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丧失了多少文化基因
- 作者| 徐兆寿
内容提要：伏羲文化、墨家学说以及五行、阴阳、名家等先秦时期民间学说的丧失与遗忘，致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互相激活的能力和嫁接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丧失了认识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失去了应该拥有的哲学、民主、科学的基因。还有一种辩论形式的丧失，它的丧失使我们的文化缺乏了一种内省的能力。
今天，在世界文化共融和中国传统文化出于弱势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我们既要学习别人的长处，也应该好好地了解自己，肯定自己。一个自卑的、盲目的人即使学习了别人的东西，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的。
黎鸣先生说中国的圣人有四位：伏羲、老子、孔子、墨子。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表述。把伏羲从三皇五帝的上座上拉下，让他不仅仅成为一位华夏始祖，还成为一位文化的创始者，是应该的。这是对伏羲的另一种发现，或者说是叙事。而把早已消失的墨子从昏沉的历史中推出，让他的学说再次像先秦时的显学一样为后人所知，更是一种发现。
伏羲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可惜我们都不去辩认
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人把从《易经》、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合为一体，产生了后世的阴阳学，这种阴阳学发展到后期产生了一些迷信，于是，国人便将它整个地打入死牢，认为它全是迷信。
实际上，由伏羲推演八卦到周公作《周易》(是否为周公所作，仍是学术上的谜，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是，《周易》所演的八卦定是伏羲所创)，可以说是中国人最早的宇宙学说，既有宇宙发生说，又有宇宙结构说。它的深奥似乎来自于天启。老子从这儿发现了世界起源于“无”，然后有了“气”，此“气”清为天，浊为地，这便是两仪，而此无中静默的是道。孔子发现的是性，“一阴一阳谓之道”，虽然此阴此阳并非专指人类中的男女，但是，孔子发现了“天”其实与人相同，于是，此性也便抽象成为男女之性了。现在我们很多人之所以不能将这种阴阳视为抽象的性，是因为我们人类在后世将性道德化了，肮脏化了。其实，在远古人时，性是一件神秘的由神来作主的神圣的行为，是与生育相连的。
可以说，没有伏羲和后来的《易经》，老、孔的哲学便没有传承性，也就没有了起点。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最早的起源，它将科学与神秘集于一身，所以，后世才把《易经》变成与迷信一类的学说，孔子也将《易经》与敬神和人事相连。
但《易经》的高深是莫测的，孔子在晚年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据说，孔子在五十岁时遇到一高人卜了一卦，卦上与其人生命运相符，于是长叹道，天命啊。不知是否真的，但孔子对《易经》的喜爱显然超过了其它各家。事实上，真正将《易经》发扬光大的是儒家。传说中的诸葛孔明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儒家的特点是将阴阳家的五行学说拿来与《易经》相合，然后与五德相合，来解释中国历代历朝的兴衰，使《易经》成为一部道德经典。
伏羲还创造了三才学说，既天才，地才，人才。实际上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思想也被后世儒家和道家所继承。
不仅如此，伏羲还是传说中为中国人制定婚姻制度的人。婚姻制度是伦理的源头。也就是说，伏羲其实是中国人道德的创始人。
但是，我们后世几乎忘记了这样一位文化的圣人，我们只记得有老子和孔子。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伏羲，我们的很多文化就没有了源头。
丧失了墨子，也就丧失了民主与科学
伏羲所创造的文化因为各种学术上的纷争而导致其无名(文化上的圣人之名)，但无论怎么样，后世将这种文化还是继承了下来，可是，墨子的学说在后世几乎消失了。
关于墨子，后世对其和其学说的认识是武断的。这来自于儒家的文化专制。墨子是先秦时期与儒家有同样繁荣景象的学术，是当时的显学。墨学也是当时唯一直接与儒家相对的学说。儒家强调礼是有等级的，而墨家强调，礼应该是没有等级的。事实上，孔子提倡的“仁”的精神并没有被后世儒家真正的发扬光大，恰恰相反，却被墨家发扬了。
