是25岁（1906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因幻灯片事件受刺激，愤而弃医投身文学事业，发愿用文学唤醒国人。
事实上，鲁迅直到37岁（1918年），才写了第一篇白话小说。
那么，37岁以前的鲁迅在做什么呢？做公务员。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做“官”。
辛亥革命是“海归”们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一个关键契机。从日本回国后，鲁迅是师范学校的普通化学老师，绍兴一“光复”，他被委任为“浙江山（阴）会（稽）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也就是校长。
仅过两个月，1912年初，更好的机会来了。鲁迅的朋友许寿裳从南京来信，已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教育部长蔡元培推荐，任命他为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
鲁迅毫不犹豫地辞职，前往南京。他后来回顾当年从政的心情写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却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民元初创的教育部，机构精简，共三个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各司下有两到三个科，全体人员不过73名。
鲁迅入职时是“普通教育科科员”。数月后，国民政府北迁。鲁迅半年后获升迁，官阶定为“佥事”，实职则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这可不同于今天。鲁迅的上级是司长，按今天的级别，他的职务相当于处长。
至于官阶“佥事”，比今天的处级还要高。“佥事”是民国沿用清末的官阶名，所以鲁迅的官位，从品级看相当于清代从四品，也就是现在的副司局级。佥事之下，还有主事、技正、办事员、录事、工友等级别。
因此，晋升后的鲁迅在教育部是中层领导，日常事务有人负责给他跑腿。也因此，当时鲁迅相当兴奋。1912年8月22日，鲁迅日记记载：“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当晚，鲁迅约好友钱稻孙、许寿裳到广和居欢宴，“每人均出资一元”。饭后回家，日记记载“归时见月色甚美”。这种反映心情的景色描写在鲁迅日记中是极罕见的。5天之后第一科科长的委任状颁下，鲁迅当晚又“大饮于季市之室”。
鲁迅这个“官”，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管辖以下内容：
- 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关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事项；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关于通俗教育及讲演会事项；关于通俗图书馆及巡行文章事项。
管辖范围颇广。1920年以前，鲁迅对他的工作是相当尽职和努力的。作为民国创始阶段的中级官员，鲁迅在文化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最初都是由他参与首创的。
为筹办京师图书馆总馆和通俗图书馆，鲁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在日记中多有反映。
他也参与了历史博物馆的筹建。1912年6月25日，“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是为了察看国子监是否适合设立历史博物馆。还有采购事宜，日记记载他“赴历史博物馆观所购明器土偶，约八十余事”。
中华民国的国歌审定也是鲁迅的工作内容。1919年，他被指派为“国歌研究会”干事。
中华民国的国徽更是由鲁迅直接设计的。钱稻孙回忆：“总统府要定国徽，由陈任中传达，让鲁迅、许寿裳和我同拟……国徽的说明是鲁迅写的。图案并不很好，但文章写得很好，是用六朝文写的，部里其他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教育部的人都很佩服。”
鲁迅受蔡元培所托为北大设计校徽，这校徽沿用至今。
鲁迅参与制定注音字母方案。1913年2月，他参加“读音统一会”，因与会人员达不成统一意见，鲁迅作为主办方人员，努力居间调停，促成了解决方案。
戏曲也归第一科管理。1912年6月，鲁迅为考察戏剧曾出差天津，为此专门“购领结一”“革履一”。
鲁迅还参与“大内档案”的整理，主持过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规程草案的编订，在溥仪出宫后被任命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在中华民国文化奠基的很多方面做过自己的贡献。
进教育部两年后，鲁迅又从五等官进叙为四等官，后又得过北洋政府颁发的五等嘉禾勋章。1915年，袁世凯为了称帝颁大总统策令，对各部门公职人员进行封赏，封鲁迅为“上士”。袁氏称帝后的洪宪元年二月，鲁迅又得“进第三级俸”的物质奖励。
鲁迅进入公务员体系半年，就成为中级官员。如果再晋升，就会成为司长，数年乃至十数年后成为次长乃至总长。事实上，他的很多同事此后纷纷“进步”。1915年，老同学伍仲文升为普通教育司司长，与他同级别的佥事陈仲骞升至代理次长，他的下级主事李梦周做到司长，甚至小小技正范吉陆后来也做到司长。老友许寿裳先到外省当教育厅厅长，后回京当高校校长。1922年，也曾留日、当过师范学校校长的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此人早先曾巴结鲁迅，鲁迅在日记中记他“似有贺年之意”，语气颇为鄙视，没想到数年后成了自己的最高领导。
