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淑世易俗之功
吴宓于1894年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不及半岁，母亲去世。父亲吴建寅长期寓居上海，且又鳏居一人。故由祖母做主，过继给叔父吴建常。嗣父吴建常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凉州副都统，后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的秘书长、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职。抗战时长驻西安。成长于这样的家庭，嗣父的财力和官势，不仅使他衣食无忧，而且为青少年时代能在陕、沪、京接受良好的教育，提供了经济的支撑。七岁那年，他就在嗣母的管教之下，读《史鉴节要便读》和《唐诗别裁》等。九岁时走出家门，正式就学读书。
1910年，清政府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肄业馆”（清华大学之前身），诏令各省提学使招考优秀学童入学。他在西安参加初试和复试，以优异成绩录取。次年2月，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是为清华大学历史的开端。在入学复试中，他在全国四百多名入校生中考取第二名。开学不过半年，辛亥革命发生，清华学堂宣布停学。他来到上海，考入“学费征收最多而英文程度最高”的圣约翰大学。1912年5月，清华学堂复学，在圣约翰大学不过二个月的他又复入清华，直至1916年夏，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
他年少时就喜舞文弄墨，十岁那年就练笔写小说。清华复试那年就开始记日记，直至终身几乎从未辍笔。入清华后，他利用暑假，将自己的诗稿编成《雨僧诗稿》。他还与同学汤用彤合著章回体小说《崆峒片羽录》。他们只写成前三回，约有三万字左右，后又散佚。他还与同学施济合作用英文写成《天坛》，并作为美籍教师所授“欧洲古代史”的课程成绩。在清华读书时，发表过纪实小说《二城新事》、剧本《沧桑艳传奇》和若干诗文。
早在1909年，他就已与表兄在西安创办《陕西杂志》，可苦于两个少年读书人，无力筹备经费，仅由西安公益书局出版一期而作罢。入清华的第四年，他即担任《清华学报》编辑。同时又担任《清华周刊》编辑，并一度代理总编辑。他如此热衷于办报办刊，实与他的志向紧紧相联。他本以富兰克林和福泽渝吉为楷模，意欲成就象他们那样的伟业。他自知做不成富兰克林、福泽渝吉，只能“期期于道义文章，”以在“神州古国当其末季、风雨如晦之中，”在“世界史上尚得留一纪念”。他说：
“至进行之法，则发刊杂志多种，并设印刷厂，取中国古书全体校印一过，并取外国佳书尽数翻译，期成学术文章之大观，而于国家精神之前途，亦不无小补；而尤要之事则社友均当实行完全之道德，期为世之修学者、营业者树一模范，使知躬行道德未尽无用，且终致最后之成功，或者道可光明、俗可变易，则区区百年之志也。”
清末民初，报刊在中国作为新生事物，正在兴起和发展之中。这自然为吴宓“期期于道义文章”，以逞其“区区百年之志”，提供了展示其才能的平台。在清华读书时，他就有志于“杂志与化学二种”。在他看来，“化学工业”是门“实学”，可以发展中国的科学，以富国强民。他之所以没有选择，是因为自己“体弱而不耐劳”，难以有较大的发展。他认为办杂志，才是自己选择的最佳“志业”。他是个有抱负且事功心较强的人，既然不能于“实学”有所作为，那就只有将抱负和志向投之于“治杂志业”，他认为这对于他有如下的利益：“（一）旁征博览，学问必可有成。（二）殚力著述，文字上必可立名。（三）针砭社会。（四）发扬国粹。（五）游美归后，尚可日日修学，日日练习观察，治事之余，兼有进境。”
1917年9月，吴宓到美国留学。先入弗吉利亚大学学习文学。次年8月，又转学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经友人介绍，认识了最早来哈佛留学的梅光迪。两人谈起中国文化，竟是那么的投入和契合，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经梅光迪引荐，他很快又被免考，直接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和穆尔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和哲学等。白璧德作为现代保守主义与新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吴宓的影响至为深远。
白璧德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主义和浪漫主义因遵循“物的法则”而空前流行，可这些理论都偏离了“人的法则”，主张以人性之自我抑制本能之自我。这种思想与中国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极为相似。白璧德本人就十分钦羡孔子的思想，称其为中国文化的精萃。他一再告诉中国留学生，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否，不仅关系中国，也将影响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吴宓在留学哈佛的日记中写道：
“白师（指白璧德，作者注）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
此时，国内的新文化运动正狂飙兴起，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吴宓不负导师的期望，担当起“淑世易俗”的责任。虽说是间隔浩淼的大洋，可他的心早已飞回大洋的彼岸。他在《留美学生季刊》和《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上，发表《论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旧与新》等文章，积极参加新文化的讨论，用他的话说：“宓虽身在美国留学，实不啻已经回国，参加实际之事业，活动也矣！”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从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矢以孤身当百毁
