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的《局外人》
文/萨特
加缪先生的《局外人》一出版就大享鸿运，众囗交誉说这是“停战”以来最好的书。这部小说本身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间也是一名局外人。它来自分界线的另一边，来自大海彼岸；在这个没有煤火取暖的寒冬，它对我们谈论阳光，而且不是把阳光当作异国情调，而是怀着对阳光享受过度因而产生厌倦的人的那种狎昵态度来谈论。它无意再一次亲手埋葬旧制度，也不想让我们对自己的耻辱生切肤之痛；我们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会想起从前也有一些作品企图仅因它们自身的价值而存在，不想证明什么道理。不过，与这一无所为而为的态度相对应的，是这部小说的含义不甚分明：这个人物在他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的关系，就去看滑稽影片开怀大笑”，他“由于阳光”就杀死一个阿拉伯人，在被处死的前夕声称自己“过去曾是幸福的，现在仍是幸福的”，还希望在断头台四周有很多观众对他“报以仇恨的喊叫声”。应该怎样理解这个人才好呢？有人说:“这是个傻蛋，是条可怜虫”；另一些人更有见地说“这是个无辜者”。不过还需要弄清这一无辜的意义。
加缪先生在几个月后问世的《西绪福斯神话》里为我们提供了他对自己的作品的确切评价：他的主人公不好不坏，既不道德也不伤风败俗。这些范畴对他都不适用：他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作者名之曰“荒诞”。但是这个词在加缪笔下有两个大不相同的含义：荒诞既是一种事实状态，也是某些人对这一状态的清醒意识。一个人从根本上的荒诞性毫不留情地引出必然导致的结论，这个人便是荒诞的。这里发生与人们把跳摇摆舞的年轻人叫做“摇摆舞”一样的词义转移。荒诞作为事实状态，作为原始依据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最初的荒诞首先显示一种脱节现象：人对统一性的渴望与精神和自然不可克服的两元性相脱节；人对永生的憧憬与他的生命的有限性相脱节；人的本质是“关注”，但他的努力全属徒劳，这又是脱节。死亡，真理与万汇不可消除的多元性，现实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偶然性：凡此种种都是荒诞的集中体现。老实说，这些主题并不新鲜，加缪先生也没有把它们照搬过来。从十七世纪起，某种地道法国式的干巴巴的、短浅的、静思默想的理性已把这些主题列举无遗；它们成为古典悲观主义的老生常谈。帕斯卡尔曾强调:“我们好生想想，便能感到我们作为人的软弱、必有一死和如此可怜的状况乃是天生的不幸。”他不是给理性划定了它的位置吗？他一定会毫无保留地赞同加缪这句话：“世界既不（完全）是合理的，也不至于如此不合理。”他不是对我们指出“习惯”和“娱乐”为人们掩盖了“他们的虚无、无依无靠、不足、无能和空虚＂吗？加缪先生以《西绪福斯神话》的冷峭风格及其论说文的题材，已跻身于法国道德家的伟大传统之中，安德勒中称这些道德家为尼采的先驱是有道理的。至于加缪先生对于我们的理性的能力所及范围表示的怀疑，则与时代更近的法国认识论传统脉相承，人们只要想到科学唯名论、庞加莱、迪昂、迈耶松，就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位作者对于现代科学的责难：“你们跟我谈到一个看不见的行星般的系统，其中电子环绕一个核运动。你们用一种形象对我解释这个世界，我于是承认你们达到了诗的高度 ……”几乎同时，另一位作者援引同样的依据写下这段话：“（物理学）不加区分地使用机械、力学乃至心理学模式，好像它已不再有本体论的抱负，对机械论或动力论的经典性的二律背反无动于衷，而这些二律背反却假定一种自在的本性”。加缪先生不无卖弄地引证雅斯贝斯、海德格尔、克尔恺郭尔，虽说他似乎并不每次都对他们理解得很透，但是他真正的导师另有其人：他的推理方式，他的思想的明晰性，他作为论说文作家的文体以及某种类型的在阳光照耀下井井有条、郑重其事的忧伤悲凉之情，这一切都预告一位古典主义者，一位地中海人。甚至他的方法（“惟有事实和抒情之间的平衡才能使我们同时得到感动和明晰。”）也使人想起帕斯卡尔和卢梭古老的“情绪几何学”，也联想到例如莫拉斯，这另一位地中海人，虽说他与后者在许多方面的区别大于与一位德国现象学家或丹麦存在主义者的区别。
但是加缪先生想必乐于听任我们这么说。他以为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把自己的思想发挥到极点：确实如此，他的志向不是收集悲观主义的格言。如果人们把人和世界分开来看，荒诞既不在人身上，也不在世界上；然而，因为人的本质特性是他“存在于世界上”，荒诞到头来就与人的状况结为一体，所以荒诞首先不是某一简单概念的对象：是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顿悟作用向人披露了荒诞。“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中然后突然间“布景倒塌了”，我们达到一种不抱任何希望的清醒感。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拒绝宗教或者人生哲学的欺骗性援助，我们就掌握了几项明显事实；世界是一片混乱，一种“从浑沌产生的绝妙的一体同仁＂；——既然人必有死，所以没有明天。“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挽救，因为人被剥夺了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因为人确实不就是世界：“假如我是树中的一棵树……这人生可能会有一种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意义，因为这样的话我就成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就成了这个世界，而现在我却以我的全部意识来和这个世界相对立……正是这个如此可笑的理性使我和全部创造相对立。”我们这部小说的标题已在此得到部分说明：局外人就是面对着世界的人；加缪先生满可以把乔治·吉辛一本书的标题《生于流放中》移做自己的书名。局外人，这也是人中间的人，“人们会把自己……以前爱过的女人当作陌生人，＂——最后，我自己对我自己而言也是局外人，即自然的人对于精神而言是局外人：“某些时候在镜子里朝我们走来的陌生人。”
