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北
许多人眼中的北宋是这样的：不仅积贫积弱，还冗官、冗兵、冗费，对内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对外屡次纳贡求和，最后还酿出靖康之耻，可以说是毫无颜面的一个朝代。
但是这样看其实忽视了“弱宋”的另一面，不仅GDP曾经位居世界第一，百姓生活相对富足，而且文化上百花齐放，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史学家汤因更是直言，“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在互联网上曾有过穿越意向的调查，宋朝也是遥遥领先的选择，除了对饮食服饰等的着迷，更重要的是渴望去亲见一下那些教科书上的风流人物，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朱熹、李清照、岳飞、辛弃疾……
那么何以宋代文化能成为华夏文化发展历程的一座高峰，何以宋代能成为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北大哲学系的杨立华教授从王夫之的《宋论》出发，对此有着独到的分析。
北宋的忧畏之心
王夫之在《宋论》中有一个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根基像宋太祖这么弱的一个人，以这么弱的方式得了天下，却能给天下带来数百年的安宁，而且使这个文明很快就达到非常高的高度呢？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我们知道历史上得天下的方式：太上以德，像尧舜这样的；其次以功，吊民伐罪之功，像商汤、周武这样的；其次以力，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征服其他的国家，比如秦灭六国；最次还得能篡，篡位也是有条件的，需要经过精心准备，如果没有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积累，你根本就没资格篡，以司马懿的雄才大略，他活着的时候也没能篡成位。
上述这些条件，宋太祖都没有。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个中原因，王夫之给出的说法是：正因为宋太祖以这样的弱势得了天下，所以有一种东西被注入到他的心里，这个东西叫做“天心”。上天之所以把天下给了格局这么弱的一个人，目的就是要把“天心”加给他。而这个“天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畏。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画像
这样一种精神构成了北宋开国规模最根本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是王夫之的一个洞见。正因为自己弱势得天下，所以有畏；正因为有畏，所以不敢。由畏带来的不敢：下不敢残虐百姓，上不敢苛待士大夫。总之，因为畏，所以宽容。用王夫之在《宋论》里面的分析就是，正因为畏，所以“无责于人，必求诸己”，而这恰恰是儒家精神的一种体现。因为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不敢去苛责别人。所以士大夫人格卑琐，他用的方法不是去更严格地要求他们，而是去养。
北宋养士的风格，就是宽容的一种体现。这种宽容之风就形成了北宋的家法。我们一般会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法，这种观点当然是有根据的。但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宪法，却有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王朝都有家法，北宋王朝也有家法，有时候称为“祖宗之法”。我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小南教授就有一本书叫《祖宗之法》，写得非常的好。祖宗之法是一代开国君主确立的基本规矩，对后世君主的行为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
北宋王朝有三条家法，是太祖立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如果对比汉代，你会发现，汉代的宰相被诛杀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仅汉武帝这一代，他杀掉的宰相级的人物就有多少！但是宋代对贵为三公的大臣是基本上没有诛杀之罚的。到了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已经灭了，金人立了张邦昌做大楚的皇帝；后来南宋朝廷对张邦昌的处理，最多也是赐其自尽而已。这要在别的王朝可不得了，这是要族诛的。
而言事官就是谏官，古代有谏官的传统。言事官的责任就是提意见。既然你让他提意见，你就要对他宽容。北宋对言事官的宽容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能够允许言事官“风闻奏事”。所谓“风闻奏事”，就是可以以风传的谣言为根据来弹劾，而且有权拒绝透露谣言的来源。这不等于说言事官有权利造谣吗？宽容到这种程度！
士大夫精神的觉醒
普遍的忧的精神
北宋虽然富庶，但整个国家一直是岌岌可危的，这种盛世隐忧的局面，构成了士大夫精神觉醒的基本要素。再加上北宋有养士之风，北宋自王朝初年起就强调士大夫精神，鼓励士大夫人格的提升。太宗朝开始，进士及第以后，由皇帝钦赐《礼记•儒行》篇。《儒行》强调的是刚毅特立的士大夫精神，由此可以看到北宋初期君主鼓励的方向。
