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所大学的校园里，鲜有纪念碑。清华一教附近、河水绿草旁安立着一块王静安先生的纪念碑。
那年，蓝棣之先生带着客人、还有我们两个学生游走了整个校园，在静安先生的纪念碑前停驻良久。如果不是特别留意，它很容易略过。
清华没有为一个自杀教授立碑的，静安先生是一个孤例。
1927年夏的一天，王国维一如往常到国学院，他处理完一些事务，和一个同事借了点钱，雇车到颐和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不久就跳湖。静安先生辞世年仅五十。他的遗书写得颇悲切：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遗书是写给他的儿子的。
静安先生的学问，今日鲜有人知。他的学问世界，今人看来仿若海市蜃楼般飘渺、遥远。其实，在先生生活的二十时代，他的知己就已经很稀少。胡适先生在日记中写道：
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静安先生精通英、法、德文，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静安先生埋首中国古文献，仅批校的古籍就有200多种。他的研究涉猎范围极广：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甲骨金文、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殷周秦汉古史、蒙古史、宋元戏曲等。先生企图从多个维度走进中国的古文化，这些维度彼此相关、交错，他想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中国古文化的全景。鲁迅先生说他“老实得像一根火腿”，梁启超说他“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王国维先生对待学术是极其“老实”的，也是极其虔诚的，他的虔诚里没有笨拙，而是独有的“新”，这也是静安先生凌越于同代学人之处。陈寅恪说他“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些方法使他发前人所未发，每每都有新的洞见。
静安先生在他五十之年了断生命，对中国学术界无疑是一桩无法估量的损失。
顾颉刚先生曾说：
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
静安先生身处动荡的乱世，中国面临着抉择的方向。先生躬身耕作的旧学日益凋敝，尽管他用西学的方法为旧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他的学术成果不仅为国内、甚至国外学界所瞩目，但是他已经感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的。传统文化的消失，或者说那个曾延续了几千年灿烂古文明的消失对他而言，实在是一种“侮辱”，这是一个巨大的“世变”。他能选择的，就是与他挚爱的古文化同归于尽。静安先生是视古文化研究为生命的人，古文化不存，他将焉附？
先生对未来社会不是不敏感，而是有预知的。未来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势将没落，代之以西方的各种“专业技术”。他有五子二女，虽然自己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但他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而是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这样可以谋得一个饭碗。时间过去了不到百年，现在看来，先生的预见是千真万确的，人愈来愈成为一个“技术工具”，而不是健全的思考者。
先生的自尽，让我想到了远在西方的茨威格。茨威格1881年出生于奥地利一个上层社会的家庭，他只比静安先生小四岁。19岁开始，他在维也纳和柏林专攻文学和哲学，24岁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之后便去西欧、北非、印度、美洲等地游历。他认同自己是一个“欧洲人”，欧洲有着和古老中国相媲美的历史、文化，那是他生存的世界。可是二战后，这一切都毁灭了，茨威格称欧洲已为“昨日的世界”。他虽为一个犹太人，但是并没有受到冲击，他逃难到巴西，受到国宾般的待遇，可是他还是在写完自传《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后，与妻子双双自杀了。或许他的所想，和静安先生一样，面对一个他们挚爱世界的消失，觉得没有必要再活下去，接受“凌辱”了。
静安先生的纪念碑设计极简约、雅致，很契合先生学问的庄重、大气。设计者是梁思成先生，一位与先生有同好的建筑家，也是先生老友梁启超的长子。碑文是先生的密友陈寅恪所写：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成怀恩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金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图为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
这段碑文流传极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几代学人的诉求。
我始终觉得这段碑文是陈寅恪先生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陈寅恪先生与静安先生是至交，他们都学贯中西，尤钟情于中国古文化，他们是那个时代寥寥可数的同行者，然而他们又那样不同。静安先生随着学问研究日益弥深，他也日益感到他所研究的这些“宝贝”终有一天会像行驶在海上的巨舰难逃倾覆的厄运。面对这样的“大势”，众人纷纷择路而逃，“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这里就有些悲壮的味道。时局的动荡加大了他的惊恐，他对五四运动后激进主义的勃兴忧心忡忡，他在1919年写给罗振玉的信中预言：
俄德过激党之祸，德、匈及葡、瑞诸国均受其影响，恐英、法、美诸国未必不泊渍其说，如此则欧洲文化不难于数年中灭绝。东方诸国受其祸害，亦未必后于西洋。
中国传统文化的灭绝才是静安先生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慌，这一点足可以要了他的命。陈寅恪先生内心虽然有过这样的忧虑，但还没有静安先生致命的恐慌。他想学问依然可以做下去，不会有终结的一天，他最大的忧虑是怕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对陈寅恪先生来说，才是致命的。
现在，距静安先生谢世不足百年，我们已经身处他内心深处最惶恐的时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已与我们渐行渐远，甚至不在我们日常生活之内。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大多数的我们，只是一个空有其壳的概念或符号。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能不费力地读懂不加句读的文言？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宇宙观、价值观、人伦观等早已灰飞烟灭。
西方的“实用”与“功利”侵入社会和每个人生活的肌体，虽然我们在物质上空前的富有了，但是精神却堕入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