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学者陈浩武说：“在历史再次陷入周期循环怪圈的转折点上，杨小凯的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信仰是制度的第一因
杨小凯20年前关于“后发劣势”的思考范式，如今已成为被验证的预言。然而，思考若仅停留于此，不过是回到“唯制度论”的原点。
历史不仅证明了“只模仿技术，不改革制度”行不通；历史还证明了“只模仿制度，不重铸观念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模仿的是美国的联邦制。
但是，被忽略的是：英国光荣革命限制王权的制度安排，其观念地基是1215年的《大宪章》，英国的市场经济，其观念地基是斯密的《国富论》；
美国的联邦制，其观念地基是新教伦理和清教徒精神，其思想源头，除了《圣经》，还有《五月花号公约》《联邦论》等。
1912年的中国，显然没有这样的观念地基。彼时，民国中央层面的制度框架初见雏形。然而，上至总统，下至议员，大脑里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
比如，北洋军队曾一度公开表示，“吃袁大帅的饭，穿袁大帅的衣，替袁大帅出力！”
比如，很多国民议员，不过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侏儒议员，甚至还接连上演“袁世凯复辟”“张勋复辟”的闹剧。
人的行为，受观念的支配；任何制度，不过是对特定观念的表达。因此，唯有基于观念共识的制度变革，才可能激活制度的力量；缺乏观念地基的制度，终究是无源之水。
那么，观念从何而来呢？主要来自经验、理性，以及超验的信仰。
比如，透过德国、日本，以及晚清洋务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摒弃第一种范式，选择第二种范式，这主要来自理性判断。
然而，即便是盛产伟大哲学家的德国，连续两次都选择了错误范式。这段历史再次说明，理性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要寻找能够超越理性的新范式。
再次提出新范式的，还是杨小凯。但悲壮的是，这次的范式颠覆，是在他被确诊为癌症的最后三年做出的。
2001年9月，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皈依基督，并完成了一场艰难的“自我革命”。
杨小凯认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在谈及英美制度的根基时，杨小凯说：
“基督教新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公正的社会秩序’。共同的信仰，给英美文明带来了‘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自由市场的源头，也是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分权制衡的基石。”
“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这便是杨小凯在弥留之际洞察到的新范式。
这一范式，贯通了他创发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自由的经济秩序），“后发劣势”（自由的制度）两种范式，而且从根本上跳出了“经济决定论”“历史阶段论”的宏大叙事。
学者赵晓说：“探索中国变革的出路，他一直走在华人思想界的最前沿，堪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第一人’。”
▋向死而生，薪尽火传
学者可分两种：一种是学问大于生命，生命受学问支配；另一种是生命大于学问，生命因学问的滋养而变得更加饱满丰富，乃至气象万千。
对于杨小凯，我们竟然无法界定他是学问压倒生命，还是生命压倒学问。杨小凯一生只有56年的光阴，但他却用向死而生的态度，用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勤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8岁那年，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让“杨曦光”三个字天下皆知，却也让他遭遇了十年牢狱之灾。在狱中他用常人无法想像的意志力完成自我启蒙和学习，还独立推导出四个极其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在他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杨小凯再次成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1983年，费尽周折的杨小凯，远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深造，并于1987年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怪杨小凯说，普林斯顿四年，他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2001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然而，他再次创造了奇迹——将三个月变为三年。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杨小凯不仅以超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而且再次将目光转向他的祖国的历史转型，并撰写了数篇石破天惊的文章。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思想家，杨小凯创造的最大奇迹，无疑是他在短短26年的学术生涯中，呈现给世人的三大范式革命，这是无数学者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人们常常会选择在错误的思想上越走越远，而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美好的愿望铺砌而成的。
然而，人们只有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之后，才会猛然想起先知的警告，从而追悔莫及。这正是我们必须致敬杨小凯，为他的天才，为他的开创性贡献，为他的赤子之心，更为他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