吴宓在美国留学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发轫时期。当他在哈佛大学拿到文学硕士学位时，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已是深入人心，取得决定性胜利。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的批判，使他尤为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他以为“今之倡‘新文学’者，岂其有眼无珠？不能确察切视，乃取西洋之疮痂狗粪，以进于中国之人。”他感叹：“呜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雾而见天日耶！”
按照规定，他仍可以在哈佛深造，可他归心似箭，决心“为理想与道德，作勇敢之牺牲。”要回国“参加实际之事业”。他本已接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将就任英语系主任。可当他得知已被聘任的四名留学生，“其议论主张，无非破坏国粹”等，便感觉“天下事可伤者，孰过于是？”十分不情愿去北京高师。正当他倍感孑然孤独时，先已回国的梅光迪自东南大学发来邀请，聘请他为东南大学英国文学教授。梅光迪对他还有另外的期待，那就是共同创办《学衡》。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东南大学创刊，吴宓是主要办刊人之一。从1922年1月创刊到1933年7月终刊，十二年的时间内，《学衡》共出版了79期。这是份文史哲综合性学术期刊。吴宓在为《学衡》撰写的简章中说：“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不党，不激不随。”“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
《学衡》原是同人刊物，编辑中还有梅光迪、胡先骕、邵祖平等。可渐渐的由吴宓一人独揽。他以为《学衡》“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故“悉力经营，昼作夜思”，以至“牺牲学业时力”。谁曾想，没有人能予以理解，相反对他一人办刊，多有批评。最为知交的梅光迪退出《学衡》，而且还说：“《学衡》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一时间，为《学衡》撰稿的人越来越少，再也无人热心《学衡》，只有他一人独力撑持。这令他极为痛心，感叹道：“生平苦作，而不能感动一人。独力辛勤从事，而无人襄助，无人矜怜，无人赞许，无人鼓励，殊可痛伤。”
如果说他一般地排斥新文化运动，显然有失公允。他自有中国新文化的设想，那就是“以孔教为中枢，以佛教为辅翼，西洋文化以希腊罗马之文章哲理与耶教融合孕育而成。今欲造新文化……则当以以上所信之四者，首当着重研究，方为正道。”他力争和倡导的则是博采东西，并览古今，杂糅东西文化精髓，以使中国文明“昌明树立于世界”。
他从不讳言自己之尊孔，他在《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中说：“今日之要务，厥在认识孔子之价值，分明孔教之义理，使知孔子之为人，如何而当尊，其教人之学说，如何而可信。由于我之良心，我当尊孔，本于我之智慧思考，我坚信孔子之学说。故今举世皆侮孔谩孔，虽以白刃手枪加于我身，我仍尊孔信孔，毫无迟惑之情，游移之态。”这种坚守贯穿一生，迨至晚年，当批林批孔甚嚣尘上时，他就是不溶入一片声的“大合唱”中，真正的是“毫无迟惑之情，游移之态。”高调疾呼：“宁可杀头，也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
他批评新文化运动者“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其所选材则惟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路，一派之文章，在西洋已视为糟粕，为毒鸩者，举以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其行文则妄事更张，自言体裁，非马非牛，不中不西，使读者不能领悟。……少年学子热心西学，而苦得研究之地、传授之人，遂误以此一派之宗师，为惟一之泰山北斗”。他坦言自己职责所在就是，“指驳新文化运动之缺失谬误，以求改良补救之方。”
这多少有些引火烧身了，鲁迅在《估《学衡》》一文中批评道：“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在不过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秤星尚且未曾订好，更何论他所衡的轻重是非。”胡适在《五十年之中国文学》中宣称：“《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有这样重量级的文学革命领袖人物的评说，吴宓和《学衡》的处境是可想而知。
他为此焦虑过苦恼过，他声言：“吾惟渴望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故于今之新文化运动，有所訾评耳。”凭心而论，他并非“不欢迎欧美之文化”，并非顽固守旧，只是不赞成打倒孔家店，不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全盘西化等。自以为新文化、新文学，应是“兼取中西，熔贯古今”。他曾这样地夫子自道：
“世之訾宓毁宓者，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护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之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质言之，宓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受教于白璧德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德，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
使学生知我服我
