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闻道，夕死可矣
道，是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闻道，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
儒家对道的追求热情，以其创始人孔子的一句话概括，“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求道”经历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天命”指天道；“知天命”即“闻道”。孔子从十五岁“始于学”，到五十岁“知天命”，经历了三十五年时间，求道的过程不可谓不长，“闻道”的经历亦必艰辛。
孔子五十岁才“知天命”即“闻道”的自述并非自谦，详细事迹记载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经过老子的一番点拨，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腰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孔子在三个月之内便豁然贯通而终于“闻道”，与他耗时十二年的阴阳即自然之道的研究分不开。在向老聃汇报“得道”过程时明确说，他是从鸟鹊鱼虫的风化中领悟道，只有“化为人”才能“化人”。
从孔子自叙“得道”而不离“化人”不难看出，孔子之“道”，乃是社会之“道”，政治之“道”。正是这一原因，他的学生在汇编其语录时，将有关“道”的内容多列于“里仁”篇中，将“道”与“仁”联在一起。这也是孔子弟子深谙孔子之“道”的具体表现。孔子告诉学生曾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参心领神会：“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吾道一以贯之”，表明此时的孔子已经进入“闻道”的境界；“一以贯之”，是指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各种具体之道，都是“天道”的具体贯通。正因为五十之后的孔子明白了天道，所以凡事皆能“一以贯之”，由“耳顺”进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即大自在境界。由于入世热情所致，他与学生论道，多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话题，迸发出的多为与道德、政治密切相关的哲学智慧。
孟子对于“求道”的路径是这样表述的：“尽其心，知其性也。知其性，知天也。”孟子讲的“心”，是善心，是与生俱来的良智良能。这种善心，需要每一个体的人自己不断发掘，才能完全认识，才能应对万事万物。“尽其心”，就是竭尽全力、充分开发善心的各项功能。通过“尽其心”，达到“知其性”，即懂得了人所具有的善心这一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命即自然运行规律。
孟子曾告诉学生：“我四十不动心”。他讲的“不动心”，相当于孔子讲的“不惑”。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时间都定在四十岁。由此推算，孟子壮言“万物皆备于我”的时间，亦当在五十岁之后。
孔子的“闻道”，在春秋末期的儒者那里，还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矢志向学的儒者，往往以“朝闻夕死”作为人生追求的最终目标。到了战国中期，儒家已然悄悄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孟子开始将儒家的“闻道”与道家的“为道”融合在一起，“知天”只是第一层面上的作业而非终极目的。“知天”之后还要“事天”。他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存其心不同于尽其心，它是一种建立在已经“知其性”基础之上的自觉行为。养其性，也是在“知其性”基础上对善性的培育与保养。养性的目的，是为了“事天”，顺应天理，按照自然规律行为做事。“知天”是认识，“事天”是实践。知天是“闻道”，事天是“为道”。
儒家的“求道”精神，一直延续下去，到了宋代的儒学更新运动，朱熹提出了通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达到“豁然贯通”的“闻道”路径。朱熹等宋儒所格之“物”，不仅有社会、政治、心性道德之事，还有自然物类。因此之故，在现代西方一些科学史家眼里，他是一位中国中古时代难得一见的自然科学家。在朱熹看来，自然之物与社会之事中都蕴含着天道，都是“理一分殊”的结果。所以，无论格事还是格物，最终目的都是求天道。一旦认识到了天道，学问就可以“自上面做下来”，行为举事皆可“一以贯之”。
孔子的“知天命”，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朱熹的“豁然贯通”，是儒家哲学之思的一种境界。正由于达到了这一境界，这三位儒家大师的哲学思想才能垂千年而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