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家似乎是一群无所不读而又几乎无所不批的家伙。
在他们看来，绝大多数书都压根不值得花力气写出来。而我们也确实感到苦恼，太多书读起来没啥意思，无非就是抽烟喝酒般的消遣。
我们大多数人不曾花力气去建立一种批评的意识。书报亭里有什么我们就看什么，哪本书封皮好看我们就买哪本。我们会读最新出版的作品，也会重温文学史上的经典，也许还会看一点漫画，读一点相对论有关的数，总之，大家的口味都不太一样。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容易忽略许多值得一读的书。从个人经验来说，我们常常有幸发现，如果有一位批评家把一位作者介绍给一位新读者之后，他俩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天，我想分享一篇20世纪英国作者梅斯的作品，我们为什么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祝大家阅读愉快！
01
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托尔斯泰截然相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任何事情上都和托尔斯泰截然相反，这算得上是他身上最特别的地方之一。
托尔斯泰身体健康，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患有癫痫。
托尔斯泰的一生出奇平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有贫困苦难的青春，还被判过死刑，做过四年苦力，六年流放在外。他总是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太太、兄弟和最好的朋友都在很短时间内接连去世，各方面的事情都在打击和困扰他，他的写作状态糟糕至极，饥病交加，时间紧迫。
托尔斯泰是个异教徒唯物主义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和神秘主义者。
托尔斯泰很狭隘，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有史以来最心胸开阔的人之列。
托尔斯泰恨超自然力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布莱克一样活在未知之中，将世界视为虚幻不真之物。
托尔斯泰充满傲慢，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像基督一样宣扬和实践谦卑。
托尔斯泰憎恶艺术并且无法理解它们，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欣赏雄伟的天主教艺术，并且有着世界主义的品味。
托尔斯泰的特点是极端固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通情达理。
托尔斯泰幻想把所有东西给穷人，但实际却无所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和最低贱的罪人一起分享生命的每一刻。
最后，托尔斯泰的写作变成了特意撰作的纯粹自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见不到他个人的片麟只瓦，他就如同莎士比亚般客观，无意谈论自己。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在书里抒发自己，他有抒发，那些结局中出现的基督般的人物就是他自己……但他不像托尔斯泰那样在所有主角里投射自己。
他经历的痛苦并没让他变得愤世嫉俗或残忍无情。当一个热情过头的年轻女子跟他搭讪说“盯着你看我能看懂你的痛苦”的时候，他回答说“有什么痛苦？”他很少依赖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写作。他热情地偏爱斯拉夫民族，因此和屠格涅夫针锋相对，但仍能看到并尊重后者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海军医生与商人女儿的孩子，出生于莫斯科的一家慈幼院，在极端困苦中长大。就像哥尔德斯密斯一样，他并不节俭，不能意识到金钱的价值。他天性和蔼，容易相信别人，对那些利用他的人总是怀抱善意。
像你记得的那样，托尔斯泰是个节俭居家的人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个挥霍铺张、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他们还有一个不同：托尔斯泰认为自己憎恶钱财，但钱财对他钟爱有加；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认爱财，可钱财却从他身边溜走。
梅列日科夫斯基讲得很清楚：世俗的利益对托尔斯泰趋之若鹜，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不管不顾。托尔斯泰谨慎小心，尽管热情洋溢，但从不逾矩；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总是把缰绳交给无常和罪恶。
米德尔顿·默里暗示他之所以对这些东西让步，是为了展示他和那个自己并不属于其中的世界中的人物有着某种一致性。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获得巨大成功，这使得第二部作品《双重人格》的失败显得更为难堪。此后他的文学事业便成了一场终身的挣扎，绝望地试图重新赢得同胞的恩宠。这时他属于社会主义者和亲斯拉夫人士组成的彼德拉舍夫斯基圈子[2]，有天晚上被要求朗读普希金的《废奴颂》，在随后的讨论中据说他明确表态说如果改革必须通过暴动来实现，“那就暴动吧”。这话足够进班房了，1849年12月22日，他和其他二十一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在21华氏度[3]的冰天雪地中，所有罪犯被剥得只剩内衣，并当着他们的面宣读了死刑判决。他们三个一队被绑到木桩上准备行刑，但突然他们又被解绑了，说是沙皇把死刑减成了服苦役。这生死一线的压力太过极端，从此刻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看这个自己几乎就要离开的世界的时候前所未有地相信自己属于这里。