吴宓说：“职业平淡而必有物质之报酬，志业难苦而常有精神之乐趣，皆二者之异也。职业和志业的合一，乃人生最幸之事。”他所孜孜以求的正是“职业和志业的合一”。正是这种追求，使他主动放弃德国、美国的聘请，也放弃去香港、台湾的讲学，独独选择这块生他育他的土地，以实现他的理想抱负和文化使命。他一生曾在十二所大学任教，十所大学兼职，多所大学作学术演讲。算来他在清华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任职的时间最长。
1920年5月，当梅光迪邀其去东南大学任职时，他几乎一点都没有犹豫，立即电函辞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聘请，而选择了东南大学。这是因为这里有《学衡》，有志同道合的梅光迪。在这里他可以完成恩师白璧德所期望的“淑世易俗之功”，所以，尽管东南大学的薪水低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还是抱定决心“为理想与道德，作勇敢之牺牲”。
来到东南大学，他竟然闭门不出二十多天，谢绝一切来往，专心备课，直至准备充分，才于9月底正式开课。他在东南大学开设“英国文学”、“英诗选读”、“英国小说”等课，又另外为四年级开设“修辞原理”。开学不久，英语系中又分出西洋文学系，主任梅光迪，教授吴宓。学生就因为爱听他的课，英语系中竟有四分之三的学生转入西洋文学系。
1923年春季开学时，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学生梁实秋等来东南大学，闻吴宓讲课精彩，连续听课三日，深深折服，大力推崇。回校后，梁实秋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盖自新文化运动之起，国内人士竟谈‘新文学’，而真能确实讲述西洋文学之内容与实质者则绝少（仅有周作人之《欧洲文学史》上册，可与谢六逸之《日本文学史》并立）,故梅君与宓等，在此三数年间，谈论西洋文学，乃甚合时机者也。”他还在文章中慨叹清华学校怎么就不聘请吴宓回校执教。
时隔一年，东南大学把西洋文学系并入英语系，系主任梅光迪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学衡》同人也星散而去。吴宓本因梅光迪和西洋文学系而心系东南大学。如今友人已离，西洋文学系裁并，他感觉在东南大学已没有实际意义，便接受东北大学的聘请任英语系教授。
可不久，他就发现东北大学的办学理念，与自己所抱的理想相处甚远。学校当局官场气十足，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学校利用他的声誉，把他“看作是一架挣钱的机器（而且是一架粗苯的、效率不高的机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已经“感受到如此强烈和痛苦的体验”。1925年2月，他离开东北大学来到北京。
1925年1月，他被聘为清华学校教授。2月，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是时，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聘请他为筹备处主任。他首先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研究院教授，并主持制定《研究院章程》等。6月，他正式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这实际是个行政职务，过多的事务性工作，让他烦不胜烦。他在日记中写道：“宓到清华，长羁身于行政事务，而未能专授功课，使学生知我服我，舍长用短，……而且与小人俗子角逐齮龁，不亦哀哉。”他自觉太痛苦了，执意辞去研究院主任一职。
他开始专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1928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兼任大学部国文系（后改名为中文系）主任至1928年。他紧随世界教育的发展方向，努力培养学生成为“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的“博雅之士”。经他的培养，清华大学涌现出很多“汇通东西”的“博雅之士”，他们中有钱钟书、季羡林、曹禺、李健吾、许国璋、王岷源等。
他生命的精彩原本就属于三尺讲台，许多他的学生在数十年后，依然将他的讲学风采，永远地定格在自己的记忆里。他的学生、北大教授王岷源生前著文回忆：
“我先后选习了他开的两门课——《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这两门课都讲授的很好，我从中获得不少知识。特别是‘浪漫诗人’一课，对二十多岁青年，一般都很有兴趣。在课堂上听着讲述拜伦、雪莱、济慈的诗篇和他们富有浪漫色彩的生平，真是一种享受。雨僧（即吴宓，作者注）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虽然时光已经过了60年，今天我依然可回想起雨僧师当年在课堂上讲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第三章21以下诸节、雪莱的《西风歌》、济慈的《希腊古瓮歌、》《夜莺歌》、《圣艾格尼丝前夕》等篇什的热烈气氛。”
抗战胜利后，迁往西南的各大学纷纷复员返回内地。吴宓本拟由成都重返清华，因武汉大学的一再邀请，便往武汉大学担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至此与清华大学脱离关系。在武汉大学三年，他还兼任华中大学国文系教授、湖北师范学院外文系教授。1948年4月，回家省亲途径西安，被西北大学挽留讲学二周。5-6月间，又应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力的邀请，赴广州中山大学讲学五周。1949年4月，他又飞回重庆，任北碚相辉文学院外文系教授，后又任北碚勉仁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任沙坪坝重庆大学外文系教授。1950年4月，任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10月，四川教育学院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自此，他一直在西南师范学院执教。
吴宓先生很勇敢