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如范仲淹、胡瑗等人，身上大都可以看到《儒行》的影响。北宋时期同时又有一种非常宽容的氛围——容忍士大夫在一定限度内对朝政的批评。既砥砺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又营造出一种包容的氛围，加上盛世隐忧的格局，某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就自觉自然地涌现出来。
范仲淹“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精神，是那一时期士大夫精神风格的典型。我常常讲，任何历史主体要想真正深入自己的时代，这种“忧”的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
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忧”这种精神，当然不是范仲淹的发明。《孟子》一书中早已讲到“忧”这个字。我们去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章。要理解“劳心者治人”这句话一定不能脱离具体的上下文，这句话后面短短两三百字的一段，“忧”这个字出现了六次。
其中，“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所忧对象的不同。对于“劳心者治人”这句话，如果带着理解、而非简单从字面上翻译的话，应该译为：唯有忧民者才有资格成为统治百姓的人。“忧”是最深的爱，而且不是占有性的爱，是承担性的爱。生活当中，最强烈的“忧”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的爱当中。
正因为这种“忧”的精神，所以北宋的思想主体可以深入到时代当中来。北宋士大夫精神里两种倾向最为强烈：一种是政治改革的倾向。仁宗朝开始，几乎所有的士大夫都有强烈的政治改革诉求。从范仲淹开始就一直要改革，直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虽然引起了所谓的保守派势力的反弹，但是在保守派的阵营里面也有很多人是赞成改革的，包括二程。二程也认为必须得改，关键在于究竟怎么改？是不是一定要像你王安石那么改？除改革方案的不同外，二程还认为王安石不能“与人为善”。
《孟子》中讲“与人为善”的意思是“取于人以为善”。王安石拒绝容纳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是程颢最不能接受的地方。要求政治变革，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方面，在范仲淹到王安石的改革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致。另一种倾向，则体现为对整个文化的焦虑，对人伦秩序的焦虑，由此必然产生对人伦秩序安排及其背后的哲学理由的关切。
普遍的困穷苦学
北宋士大夫普遍有困穷苦学的经历，像范仲淹、欧阳修、胡瑗这些人，全都是困穷苦学的典范，范仲淹是其中的代表。范仲淹年轻时在一个寺庙里读书，到冬天疲惫不堪的时候，就用冷水泼脸，泼醒了之后继续读书。穷得不行，每天熬粥一锅，划为四块，每天就吃这一锅粥。
欧阳修的父亲去世得早，早孤，他的母亲用芦苇杆画地教他写字。欧阳修小时候，有一次到隔壁的一个李姓的财主家里去看书，看到有一些残破的书就扔在垃圾筐里，欧阳修捡出来读，觉得文章得真好，就跟人家把这本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要了过来。他的文风受韩愈影响最大，根子就在这儿，以至于欧阳修成年以后，还要不断收集韩愈的文章。
明代仇英《醉翁亭》
道德的自我节制
当时士大夫当中普遍地具有很强的道德的自我节制力，他们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即使像苏东坡这样的放诞之士，比较前朝而言也要严谨很多。前代如白居易、元稹之流，那种私生活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
但到了北宋，道德的自律成为普遍的风尚。比如，司马光是王安石的政敌，但两个人都拒绝纳妾。程颢批评王安石变法，但在不喜坐轿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程颢认为坐轿等于“以人代畜”。即使苏东坡这样的人，虽然文章写得飘逸了些，但是私生活还是相当严谨的。
东坡就是兴趣太多，那真是个天才，做什么都行。儒释道都有研究，还精通炼丹——他的文集里有多种丹方。自己会酿酒，他在一篇小文章里写自己怎么酿酒，连这事儿都写得极风雅。书法就不用讲了，画也好，虽然流传下来的极少。文章那是写得漂亮。
苏轼的书法作品《寒食帖》
苏东坡讲自己的文章时说：我的文章“如遍地泉源，不择地而出”，就是说像源头活水那样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涌出，而且“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就是说该着笔墨的地方一定写到，该停下来的地方自然也就停笔了。
他还会做菜。东坡酷爱吃肉，后来东坡和程颐之间矛盾暴发，就跟吃肉有关。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时候收入少了很多，不能天天吃肉，倍觉郁闷。他居然会想到去找到某种菜，做出来口感比较接近肉。
但即使这样感性的一个人，总体上讲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是相当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