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对食物的渴望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很多大的政治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人类与其它动物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那就是人类有欲望，而且可以说是无穷无尽、永远无法充分满足的欲望，这些欲望使得他们即便到了天国也无法安静。蟒蛇在一顿饱餐之后就去睡，直到需要另外一顿时才醒来。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则不会如此。
阿拉伯人曾一度节俭地过着以几颗枣为生的生活，后来夺取了东罗马帝国的大量财富，住在无法想象的豪华宫殿中，他们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饥饿已经不再是一个动机，因为他们稍一点头示意，希腊奴隶就会给他们奉上精美食品。但是其它的欲望仍然促使他们十分活跃，尤其是四种欲望，我们称之为占有欲、竞争欲、虚荣心和权力欲。
占有欲——渴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财产权利。这是一种动机，我想，这种动机来源于恐惧和对生活必需品的渴望的结合。
我曾经善待来自爱沙尼亚的两个小女孩，她们是从一场饥饿的饥荒中死里逃生的。她们住在我家里，当然有足够多的食物。但她们却一有空就跑到邻近的农场偷土豆并囤积起来。洛克菲勒在年幼的时候生活十分贫苦，成年后仍以类似的方式生活着。与此类似，阿拉伯酋长坐在他们丝质的拜占庭长沙发椅上仍忘不掉沙漠，他们所囤积的财富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身体需要。无论怎样对占有欲进行心理分析，没有人可以否认它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动机——尤其是在有权有势的人们之中。因为，如我前面所说，占有欲是一种无限的动机。不管你已拥有多么多，你仍将渴望占有更多。完全的满足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
虽然占有欲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动力来源，但在人们解决了饥饿问题之后，它却无论如何不再是最强烈动机。竞争欲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动机。在伊斯兰教历史上，很多个王朝都一再惨遭不幸，这是因为国王的多位妻子的儿子们彼此不和而引发内战，造成全面毁灭。在现代欧洲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当英国政府不很明智地允许德国皇帝参加在Spithead举行的一次海军检阅时，他脑中涌现出的想法并不是我们原来的打算，他想到的是，“我一定要拥有一支和英国一样好的舰队”。正是他的这个想法，导致了我们后来的一系列麻烦，如果占有欲总是强于竞争欲的话，世界也许比现在更美好。但事实上，许多人将愉快地面对贫困，如果他们能以贫困使他们的竞争对手彻底毁灭的话，这就是现在的税收如此之高的原因。
虚荣心是一个有着极大潜在力的动机，任何一个经常同孩子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他们常常会做一些滑稽动作并要求说：“看看我”。“看看我”是人心最基本的欲望之一，这种欲望有多种表现形式，从孩子们的扮小丑到追求死后的名声，文艺复兴时曾有一个意大利小君主，在临死前当牧师问他是否有何忏悔时，他回答道：“是，有一件事情。有一次国王和教皇同时来看我，我把他们带到塔顶观光，我忘了把他们都推下去，那样我就能永远名昭于世。”
历史没有叙述牧师是否宽恕了他。虚荣心的麻烦之一就是，喂它的东西越多，它就越膨胀，你被谈论的越多，你就越希望被人谈论。让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看报纸上登的关于他的报道越多，就会对那些报道不充分的报纸越发愤怒，政治家和文人们也是如此。他们越是出名，剪报机构就会发现越难以满足他们。怎样夸张虚荣心在人的一生中影响都不为过，从三岁孩童到那些眉头一皱世界就会为之一颤的统治者。人类甚至犯了这样的大不敬之罪：将这些欲望归之于神，认为神总是渴望被不断赞扬。
虽然我们已考虑到了的动机的影响非常强大，还有一种动机比它们更有影响……权欲如同虚荣心，不达无限权力是永远无法满足权欲的。由于它特别是精力充沛者的恶行，对权力的追求偶尔可能会达到目的，但成功的比例很小。权力欲的确是重要人物生活中最强烈的动机。行使权力的经历会更增加对权力的热爱，这不但适用于无足轻重的小权，也适用于君主手中的权力。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幸福年代里，当一些富有的主妇拥有一批侍从后，她们对仆人行使权力的乐趣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增长。同样地，在任何一个专制制度里，掌权者都会随着权力带来的愉悦而变得越来越暴虐。
由于权力的表现形式就是让人们做他们不愿做的事，被权欲所驱使的人就更倾向于给人们带来痛苦而不是喜悦。如果你因正当理由向你的上级请假，她不同意必同意会使他的权欲得到更大的满足。如果你想得到建房许可证，有关的官员也会从说“不行”比说“可以”中获得更多乐趣。正是这类事才使得权欲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动机。但是它也有有利的方面。我想对知识的追求主要就是受权欲的驱使。科技的进步也是一样。在政界，一个改革家爱权的程度绝不亚于一个独裁者。如果完全否定权欲这 一动机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权欲这一动机究竟是引导人做出有益的行动还是有害的行动，取决于社会制度以及个人的能力。