孔子说，仁者爱人，意思是，仁的意义简单明了，就是爱人的意思。孔子对仁的实践来自于礼，但是，儒家强调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使其仁的精神停留在了贵族的层面上，这是大局限。这种局限后世儒家没有去解决。相反，先前从学于儒家的墨子很好地发挥了“仁”的精神，这就是“兼相爱”。
墨子的“兼相爱”精神是强调要爱一切人，要超越自己的好恶。这一点，后世儒家包括现代哲学家冯友兰等，都对其多少有些微词。事实上，这种超越个人好恶的“爱一切人”恰恰是一种基督教和佛教讲的超越了个体生命的一种大爱、大善、大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墨子才是真正的圣人。墨子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圣人。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十分赞扬：“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地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博爱与平等可以说是产生民主的基础。西方基督教社会如果没有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的平等、博爱观念，西方的民主就难以存在。墨子的“兼相爱”实际就是一种博爱的精神，而且比西方的博爱观更为彻底。西方的博爱观是一种宗教道德，而墨子的博爱是一种理性精神。墨子还提出“尚贤”和“尚同”，即选择君王和士大夫一定要是贤者，要打破宗法世袭制，并要“一同天下之义”。在这里，打破宗法制就是一种民主的意识，而一同天下之义，讲的是在民主之上要以一种“义”的理性精神来治理天下。墨家虽然没有强调法律，在那个时代也不可能强调法律，但是，这些思想已经是最早的民主、平等与博爱观了，而这一切，都不过是体现了一种“仁”的精神而已。
在当时的各家，我们看出，道家是避世的，是隐士;儒家虽表面上看义正辞严，孔子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儒家比起墨家来，就没有墨家的勇敢。孔子作《春秋》，因对时政有褒贬，所以没有留下真正的《春秋》，原因是怕时政，这与墨家是不同的。墨家理想人格讲究“任侠”。“墨子之门多勇士”(陆贾《新语·思务》)，而“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这是儒家子弟当时没有的精神。儒家多是口头中的教育，而墨家是实践者。
从这种真正的“兼爱”精神和牺牲精神来看，墨家比儒家更为彻底。墨子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大圣人。墨子具有耶稣的为天下而赴死的精神。只可惜，墨家没有留传下伟大的学说。恰恰因为这一点，后世对墨子有了轻视的态度。
但是，在当时贵族当权和统一中国为要旨的社会时期，墨家的学说显然不可能成为主流，相反，与贵族社会息息相通的儒家学说就不同了。儒家旬子培养了两个学生，都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相当然地继承和变革了儒家的礼教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墨家学说更为清冷了。事实上，墨家的学说基础在民间，在贵族阶层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汉时独尊儒术后，墨家――这一儒家的对手自然被封杀了。关键的问题在于，儒家的礼教在民间被驯服了下来，“兼相爱”的思想根本就不可能了。墨家学说在这时几乎丧失殆尽。
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化的真正伤心之处。中国人本是有平等观念的，在一段时期内，民间还甚为尊崇，但到底被儒家打败了。这是民主败于专制。
因此，墨家学说的丧失是中国文化基因中最为重要的成分。
还有一点是近代的发现。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埋怨中国古代文化缺乏一种科学观。这是与西方文化相比而说的。但是，在近代学者推开汉学与宋学，重新开始阅读和解释先秦诸子时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这一发现，震动了近代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儒家认为，墨家的出身非常低微，是无礼之徒。孟子批驳墨家学说时说，墨家提倡“兼相爱”，便是“无父”，“无父”便无异于禽兽。这是专制对民主的无理嘲笑。近代有人认为，墨子是服过刑的囚犯出身，也因此想贬低墨子学说。这都是非常荒谬的。一种伟大的学说与其创者的出身是无关的，而与他的心灵有关。
但即使近代对墨子有了新解，可还是没有对墨子的学说进行合理的阐释，致使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误解。
民间学说的丧失，是中国文化失去嫁接能力
