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孝子一类的“正派人物”，差不多一样地“不好色”或“无性欲”，甚至“无爱情”。比如诸葛亮就没有什么爱情故事，关羽、张飞也没有，甚至连潇洒英俊的赵云也没有。赵云和周瑜一样，都是少年英俊将军。但赵云既然是真英雄，身边就不能有一个小乔。结果周瑜短命，赵云善终。至于刘备，虽然讨好几回老婆，但那是为了“汉祚延绵”，是“政治任务”，何况刘备本人也并不把老婆当回事，还说过“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类的混帐话，所以仍然可以算作是英雄。
这类“忠臣孝子”或“乱世英雄”，他们是“无骨的男人”。
在舞台上，他们便多半是“须生老生”。这类人脸不白，皮不嫩，说话没有奶味，有的声如宏钟，底气颇足，有的还会弄几下枪棒，比如刘备就曾在战场上和关羽、张飞一起战过吕布，宋江也在孔太公庄上教过徒弟，照理说应该像个男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事的，也都是“男人的事业”：或者出将入相、安邦治国；或者为官为宦，立政安民；或者日耕夜读，修身齐家；或者驰骋天下，逐鹿中原。即便玩弄权术，觊觎国宝者，要干的，也是男斧们的勾当。
说起来，这一类男性形象，原本应该是颇有“希望”，可以“看好”的。因为他们既不像“小白脸”们那样地无用，又不至于像“黑旋风”们那样地无情，照理说应该成为“英雄气”不短，“儿女情”也颇长的理想人物。
然而遗憾的很，这类人物的麻烦更大。因为他们大多和第二类人物一样，相当“无性化”，而且有不少人又和第一类人物一样，相当的“女性化”。不同之处仅在于第一类男人的女性化，是彻里彻外的，从外貌、言行，到性格、心理，都相当的女性化；这一类男人，则只是内心世界女性化，不认真分析，还看不出来。
这类人物女性化的证据之一，便是他们大多“好哭”。
在这方面，刘备算是最典型的一个。他文韬不如孔明，武艺不如关张，唯一的本事就是会哭。“潸然泪下”、“涕泪横流”是他的拿手好戏；“放声大哭”、“泣不成声”是他的惯用伎俩。他借了东吴的荆州不还，鲁肃一来讨，他就哭，哭得鲁肃心里酸酸的，再也开不得口。这虽然是诸葛亮的“阴谋诡计”，但此计能够奏效，也是看准了两点：一是刘备会哭，二是鲁肃怕哭。一个有女人本事，一个是妇人心肠，都够女人气的。
历史上会哭的男人，当然决不止于刘备一个。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忠臣孝子，都会哭，而且都必须会哭。他们写给皇帝的奏折、表章中，常有“临表涕泣”或“感恩涕零”之类的话，而在朝堂之上当众哭将出来的事，也不少见。这些人，在自己家里，或自己的衙门、营帐里，也许十分威严，相当地男性化，但一到皇上面前，便立马变成了女人。尤其是，如果受到了皇上的嘉奖或恩典，更是非哭不可，否则便是奸臣。
事实上，这些人往往从小就被施以哭的教育，并被告知：哭，乃是一种非常正当的手段。
司马光的《家范》中就有这样的话：“父母有过，谏而不逼，”“三谏而不听则告泣而随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父母有了过失，或者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就要劝谏。劝一遍不听，劝第二遍；还不听，就劝第三回。连劝三遍都不听，怎么办呢？那就哭！这岂不是公开教唆以哭为手段么？
所以，中国的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几乎没有不会哭、不爱哭的。因为非哭不足以证明其忠，非哭不忠心证明其正。尤其是当父亲过世，皇上驾崩之时，不但要哭，而且要哭得昏天黑地，爬不起来，叫做“苫次昏迷”。结果，慢慢地，哭，就成了他们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与之相对应，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就是一部“痛哭流涕史”。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始，到前不久还风靡一时的台湾言情小说。眼泪都是其中常见之物。什么“泪眼问花花不语”啦，什么“泪珠不用罗巾挹”啦，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啦，什么“初闻涕泪满衣裳”啦，不一而足。痛哭流涕者，有女人也不乏男人。最有豪气的说法，也不过只是“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直到建国以后，由于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总算不大哭了。但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某邻国，其电影中的民众，仍热泪盈眶当作家常便饭。
当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哭，也并不认为一个男人就哭不得。但毕竟，“男儿有泪不轻弹”。一个男人，如果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便不免有些女人气了。
这类人物女性化的证据之二，便是他们大多“善跪”。
和“哭功”一样，“跪功”也是这类人物的基本功，从小就训练惯了的。不但见了父母、长官、皇帝要下跪，便是见了朋友、敌人，甚至俘虏，有时也下跪。宋江就曾多次跪拜自己的俘虏，从清风由跪拜秦明始，到后来活捉了高太尉，都一律是“扑翻身子，纳头便拜”。但秦明、呼延灼、关胜等人，“本是大罡星之数，自然凑合”。