现在我来谈谈其它的动机，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没有我们已讨论过的动机那么要紧，但仍然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其中第一个是追求刺激。人优越于畜生之处表现在他们会感到厌倦，虽说在观察动物园的猿类时我有时会想它们也许也有着这种讨厌的感情的萌芽。不管怎样，经验表明，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真正强有力的欲望之一就是摆脱厌倦状态。
当白人刚开始同那些尚未开化的野蛮种族交往时，他们带来了各种好处，从圣经福音的教导到南瓜馅饼。但是，大多数野蛮人都是很冷淡地接受了这一切，我们对此非常遗憾。在我们带来的众多礼物中，他们最看重的是会令人陶醉的酒。正是这种酒，使他们平生第一次在一小段时间内有一种活着比死好的幻觉。
红印第安人，在未受到白人影响时，喜欢用烟管抽烟，不是像我们那样平静地抽，而是非常疯狂地、深深地吸，以至于沉浸在一种昏迷的状态。当尼古丁不再满足刺激需要时，就会有一个爱国的演说者将他们挑动起来攻打邻近的部落。这带给他们的享受，就像我们（依我们的气质）从赛马或大选中得到的享受一样。
对于现代文明人，就像对于原始的红印第安人部落一样，我认为正是对刺激的追求，才使他们为战争的爆发而叫好。这种情绪就像是看一场足球比赛，虽然其结果有时更加严重一点。
要断定追求刺激这一动机的根本原因绝非易事。我倾向于认为我们的大脑结构适应人们以打猎为生时的状态。那时人们带着原始的武器，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潜步跟踪一只鹿，希望用它做晚餐。天黑时，他拖着猎物凯旋回山洞。他躺下来歇息，虽疲惫不堪，却心满意足。他的妻子便开始忙活着洗肉煮肉。他感到困顿，浑身酸痛。肉的香味充满着他的每一个细胞。吃过晚饭后，他就沉沉睡去。在这样的生活中，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感到厌倦。但是当他开始从事农业后，他的妻子被迫干完田间所有的劳作，他便开始有时间考虑人类的生活名利，创造神话和哲学，并梦想从此以后可以过上在天国里自由驰骋狩猎的生活。
我们的大脑结构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我年青的时候，经常利用假期进行长途跋涉。我一天会走上25里路。在夜晚降临时，我根本不需要任何东西帮我摆脱厌倦，因为能好好地坐下来的喜悦已让我心满意足。
但是现代生活不可能遵循这样靠体力劳动的原则。大量的工作是坐着完成，而大部分的体力劳动只运动几块专门的肌肉。很多伦敦人聚众于特拉发格广场，疯狂的为政府宣布将他们处死的宣言而欢呼（指宣战）如果那天他们徒步走了25里路的话，他们就不会再这样欢呼了。但用这种方式医治人们的好斗性是不现实的。如果人们想生存下去——这也许并不是人们所渴望的——就必须找到其他无害的途径来发泄人们体内那些产生爱和兴奋的剩余体力。
但这个问题道德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极少考虑过。社会改革家认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考虑。而另一方面，道德学家则为允许人们发泄激情的方式担忧，在他们看来，其严重程度就等同于罪恶。舞厅、电影院和本世纪的爵士乐（如同我们听信的道德学家们所说的话），全都是地狱之门。所以，我们最好整日呆在家里，认真反思我们的罪过对于那些严肃的人发出的这些警告，我不敢完全苟同。魔鬼有许多种形式，有的是专门用来诱骗年轻人寻欢作乐，难道不也正是同一个恶魔劝说老年人去诅咒这一种享乐的吗？对老年人来说诅咒难道不是一种更适宜于他们的刺激吗？诅咒或许是一种药，如鸦片一样，只有不断加大剂量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开始时我们只是攻击电影院的罪恶，渐渐地则被引向诅咒反对党，南欧移民，亚洲移民，总之，除了我们圈子之外的所有人我们都咒，又难道不可怕吗？正是这种诅咒，漫延开来便导致战争。我却从未听说过从舞厅引发的战争。
激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许多形式都具有破坏性。对那些不能自控而过度酗酒或赌博者是有害的，以民众暴乱的形式寻求刺激也是有害的。最具破坏性的就是它导致战争。而人们追求刺激又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所以除非有现成的无害的发泄方式，人们就将采用诸如此类的有害的方式。只要控制在法律限制之内，这种无害方式在现在的体育以及政治活动中都有。但这些并不够，尤其是由于有些最刺激的政治活动本身就最具破坏性。
文明生活已变得平淡无奇，如果要使其稳定，就必须找出无害的方式让人们发泄冲动，我们的老祖先可以通过打猎来满足这种冲动的发泄。在澳大利亚，那里人少兔子多，我发现人们通过很熟练地屠宰成千上百的兔子这种原始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原始冲动。但在伦敦或纽约，这里人多兔子少，所以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我想每一个大城市都应该有人造瀑布，人们可以乘着不堪一击的木船顺流而下。瀑布的下方应该有浴池，里面放满了机械鲨鱼。任何鼓吹防御性战争的人都应被法统这些制作精巧的怪物每天在一起呆上两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