还有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化学说中最高深的部分，也是最神秘的部分。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中重要的部分在于对宇宙有一种较为科学的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了不起的基因。这一基因被儒家继承了下来，但是，儒家强调的更多的是人伦道德，对形而上的宇宙观似乎兴趣不大，致使这种学说在后期陷于一种低层次的术士活动，甚至沦为迷信。
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本就产生于术士，后来也还是民间的学术，它与《易经》结合后成为一种道德学说，再后来便成为儒家礼教的帮凶。事实上，先秦时的这两种学说都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哲学观，它们试图从“元素”的角度去解释这个世界。五行的概念产生本身就是中国人经验哲学的标志，而五行的实践却是带有强烈的超验色彩。相比之下，阴阳学说便是一种超验多于经验的学说。它的玄妙与《易经》是等同的。
自古以来，强调唯物和唯理的哲学都不大重视这种来自于民间的学说，将它们视为方士或迷信。其实，这是一种类似于希伯来神秘文化的文化。它带有强烈的预知性。正统的文化将其视为妖术和邪说。但是，它在民间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从“五四”以来，科学以降，这些文化自然要受到打击。到了毛泽东时代，它们更是迷信，没有存活的可能。现在，这些文化又渐渐地抬起了头。有些人称赞，有些人批评。但到底应该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应该给予一种宽容的气氛。它的存在对于民间的稳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既然是我们文化中最难以解释的基因，那么就应该将其保存下来，好好地将其解释，而不要武断地一棍子打死。
除了这两种学说之外，名家也是一种值得人怀念的学说。在后世儒家和道家认为，名家缺乏价值关怀，只是一味地巧辩，即是说，名家并不去为善、爱、真等去辩护，它只是为辩论而辩论。但是，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忽视价值观的辩论实际上是很有价值的。没有无价值的，怎么才能让人知道价值?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名家的价值在于辩论本身。它是一种认识价值与真理的过程。它对名与实的争论表面上看起来是无聊的，但是，在今天看来，名与实的确认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我们都离原初的意义太远，我们需要回到最初的名那儿，甚至回到无名之处。海德格尔、荷尔德林等讨论的原初命名不就是名与实的问题吗?
事实上，这是一种哲学的形式。名家的存在，便是中国哲学最初的形式的存在，即对事物名与实的形而上的探讨。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看问题，名家呈现给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形式分明的世界(离坚白)，同时又是一个整体混一的世界(合同异)。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在无聊时玩味的奇妙的世界。哲学在有时候，其实就是这样的无聊，但无常中蕴藏着世界的至理。这是中国智慧的存在方式之一。
我们今天缺乏的不是有关道德的维护与批评，而是一种哲学的观念，一种哲学的形式。这便是形而上的辩论。从诸子百家的辩论和古希腊哲学家的辩论来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哲学的辉煌期都是辩论最激烈的时期。中国先秦诸子的辩论，几乎覆盖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所有问题，同样，古希腊哲学家的辩论也奠定了西方欧洲哲学甚至一切文化的基础。
辩论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价值的体现。这就是大道德。大道德不仅仅赞赏那些善的，还同样宽容那些恶的，但它使善的更善，使恶的也能生出善来。
为什么中国后世不能有大哲学家产生，原因其实只有一条，就是在单一的文化基因传承下，只能有一种世界观，怎么可能产生新的文化呢?没有新的文化产生，也就不能产生伟大的哲学和哲学家。每一种哲学的产生，就是一种新的认识世界的角度和解释世界的思想的诞生。我们没有。
由于缺乏这种形式与能力，所以我们也缺乏了一种内省的形式与能力。
这些便是我们丧失在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从今天来看，这些文化基因的丧失，使中国的民主化思想休克了两千多年，最后还要从西方来引进;它还使中国的科学观和宇宙观不能自由地发展，受到了传统伦理的诸多限制，致使中国产生不了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