不过，鲁迅的仕途起点虽高，后劲不足。1915年之后，他在仕途上陷入停滞。
鲁迅勤勉，愿意尽职，但他性格中的偏激和苛刻导致他无法很好地处理与上级和同僚的关系。
鲁迅言语不多，内心却相当倨傲，几乎所有上司都不入他的法眼。蔡元培不久离职，继任者为范濂源。鲁迅听了他的演讲后在日记中记载“其词甚怪”，有些瞧不起。一年后，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鲁迅评价他的就职演说“不知所云”。对次长梁济善，鲁迅的评价是“山西人，不了了”。
他的直接领导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先是夏曾佑，著名历史学家，其学术成就今天仍得到较高评价。然而鲁迅对他的评价是“阴鸷可畏也”，还起了个外号叫“老虾公”。
内心鄙夷如此，鲁迅自然很难搞好和上级的关系。
他与大部分同事的关系也并不算好，认为他们观念落后，不学无术。1912年7月12日，鲁迅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后，激愤地在日记中写道：“开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鲁迅1918年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京师图书分馆等章程，朱孝荃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所为，何足依据。”
钱稻孙自认为鲁迅好友，相知甚深，哪里想得到自己会被鲁迅私下称为庸妄人。对好友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
鲁迅从32岁到46岁做了14年京官，离职时级别仍是“处级”。
1912年8月，鲁迅成为五等佥事，月工资240元。1914年8月，晋升为四等，工资涨至280元，与当时的大学一级教授薪俸相同。1921年，鲁迅又获佥事最高薪俸360元之“年功加俸”。
这样的薪俸购买力如何？“北京1911年至1920年大米每斤3分，猪肉每斤1角至1角1分……植物油每斤7分。”当时北京普通四口之家，每月伙食费是12元。鲁迅所雇女佣，每月工资2至3元。因此鲁迅的收入是普通市民的数十甚至上百倍，堪称巨款。
正因为有高收入，191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才能以自己近3000银元的积蓄，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的1000余银元，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四合院。那可是北京典型的“三进”大型四合院。前院坐南朝北的前罩房共9间，每3间1套，当中3间是鲁迅的书房。中院有高大的北房3间，东房西房各3间，后院内有后罩房9间。这在当时颇为阔气，今天价值更是起码过亿。
也正是有了这笔薪俸，鲁迅在北京才能过上较优裕的生活。下馆子、看戏、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这都是有钱有闲阶级才能做的事。他上下班常坐黄包车。
午饭他是到馆子吃包饭的。1914年3月26日鲁迅日记记载：“午与稻孙至益锠午饭，又约定自下星期起，每日往午食，每六日银一元六角。”日常生活也有仆从伺候。1914年8月11日日记记载：“佣剃去辫发，予银一元令买帽。”“佣”就是仆人。
1920年起，从政8年后，鲁迅对公务员生涯开始感觉厌倦。
原因有二：一是迟迟未得升迁，且已知前途渺茫，因此生活重心已从恪尽官守转向文学创作；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因政局动荡，教育部开始欠薪。
此时他肩负着包括母亲和两弟在内的整个大家庭的养家重任，只得另想他法。1920年8月，他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每周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18元。之后，他又接受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甚至黎明高中等校邀请，频繁奔波，以积少成多的讲课费来维持高水准的生活。
当然，班还是要上的，每天至少要到部里点个卯，再偷偷开溜。鲁迅曾向郁达夫描述他亦官亦教的生活：“……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
这种半官半学的生活持续了5年多。1925年，有几个因素促使鲁迅决定告别公务员生涯。一是女学生许广平闯入了他的生活。他的结发妻子和老母都生活在北京，而这一师生恋在当时并不为主流舆论所接受，他需要离开北京。另一是因文学创作已文名大著的鲁迅，经好友林语堂介绍，收到创办不久的厦门大学抛出的橄榄枝——担任研究教授，月薪400元。
鲁迅开始积极讨薪。1926年1月，他与各校代表同赴国务院索薪。1926年7月21日，鲁迅发表《记“发薪”》，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共两年半，9240银元。钱稻孙回忆，教育部所欠薪金后来都没有还清。
1926年8月26日，鲁迅收到厦门大学提供的差旅费100元和月薪400元，离开北京，结束了10多年的公务员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