宋江的跪拜，只显得“义气深重”，大家没有话说。但一百零八人聚齐以后，宋江抓住了官军将领，也如法炮制，就说不过去。因此梁山好汉，也有私下里杀俘的事。可见到后来，好汉们也觉得宋江动不动就“躬身下拜”，未免窝囊。
当然，跪拜原本是中国人的礼节，和当今的鞠躬握手一样，所以不能一律看作没出息的表现。比如武松等人见了宋江“纳头便拜”，就只是仰慕敬重，恭敬谦虚，并不失英雄身份。没出息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跪在女人面前，大叫“娘子饶恕小生则个”，或“娘子可怜见小生”。比方说《西厢记》中的张生，便是又跪小姐又跪红娘，前前后后跪了好几回。不过前已说过，这类人物，原本是女性化的，他们的膝盖发软，也就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即便是西门庆这样的恶棍，多少会几下拳脚的，也跪女人。
当潘金莲问他“你真个要勾搭我”时，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结果，“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可见女人还真吃这一套。所以，中国那些怕老婆的男人，就有一个雅号，叫“床头柜（跪）”。另一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跪倒在男人的面前，并扬言对方如不答应，就决不起身。这实在本应只是女人才使用的要挟手段，可惜往往成了中国男人的专利，不但忠臣孝子一类的人物频频使用，个别情况下，江湖好汉也要用一用的，比如宋江就是。这种又哭，又跪，又趴在地上不起来的做法，与张生一类人物其实并无两样。
不同之处仅在于：张生、许仙等人是跪在女人面前，向着女人哭诉；刘备、宋江等人则是跪在男人面前，向着男人哀求。跪在女人面前，固然“掉价”，显得“不像男人”，但跪在男人面前，岂不“更像女人”？可惜大家好像又不觉得。
事实上，中国男人的“软骨病”，便多半是这种“哭功”和“跪功”培养出来的。
试想，一个从小就会哭会跪，动不动就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人，怎么能挺起胸膛去做人？又怎么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失志，不屈节，顶天立地，敢作敢为？不要说当什么英雄好汉，便是要被称为“成年男子”，只怕都成问题。因为这种以跪倒尘埃、泪流满面、赖在地上不起来的方式，来“感动”或“要挟”对方的做法，如果要给一个最高的评价，大约也只好叫做“撒娇”，那么，谁最有资格撒娇呢？大概只有女人和孩子吧！
中国的男人既然都多少有点像女人，或者多少有点像孩子，那么，他们当然也就可以让自己，不必有太多的“责任心”或“责任感”。认真说来，责任心和责任感，才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西方的男人，一般说是有责任心和责任感的。他们也向女人下跪，但那和武松们向宋江下跪一样，只是为了表示敬重和崇拜，而且只在“求爱”时。一旦获取了芳心，便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卫女人的责任，不惜为之出生入死、赴汤蹈火，谓之“骑士风度”。
一般地说，传统社会中的中国的男人可没有这种风度。他们往往只有“大老爷们作风”或“奶油小生德行”，甚至“流氓无赖行径”。就拿男女二人私通这件事来说，一开始时，往往是男的主动。或吟风诵月，或挤眉弄眼，或说风话挑逗，或用重金收买，或者“跪倒尘埃”，哀求“娘子救小人一命”，总之是大献殷勤，极尽媚态，十分下作。可是，一日“东窗事发”，要出事了，却又吓得龟孙子似的，一点主张也没有，半分责任都不敢负，不是躲在床下，便是跳窗而逃，任由那女的去承受一切。
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得很。比如《红楼梦》里迎春的丫环司琪，与表弟潘又安只不过是青梅竹马，旧情难忘，在园子里私下约会了一次，说了些海誓山盟的话，留了些传情表意的信物，其实并未“私通”，也未“事发”，仅仅是被鸳鸯撞见了，而鸳鸯又既不曾也不会告诉别人，便把潘又安吓了个魂飞魄散，连招呼也不和司琪打一个，就先一个人逃得无影无踪，害得司琪“又急又气又伤心”。
最后事发，也仍是司琪一人顶罪，一人受罚。按说这种事，正如司琪所说“纵然闹出来，也该死在一处”的，然而那男的竟一个人先逃之夭夭了。我们固然可以体谅他的难处：一个小厮，抗不住贾府家法，不可能不害怕。但，司琪也不过是一个丫环，就抗得住贾府家法么？潘又安倘不逃走，虽然于事无补，但至少司琪心里要好过些。然而终于是逃走了，难怪司琪要怨道：“真正男人没情意，先就走了。”
其实，漫说是潘又安这个小厮，便是西门庆那个恶棍，在武大郎来捉奸时，第一个反应也只是“钻入床底下躲去”，却让潘金莲去顶门。生活中甚至有这样的事：来捉奸的不是女人的亲夫，而是别的什么流氓或闲汉，起了歹心，要和奸夫做一笔“交易”，那奸夫多半也会同意，或默许，或自顾自逃走，任由自己情妇，去被强奸或轮奸。这就不但没骨气，不像男人，简直连畜牲也不如了。
所谓忠臣孝子或正人君子一流的人物，当然不会有这等下贱行为，因为他们多半不通奸，也就无奸可捉。但是，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同样是既不承担保护女人的责任，同时也完全没有保护女人的能力。