如我们在《死屋手记》中所见，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四年对他意义非凡。书中描绘了罪犯如英国公立学校学童般的举止，一点不像恶棍，也不像遭遇逆境不幸的人。这段可怕的岁月过去后，他又当了三年列兵，并被升为军官。因为社会主义者倾向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抛弃了这个立场。他只是因为自己天性想要搞懂什么事情最难、最惨、最困苦可怖，才会去参加那种社团。在囚禁期间，他的癫痫症状更为显著，以惊人的频率复发，但当神圣的疾病降临时，他会体验到一种崇高快活的宗教启示，这会照亮他剩下的生命。
就像他曾经描述的那样，突然之间，一道特别的内在光芒降临到他的灵魂上，好像击碎了什么东西。我们再一次看到他和托尔斯泰的区别。后者生机无限，死亡只能从外部投射到他身上；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末日启示之光由心灵的内在洋溢而出。对他来说，生死浑为一物，而对托尔斯泰来说它们是永远的对头。前者用灵魂之眼看生活，认为对活着的人来说生活的基础就是死亡；而后者用现世的眼光看待死亡，死亡是生活之屋外面的东西。
图源：@俄罗斯文学bot
02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俄罗斯的俄罗斯人，也是世界主义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涉猎广泛的读者，他沉迷、激赏的不止于荷马、普希金、莎士比亚、席勒和霍夫曼[4]，还有十七世纪伟大的法国经典作家；他一辈子都对全球各地的文化保持着热烈的兴趣。
他一方面是最好奇的异端，最俄罗斯化的俄罗斯人，另一方面又是个世界主义者，这也和托尔斯泰完全不同。后者试着想成为世界主义者，但他的生活最终比我们所知的几乎所有其他作家都更受限于时空和国籍的限制。渴望远方的热情就没在他身上存在过，他身上的一丝一缕都扎根于现时之中。他造访过意大利，却没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他没法赞赏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但丁、弥尔顿、莎士比亚、瓦格纳或贝多芬。他甚至认为自己的作品都很糟糕，除了两部明显最糟的作品。
托尔斯泰从来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文人。他一辈子都以文学为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热爱文学，他为自己受到召唤从事文学而骄傲，尽管会卖自己的作品换钱，但他视文学为崇高神圣之事。照他的说法，“好多次我已经把小说中一章的开头交给了印刷商准备付印，而结尾还在我的脑中，不得不在次日完稿。纯粹是不得不写，这已经把我快逼死了。”他报怨有两千个农奴的屠格涅夫拿到150镑稿费，而迫切需要用钱的他却只能拿到38镑。“贫穷逼得我赶工，这当然会毁了我的作品。”他的信中满是无穷无尽的数字和账目，点缀着濒临绝望的求助。
他编过一份叫《当代》（Vremya）[5]的杂志，小有成绩，有一笔稳定的收入。但在没收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这份刊物就因为发表一篇关于波兰的其实无伤大雅的文章而被审查人员封禁。他百折不挠又冒险编了《时代》（Epocha）[6]，这不仅招来了政府的怒火，也引起文学界的不满。他的兄弟米哈伊尔、最亲密的朋友格里戈维耶夫[7]和他第一任妻子玛利亚都在这段时间去世了。
“我被独自一人留在世上，”他写道，“我感到自己完全崩溃了。我现在找不到一点活着的意义，真的找不到。”《时代》失败了，它的编辑暂时无法偿还债务，他欠了1400镑的账单，还有700镑的口头债务。他疯狂地开始写小说还债。最后，为了躲开债主，他不得不出国避风头。他经历了四年不可思议的极端困顿，甚至于为了活下去把“身上最后一根丝线”也典当掉了。
“他们现在还希望我写作，”他呻吟道。“为什么，这种情况我怎么还写得下去？我徘徊踟蹰，扯自己的头发，连夜睡不着觉。他们指着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要求我写，也不看看我的工作环境有多糟糕。”
尽管这样，他对自己的作品还是很看重，对自己珍视的篇章一改再改，无数次把不满意的部分直接烧了重写。他笔下的抨击之语日渐增多，写得也愈加艰苦，不过他始终在用心写。没法想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击垮他。
“只要我还能对自己说：‘我活着，尽管千辛万苦但我活着。我立在柱子上，但毕竟立着。不论有没有看到太阳，我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知道世上有太阳，这辈子就值了’，我就能承受一切苦难。”
就在这一时期（1865-1869），在被读者误解、被债主骚扰、被至亲至爱者的离世弄得要崩溃的时候，他在孤独、贫困和病苦之中写出了《罪与罚》、《白痴》和《群魔》，甚至还计划写《卡拉马佐夫兄弟》[8]。
他不仅仅是文人，他还是文学的真正英雄，像战士或受难者一样英勇无畏。他探索了人心深处最危险邪恶的地方，尤其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爱情。阿廖沙·卡拉马佐夫身上表现的宗教热诚，像斯梅尔加科夫、伊凡、德米特里、费奥多尔那样会“吃掉伴侣的雌蜘蛛”的恶人身上的卑劣[9]，这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最后的高峰，有着最高、最纯粹的精神激情。
有时他挖得太深，我们只能将之理解为夫子自道。比如他自己这么忏悔：