不仅如此：对于荒诞也有一种激情。荒诞的人不会去自杀：他要活下去，但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信念，他没有明天，不抱希望，不存幻想，也不逆来顺受。荒诞的人在反抗中确立自身。他满怀激情地注视着死亡，死亡的眩惑使他得到解脱：他体验到死囚的“奇妙的不负责任感”一切都是允许的，既然上帝不存在而人正在死去。一切经验都是等值的，需要做的仅是取得尽可能多的经验。“现时与一连串相互递嬗的现时面对一个始终觉醒的灵魂，这就是荒诞的人的理想”面对这一“数量伦理学”，一切价值都倒塌了；荒诞的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他反抗，他不负责任，用不着“作任何辩解”。他是无邪的，如毛姆谈到的那些原始人种一样无邪，后来牧师来到他们中间，教会他们区分善与恶，允许做的事情和禁止做的事情：对于荒诞的人，一切都是允许的。他像“永远生活在现时，有时微笑有时漠不关心＂的梅什金公爵还一样无邪。他的无邪包括这个词的全部涵义，你说他是“白痴”也可以。现在我们就能充分理解加缪这部小说的标题了。他要描绘的那个局外人是这样一个爱捅漏子的天真无邪者，他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公愤正是因为他不遵守游戏规则，他生活在与他不相干的人们中间，对于他们他同样置身局外。正因为这一点，有些人才爱他。如他的情妇玛丽喜欢他是“因为他古怪”；另一些人由于这一点而讨厌他，如法庭上的旁听者，他突然感到他们的仇恨向他袭来。我们自己，当我们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也还不习：惯荒诞感，我们徒然设法根据我们习惯的标准去评判他，对于我们他也是一个局外人。
你打开书本后读到这一段；“我想好歹又过了一个星期天，妈妈已经安葬了，我又该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的变化。”你会感到一阵反感，其原因正在于此。这一效果是有意追求的；这是你与荒诞初次相遇的结果。但是你想必希望，只要继续读下去，你的不安就会消失，一切都会逐渐明朗，有理可循，得到解释。然而你失望了，《局外人》不是一本提供解释的书，因为荒诞的，人不作解释，他只是描写。这也不是一本提供证明的书。加缪先生仅作提示，他无心去证实本质上无法证实的东西。《西绪福斯神话》将告诉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式看待作者的这部小说。我们果真在《西绪福斯神话》里找到荒诞小说的理论。虽然人的状况的荒诞性是荒诞小说的惟一主题，它却不是一种宣传主张的小说，它并非产生于一种“心满意足”、有意出示证明文件的思想；相反，它是一种“受局限的、必有一死的、反抗的”思想的产物。这种小说本身就证明了有推理能力的理性毫无用处：“他们［伟大的小说家］选择了用形象而不是用推理来写作，这种选择恰恰揭示了他们的某个共同思想，即深信一切解释原则统归无用，坚信可感知的表象传递的教育信息”。所以，光是用小说形式发布信息这一事实足以显示加缪先生既谦卑又骄傲，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既承认人的思想的局限又要反抗诚然，他以为有必要用哲学语言翻译他用小说形式表达的信息，这个译本就是《西绪福斯神话》，而且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复制品，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译本的存在无损于小说的无所为而为性质。荒诞的创造者丢失了一切幻想，甚至不幻想自己的作品是必要的。相反他要求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到他的作品纯属偶然。他希望人们能在作品上写下一行题词：“本可不作”，就像纪德愿意人们在《伪币制造者》结尾写下“本可继续”一样。这部作品本来可以不存在：如同这块石头，这条河流，这张脸；这不过是呈现在眼前的现时，如同世界上所有的现时一样，艺术家们乐意声称，自己的作品在主观上有必要性，他们常说：“我不能不写，我必须写出来才能得到解脱。”可是《局外人》甚至没有这种主观必要性。我们在这部作品里重遇经过古典主义阳光筛选的一个超现实恐怖主义主题：艺术品不过是生命中撕下来的一页。这部小说确实表达了这一想法但它本可以不去表达。何况一切都是等价的，写《群魔》与喝一杯奶油咖啡的意义相同。因此加缪先生与那些“把生命奉献给艺术”的作家们不同，他不要求读者关注他的作品，《局外人》是他生命的一页。因为最荒诞的生命应该是最贫瘠的，他的小说愿意达到一种高妙的贫瘠性艺术是无益的豪情。我们且莫惊慌：在加缪先生的悖论底下我找到康德关于美“没有明确目的却有符合目的性”的某些言之成理的见解。不管怎么说《局外人》已摆在那里，它从一个人的生命中撕下来，没有得到辩解也无从辩解，不能生育，它只是一个瞬间，已被作者抛弃，因为作者已去追逐别的现时。我们应该这样看待这部作品；把它当作两个人，作者和读者，在荒诞中，在理性达不到的地方突然相视莫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