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明：王守仁的下贱、伪善与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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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6年，34岁的明朝兵部主事王守仁（即王阳明）被正德皇帝廷杖40，就是当众脱去官袍，扒下裤子，露出屁股，打40大板。
廷杖是明朝皇帝惩罚、羞辱臣下的刑罚，受刑者不仅吃皮肉之苦，也受到极度羞辱。王守仁相当于国防部司局级干部，也是高级知识分子，被当众脱下裤子打板子，是奇耻大辱。
还好，王守仁没有被打死。正德皇帝几年后一次杖毙了11个大臣；正德皇帝的堂弟嘉靖皇帝更甚，在“议礼之争”中一次杖毙17个大臣。
王守仁为什么受杖刑？御史大夫戴铣等人上疏议论时政被关进了监狱，王守仁上疏替戴铣说情，结果获罪受刑。
廷杖之后，王守仁被贬到贵阳附近的龙场做驿丞，从司局级干部贬为股级干部，担任边远地区一个小小的官办招待所兼邮局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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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旨廷杖王守仁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那一年15岁，即皇帝大位第二年。由于年龄还小，朝廷大权掌握在宦官刘瑾手里。
宦官之恶实质上是权力无限的皇权专制制度之恶。在权力没有任何有效约束的制度下，接近权力中心的人，都可能擅权作恶，包括宦官、外戚；包括军事将领，如朱厚照后来宠信的江彬；包括知识分子，如后来嘉靖皇帝时期的严嵩等。宦官、外戚和奸佞之臣所做的恶，其实是皇权之恶的一个部分或一种形态。
即使没有刘瑾等宦官作恶，朱厚照也是个非常坏的皇帝。比商纣王还坏，比罗马帝国恶皇帝尼禄还坏。
朱厚照当上皇帝后，与刘瑾等8位宦官（号称8虎）每日游玩，击球走马，打猎看戏，夜以继日。还在宫内建了专用于淫乐的“豹房”。由于耽于玩乐，章疏多由刘瑾决断。就像明朝末年天启皇帝朱由校喜欢做木匠活，朝政交给魏忠贤打理一样。朱厚照还任命宦官邱聚和谷大用分别负责东厂西厂，搞特务治国。
朱厚照视朝臣为奴仆，随意处罚，或罢官或杖刑或处死。在杖刑王守仁的第二年，把53位大臣列为奸党；第3年，出现揭发刘瑾的帖子，朱厚照任由刘瑾发淫威，大热天罚百官跪在太阳底下，晒死3人。下狱300人。
由于骄奢淫逸，朝廷支出大增，钱不够花就横征暴敛。
1507年，为增加收入，开浙江、福建、四川银矿。浙江银矿的矿脉已绝，还强令年进2万两银子。
1509年，派官员清理屯田，故意虚增田数，加重农民负担。
1512年，扩建“豹房”。
1514年，为修建皇宫，派官员到四川、湖广，加赋百万两。
1517年，朱厚照出宫，到大同一带游玩，强索民女。由于后勤物资准备不足，随行护卫就强拆民房取木材当柴火。
1518年，朱厚照又到大同、宣府一带，掠数车民女作乐。一些民女羞愤而死。
1519年，朱厚照还要出京，群臣劝谏，结果被杖毙11人，受伤数十人。
1521年，30岁的朱厚照死于“豹房”。
商纣王残暴，杀死了劝谏的叔叔比干，而朱厚照一次杖毙劝谏的大臣11人；商纣王好色，不过宠爱妲己，还没有到朱厚照去民居抢掠民女的程度；尼禄蛮横，扩建皇宫还不敢强拆民房，只能派人晚上去偷偷放火，朱厚照为了烧柴就可以强拆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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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荒淫暴虐的邪恶皇帝自然激起人民的反抗。
按照孟子说法，杀商纣不算弑君，而是杀“一夫”。孟子还有话：君之视民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朱厚照在位期间，各地爆发了民众起义。
1507江西南部大帽山何积钦起义。
1508柳州壮族，江西王浩八、王钰五、陈福一起义。
1509四川东北多起起义，包括廖惠、蓝廷瑞、鄂本恕等。
1510，湖广杨清、邱仁等起义，河北文安刘六刘七起义，川北起义。
从1511年到1516年，四川、贵州、河北、山西、山东、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地先后爆发起义或有起义军军活动。
1515年，传言皇帝要选宫女，民间争相嫁娶。
人们以各种方式反抗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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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王守仁被派到江西南部担任巡抚，镇压起义军。当年，他推出了著名的“十家牌法”，简单说，就是十户人家为一个单元，一家有犯，其他九家连坐。（“若事有可疑，即行报官，如或隐蔽事发，十家同罪”）。这是一个残暴的株连恶法。
推行“十家牌法”的当年，王守仁剿灭了詹师富、陈曰能、谢志山三支起义军。第二年又剿灭了浰头寨和九连山两支起义军。1528年，王阳明死于广西田州，这一年他还镇压了瑶族、壮族等3支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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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王守仁下贱，是因为他穷尽所能维护一个曾经让自己蒙受奇耻大辱的恶君、视民如土芥的荒淫残暴的“寇仇”的统治。
按儒家定义的君臣关系，应当是“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个关系尽管不对等，至少也包含交换的意思。而王守仁毫无做人的原则与尊严，君待臣以辱，待民以暴，臣仍事君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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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1506年被贬到贵州龙场后，完善了儒家自宋以来形成的“心学”，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并从1509年开始收徒讲授心学。
王守仁的心学，强调了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与仁的关系，不认识的小孩子掉到井里，人们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是由于仁。王守仁甚至谈到人对鸟兽哀鸣草木摧折的不忍之心。王守仁还强调，“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明明德亲民，仁民爱物，皆是致良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意思是，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必致良知与行事。
但是，在他维护强化暴政统治，对暴政的反抗者进行残酷镇压时，对无辜者株连连坐时，哪有什么恻隐之心，哪有什么良知，哪里是知行合一。说得好听，做得完全相反。王守仁是不仁之人，伪善之人。统治者给他个好脸，就屁颠颠地献媚。先不说这个制度是否该维护，为了朱厚照这个恶皇帝，这个寇仇，你就去屠杀反抗者，就去株连无辜？
所以，说王守仁伪善和残暴，一点都不冤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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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死后大约40年，在隆庆皇帝时被授予“文成”谥号，属于文臣中第二级别的死后待遇。王守仁在儒界的地位很高，被说成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圣贤。
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上把王守仁说成道德高尚的人，新儒家秋风在《国史纲目》中把王守仁说成明朝挺立的儒家代表人物。我搞不清楚冯友兰的道德标准是什么，把认打认辱全力维护皇权统治视为最高道德？我也搞不清楚秋风的挺立标准是什么，被极度羞辱后还肯为巩固皇权恶君卖力算作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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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王守仁维护“寇仇”镇压“土芥”的知行不一行为，但论王守仁的心学，也是有毒的心灵鸡汤。
旁观者清。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坂本太郎在《日本史》中谈到日本幕府时期心学盛行时总结到，心学对麻痹市民意识，使之满足于封建体制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