“我时常会突然陷入一种阴郁不见天日的可耻放荡。我的热情肮脏而快乐，闪耀着病态的兴奋。我感到病态地渴望暴力之类的恶德，行为举止有如禽兽。我在晚上沉沦于此，鬼鬼祟祟、下流龌龊，但在最堕落的时候也有种摆脱不开的羞耻感。我让自己的灵魂爱上藏在暗处，我特别怕被别人看到、被别人遇上认出来。”
性激情有时会让他变得残忍、粗野甚至兽性大发，但都出于自然、算不上变态。
03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没法体面地活着”
对托尔斯泰来说，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对婚姻不忠。而另一边，我们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喃喃自责地说“我没法体面地活着”。
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求人借钱的时候就像他笔下的马尔美拉陀夫[9]一样丝毫没有自尊。托尔斯泰也在赌桌上损失惨重，但却能及时抽身，每月仅开销16先令节俭度日。他自始至终能够平衡自己，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没找到平衡的感觉。
“不管到哪里、不管做什么事情，我都要走极端。我的人生已经脱靶了。”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纯洁无暇的泉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则是地底深处喷涌而出的火焰，混杂着花岗岩、灰烬、硝烟和硫磺。
当他孩子死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忘了自己。他爱肉身的孩子，但不是因肉体而爱他，而是因为灵魂，因为那独立、永恒且不可替代的个体人格。
“索尼娅在哪儿？我想要索尼娅。”
04
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1881年1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来者将会理解和赞赏他的伟大天才。他留给我们什么值得拾取的信息呢？
“爱上帝的一切造物——每一粒沙子，”佐西马[10]说，“你应该热爱上帝创造的每片叶子、每束光。爱动物、爱植物、爱万物。热爱万事万物，你就会找到事物中隐藏的上帝的奥秘。”
他的每个角色身上都有英雄意志的矛盾冲突。他把叙述的艺术力量全都灌注到对话中，他的对话有多好，托尔斯泰的对话就有多糟。所有托尔斯泰的角色口气都差不多，如果我们不知道谁在说话，单纯从语言上没法区分那些对话的主人；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人物开口说第一个词我们就马上能知道是谁在说话。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压根不需要描写人物的外貌，这些人物靠独特的言辞和语调就在我们面前活灵活现。读托尔斯泰的时候眼睛兼顾了耳朵的功能，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耳朵则可以代替眼睛。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们也和前人一样，失掉了对时间的感觉。在描写一天里发生的事的时候，他能让我们如同度过千年万载。
他还有一种超凡的奇特本领，让他的角色脱颖而出。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我们会觉得空气很稀薄，很难呼吸，那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到风暴自身正在苏醒的生机和自由。
我们读到托尔斯泰的一个角色，“她不愿纾尊降贵变得机灵。”托尔斯泰看上去对人类头脑全都不屑一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操纵感知之刃的超级大师。他可能欠缺很多重要品质，但没人怀疑他的头脑，他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是聪明人。
抽象的思想并不只能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冰冷，它也可以激情满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见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所有激情和罪行都是辩证法的自然产物。生活对于感受到它的悲哀的人来说才是悲剧。他的角色对此感受很深，这是因为他们思考得深。他们受着无止境的折磨，这是因为他们的思虑没有止境。他们敢要，这是因为他们敢想。他们想的主题是什么呢？要而言之，是上帝。他们都“被上帝折磨”。这种不知餍足的宗教渴望是俄罗斯精神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当两个或更多俄罗斯人碰面时他们马上会开始讨论灵魂的不朽。
一面坚持不肯和现实主义者妥协，另一面他冒险探索着迄今无人蠡测和想见的幽深区域。
他看来是以一种病态的紧张在和歇斯底里的女人、纵欲者、畸人、傻子……等为伍，他的人物长廊里很少有健康的男女。而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则几乎所有人都充满力量、仪容标致而且能完全自律。说实在的，我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治愈了。生活有其病态的一面，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描绘的东西。
“病态了又怎么样呢？”他写道，“要是在健康的时候回头审视，发现那时的感受最后证明是至高的和谐与美的话，那这当中有些畸形的张力又有什么要紧？如果最后能感受到未曾耳闻想见的完整、平衡和满足，能够虔诚欢欣地融入最高程度的生命的综合，那病态点又怎么了？”
这背后其实是一种理论，认为只有伟大的痛苦才是灵魂的最终解放。换句话说，托尔斯泰为了能够戴上纯粹艺术家的光环不得不写，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目视前方，想被当成先知。
