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儒家思想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极其复杂的，消极与积极的作用都非常明显。之前我曾撰文痛批儒家官本位思想，今天就来谈谈儒家最为重视的思想之一：民本思想。
要说传统儒家最重要的思想遗产，我以为排在首位就非其民本思想莫属了。
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成就了汉文帝、唐太宗、康熙等多位开明君主，他们受此感召，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各自将中华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对于昏庸无道的君主，民本思想约束力有限，但它的地位即使是暴君也不能公然反对的。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贯穿于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未完全中断，其中先秦和明末清初是民本思想发展的两座高峰。到了近代，它又深刻启发了梁启超、孙中山等革命志士的民治思想，与民主运动相接。
为什么传统的民本思想至今仍不失生命力呢？深入了解它的内涵及特点，或许我们就知其所以然了。
儒家民本思想植根于其人本思想，认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宇宙的主宰和中心，以此类推，在国家中，人民便是主宰和中心，进而得出儒家民本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内涵：人民是立国之本。这在一系列儒家作品中得到印证。
《尚书·大禹谟》：政在养民。
《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吕氏春秋·务本》：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人民。
刘昼《刘子·贵农》：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
王符《边议》：国以民为基，……民危而国安谁也？
《宋史·危昭德传》：民者，邦之命脉，欲寿国脉，必厚民生。
荀悦《申鉴·杂言上》：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
汪缙《绳荀下》：国之兴古亦有千万，未有不由于民心之向上。
王廷相《慎言·御民》：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
……
这些阐述都在说明，人民乃国家的根本，决定着国家的兴亡，只有人民安居乐业，统治的根基才稳固。
至于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孟子作了最有代表性的回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来宋代大儒陆象山进一步发挥道：“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民为大，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得乎丘民为天子，此大正义也。”这就是说，统治者存在的正当性，在于为人民兴利除弊，在于为人民服务。
大儒黄宗羲也认为，君主是国家的客人，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君主毕生经营，只有为天下才符合正道。因此他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既视民为国家之本，传统儒家便极力要求统治者贵民、保民、爱民、仁民、利民、恤民。
《礼记》中的“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苟利于民，孤之利也”，《管子》中的“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孟子的“保民而王”，荀子的“平政爱民”，商鞅的“法者，所以爱民也”，李觏的“养民者君也”，《淮南子》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魏征的“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张载的“利于民则利”，司马光的“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这些观点皆认为，统治者的利益始终是建立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的，坚守民本，就是从根本上维护和发展自己的统治；反之，则不免“人亡政息”，众叛亲离。
如果说之前的民本思想都是说给君王听的，到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和唐甄等思想家那里，则进一步发展为以民本反对君本。
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黄宗羲控诉道，今之君王“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唐甄更是痛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明末清初以民本反对君本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维新变法派。
积极为变法新民而奔走的谭嗣同便高呼：“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又说：“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维新派这种民本思想，已超出传统统治的视角，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拉开了序幕。
纵观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虽然其并未从根本上阻遏专制统治的病变，但它始终警钟长鸣，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专制权力的滥用，教化了君王及其官僚阶层。到了近代，民本思想则成为许多救亡图存的革命志士的思想源泉之一，深刻影响了民主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治理。今天，我们仍可从中含英咀华，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思想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