当国难或家难临头时，比方说，府邸、城池、国都被匪人或敌兵包围，眼看抵挡不住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也往往是先逼自己的妻妾和女儿自尽，甚或亲手杀了她们，然后再自尽，或逃亡，或投降做俘虏。可见，中国的男人，实在是靠不住。比较靠得住的，只是侠客或江湖好汉。但可惜，侠客和好汉们往往又不爱女人。
没法子，中国的女人，便只好自己保护自己，自己搭救自己。不过她们的办法，亦不过“拼命”而已。或者以自尽相威胁，或者果真一死了之，总之是只有“死路一条”。难怪中国古代的“烈女”，会如此之多。中国古代之所以多有“烈女”、“烈妇”，仔细想来，除了那时没有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又没有《妇女儿童保护法》外，还因为她们的男人，往往都不是“烈士”，指望不上。
中国的女人不能指望男人，中国的男人却往往要指望女人。比方说，仗打败了，便叫女人去“和亲”；国家亡了，就拿女人来“顶罪”。殷是妲姬弄亡的，周是褒姒弄亡的，安史之乱是杨贵妃引起的，八国联军则是慈禧太后惹来的。总之都是女人的责任，男人一点过错也没有。
这就不仅是对自己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不负责任，而且是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历史不负责任了。这种不负责任，比“始乱终弃”或“逃之夭夭”的流氓行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还要更加没有道理。因为一男一女偷情做爱，毕竟还是两个人都该负责的事，而国家的政治军事大权，可一直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女人即使要破坏，要捣乱，又有多大能力呢？又有多少可能呢？正所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被剥夺了参政议政权力的女人，如何能对天下兴亡、国家成败负责？即便清末的事，也不该慈禧一个人负责，因为当时腐败无能的，是整个清政府，并不只是哪一个人。然而整个清政府，除慈禧外，又都是男人。
甚至还可以退一万步说，即便责任是慈禧一个人的，那么，满朝文武，凤子龙孙，成百上千的男人，都拗不过一个女人，不也挺窝囊的么？
更窝囊的是，中国的男人，不但往往难以负起保护女人的责任，而且有时还要把保家卫国的责任，也都一古脑儿地推给女人。什么“穆桂英挂帅”，“佘太君挂帅”、“十二寡妇征西”，全是打男人耳光的“好戏”。
不可将“杨门女将”与“木兰从军”相提并论，以为那都是“歌颂了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木兰从军是女扮男装。一同上阵厮杀的，仍都是男人。杨门女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是男人都死光了，非“十二寡妇征西”不可。
事实上，在国难当头、兵临城下之际，男人不如女人的事，也不止一件两件。比如《红楼梦》第七十八回讲到的林四娘一事便是。林四娘是恒王身边的一个美女，恒王战死后，“青州城内，文武百官，个个皆谓：‘王尚不胜，你我何为？’遂将有献城之举。”反倒是“叱咤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的林四娘，率女兵出城，与敌决一死战。所以宝玉的词便愤而叹曰：“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是问得极好、极沉痛，也极有深意的一句，可惜贾政之流并未听懂。
当然，“穆桂英挂帅”也好，“林四娘杀敌”也好，都只是个别的特例，但它们反映出来的文化心理，却值得深思。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人曾像宝玉那样作过反省，问过“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的问题呢？几乎没有。多数的男人，不是像贾政那样，把这些故事当做风流韵事来品评和赏玩，便是楞往上面乱贴“爱国主义”的标签，以此来掩盖文化的悲剧，这才真是令人为之扼腕的事。
事实上，从原始时代起，男人和女人，对于自己家庭、氏族和民族的存亡继绝，就有不同的分工和责任。女人的任务，主要是生儿育女，保证族类生命的延续；男人的任务，则主要是猎取食物和保卫部落，保证族类的现实存活。可见，保家卫国，从来就是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女人至多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决没有“挑大梁”的道理。如果战端一开，竟是女人主战，男人主和，或者女人上阵，男人投降，那么最终的结果，大约也就只能是女人被辱，男人哭脸而已。“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这个男人，是连哭，也只能对着女人哭了。
这样的男人，哪里还像男人？
这就难怪中国戏曲舞台上的那些男人一个个那么窝囊，那些女人都一个个那么贤能，而这些“颠倒阴阳”的戏又居然能“颠倒众生”。道理看来很简单：那些平时充当男人保护着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些平时受尽欺凌的女人，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而那些不像男人的男人，则看到了自己角色错位的“合理性”，当然大家一起来叫好。
但，这果真很好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