当我们从这两位作家身上拾取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图景的时候，另一种分歧也自然显现出来。托尔斯泰笔下我们只看到乡村、大地和晦暗原始的俄罗斯灵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让我们真切见识到他策划行动的那些镇子。在他的笔下，这些城镇显得陌生、离奇和古怪。
“我发狂般地喜欢现实主义艺术，”他承认，“我喜欢它们呈现出惊奇的时候。什么还能比现实更令人惊奇，更出人意表？大多数人惊异的东西在我看来常常最最真实。”
不仅场景如此，人物也是如此。斯维德里加依洛夫[11]初看起来特别古怪，但后来变得至为真实。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恶魔斯梅尔加科夫因为坚强而憔悴，不论你怎么说，这是肉体的真实。这恶魔忏悔时说的话几乎和上面所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如出一辙[12]：
“我发狂般地喜欢现实主义——这么说吧，真实到稀奇程度的那种现实主义。对大多数人来说稀奇古怪的事情对我来说恰是现实的真正精髓，所以我喜爱你接地气的现实主义。你身边的万物都似乎被标得清清楚楚，遵循代数公式与几何学的规律，但我那边的一切却是个不定方程式。生活让我变得迷信，我接受了你的所有习惯，我喜欢上了去商人的澡堂洗澡，喜欢在热气氤氲中和商人与牧师作伴。我的梦想是一劳永逸地化形为人，进入一个18石[13]重的胖商人太太身上，相信她相信的那些事。”
就这样，他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倦怠，感到非常无聊，永恒到最后可能变得非常琐细。比如说一个无人注意的村子里的土耳其澡堂，角落里满是发霉的蛛网，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试着去探索这些未知的东西。他的恶魔用实际行动在试着解释作者的观点。
“我以所有神圣之物起誓，我希望加入唱诗班，和他们一起高喊‘和散那’[14]，那些歌词已经快要脱口而出，快要从我的胸膛中涌出……”
“你知道我非常敏感，很容易感到艺术的熏陶。但我最可悲的品质——为人的常识——让我循规蹈矩，没能抓住那些片刻。那时我问自己，唱了‘和散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世界将会为之一滞，但不会有大事发生。所以，因为责任感和自身社会地位的原因，我不得不压抑心中美好的冲动，继续为恶。有些人拿走了行善的所有荣耀，而我则只有作恶的份。当然，我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自有奥妙，但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守这个奥妙，因为说实话，如果我发现事实是我应该开口唱出‘和散那’，那个必不可少的负数立刻就会消失，理性会开始统治整个世界，无疑，万物也将由此走向终结。但只要事情没走到这一步，只要他们依旧保守那个奥妙，那对我来说就同时存在两种真理，我所不懂的他们的真理和我自己的真理。我还不知道两者之中哪一种更为纯粹。”
塞缪尔·巴特勒[15]在《向恶魔道歉》一文中说道：“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听到的只是事物的一面，而上帝写的则是全篇。”读完《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会意识到质疑巴特勒的格言有多冒昧。很明显，有时候恶魔会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直接在他的书中为自己写下优美的篇章。
对于人生的奥秘，他的解答的基督教色彩超过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但这改变不了这么一个事实：他勇敢地直面问题，他坚实的宗教信仰是从理性和经验出发得到的，而非从信仰本身出发削足就履。他的信仰是什么呢？身为纯智慧化身的伊凡，发现自己无法接受上帝创世的说法。任何无辜的孩子都可能会承受苦难，这就让未来的补偿显得不可接受。[16]他不是不接受上帝，他极其恭敬地把得救的机会交还了回去。不管怎么算，没有任何一种补偿能够抹消无谓的痛苦。
佐西马神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对阿廖沙说：“生活会带给你许多不幸，但你会因此感受到幸福，你会因此赞美生活，并让别人也来赞美它。”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秘密。听起来像是个悖论，但他从泥泞污秽和满是疾病与疯狂的世界里提取出甜蜜和光芒，欢喜与理性。
尽管他活在炼狱中，受困于贫穷、罪恶与疾病，但他赞美生活，并让别人也来赞美它。他爱人类，他的慈悲无远弗届，他的善良天性有着无穷力量。“别去审判任何人。谦逊的爱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它的影响比暴力更大。只有主动的爱能带来信仰。爱人，不要嫌弃他们的罪恶，爱那些带着罪恶的人。像孩子和飞鸟般轻快地生活。”
俄罗斯思想将会刷新我们的人性，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种思想的终极完美的体现。尽管有些不够连贯，形式上也有明显的缺陷，长篇大论的对话和描写无休无止，以至于我们读书花的时间要比书里人物实际经历的时间还要漫长……尽管有千万个艺术上的瑕疵，我们还是禁不住被引来读他。我们觉得更伟大的艺术家自有其人，但更伟大的“人”，几乎绝无仅有。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娅说，“我不是在你面前跪倒，我是在所有受苦的人前跪倒。”这可能就是他所有作品的主旨。
“他的朋友是兴奋、痛苦、
爱和无法征服的人类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