他的学生钱钟书曾说：“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的不合时宜。他向所谓‘新文学运动’宣战，多么具有堂吉诃德跃马横剑冲向风车的味道啊！”又说吴宓“是伟人，也是傻瓜。”其实，吴宓的勇敢来自矢志不渝的信念，即“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孔子儒学“有裨于全世界。”“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他抱定宗旨，要捍卫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表示“以虎穴之孤身，为补牢之左计，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以求内心之稍安而已。”其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实质性的胜利，白话文再也不用鼓吹和推行，而几乎成为所有媒体的文字表述。可他偏偏视而不见，还要挺戟而战，这就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有些不自量力了。可就信念的坚守而言，他不失为一位伟人，可就其不识时务而言，无疑他又是一个傻瓜。
这是他一生的坚守，以至到了晚年，西南师范学院召开批林批孔会议时，有人问他：“你对‘克己复礼’有什么看法？”他竟然脱口而出：“‘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又说，林彪应该批判，孔子不应该批判。校领导出于保护他的愿望，不得不让他在家休息，以免他口没遮拦，说出诸如上述的言论，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全国解放后，我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以一定的冲击，吴宓自然也列在其中。但自他入西南师院以来，鉴于他的学术声望和教学实绩，学校领导和师生都对他极其尊敬。他是四川省政协委员，学校每逢开大会，都要请他上主席台就坐。学校考虑到他的教学和科研的需要，特意给他修建一所庭院式的平房小院。文化大革命中，他与其他教师一样受到批判，也下乡接受劳动改造，可西南师院的广大教师，总是安排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从未让他下过地和肩挑背扛。他的学生、西南师范大学教授赵庆祥回忆：
“1976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去看吴老师，我问他的腿是怎样受伤的，他说是跌倒摔伤。1997年夏天，我曾就吴宓老师腿骨受伤的事访问了中文系的许多老师，当时在梁平开批斗会，两个红卫兵从两边架着吴老师快步走向会场。在通往会场有坡度的路上，三个人一起跌倒在地，众多参加会的中文系老师都亲眼看见。两个红卫兵爬起来了，吴老师年事高造成足关节受伤，并不是打断了腿。文革中，西师各级领导多被打倒，新被打倒的算活老虎；吴老师在前一阶段时间也被说成反动学术权威，年事又高，只算作死老虎，当然受苦就要少一些。”
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学者，之所以格外地受到呵护和尊重，是与他学识渊博和教学魅力密不可分。他的许多学生回忆，听他的课乃是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但凡上课铃响，只见他身着一件白色长衫，左手臂上挂着一根手杖，清癯的面容上架着一副眼镜，迈着矫健的步履走进教室。每每随着讲课内容的深入，他的情绪也会跌宕起伏。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大师，在将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进行比较后，他说：“中国诗歌重韵，西方诗歌更重节奏。”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他当即背诵一首莎士比亚的长诗。背诗的过程中，边背诵边走动，每至诗的节奏处，便用手杖重重地点击讲台，发出悦耳的“笃笃”声。
《红楼梦》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最早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全面而又系统地解读《红楼梦》。他将西方家喻户晓的卢梭、雪莱等人的思想言行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参照比较，认为《红楼梦》“为中国小说一杰作。其入人之深，构思之精，行文之妙，即求之西国小说，亦见甚匹。……若以西国文学之格律衡《石头记》，处处合拍，且甚觉佳胜。”他说：“想象力过强之人，易撄疯疾。诗人多言行奇僻，人以为狂。莎士比亚云：‘疯人、情人、诗人，乃三而一，一而三者也。’（见《仲夏夜之梦》V.I）卢梭晚年，即近疯癫，宝玉平日举动，常无伦次，又屡入魔。宝玉尝有‘意淫’之说，此意字即想象力之谓也。”
他赏识贾宝玉的重女轻男，他说：“《红楼梦》中贾宝玉曾经说过，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人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逼人！”他还自豪地说：“有人重男轻女，女孩子有什么不好？林语堂是三个女儿，陈寅恪是三个女儿，我也是三个女儿。”语气间溢出一种满足感。《红楼梦》研究深深地溶入他的脑海中记忆中。晚年，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尤为明显的是记忆力日渐衰退，多年相与的同事，往往忘记了姓名，可《红楼梦》的回目，却了然于胸。有人曾经试问过，竟然是每试不爽，全然答出，一字不错。
1977年1月，八十三岁的他一目失明，一腿残跛，晚景凄然。尽管落实政策后，他的二级教授的工资颇丰，可一向大方的他竟然拿出大部接济亲朋和困难的教师，甚至还常常被一些人骗去。胞妹吴须曼看到哥哥已不能生活自理，便将他接回老家陕西泾阳照料。次年1月14日，吴宓病危，经解放军513医院抢救无效，于17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1979年7月，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西南师范学院委员会在为他平反的决定中说：“把吴宓教授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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