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文章来源于叉烧往事 ，作者叉少
邓伟把相机推到了镜头允许的最近距离，离他的拍摄对象钱钟书只有0.45米远，钱先生没有丝毫紧张，竟然在镜头前微微地笑了。快门声响，瞬间定格为永恒。
一星期后，看到照片的钱钟书对邓伟说：“这就是我。
< 钱钟书 >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学生邓伟领到了学校配发的海鸥205旁侧取景照相机，他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为刚经历过磨难的文化名人拍照，理由很简单，这些人多生于清末，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带着惶恐与崇敬，邓伟鼓起勇气敲开了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是一个个高山仰止的名字，也是一位位秉性各异的倔强老人：巴金、沈从文、茅盾、萧军、丁玲、冰心、叶圣陶、梁漱溟、冯友兰、杨绛、钱钟书、萧乾、费孝通、艾青、李可染、朱光潜……
1986年，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出版，邓伟完成了自己的致敬和抢救，也为我们留下了那一代大师最后的风采。
- 本文转自：叉烧往事，作者：叉少。
邓伟镜头前的第一位文化老人是国画大家李可染。
因为表姐在积水潭医院工作，邓伟从小就见过很多名人，有事迹传遍全国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也有攀登珠峰的藏族登山运动员仁青平措。1976年5月的一天，医院住进来一位老画家，知道邓伟爱画画，表姐就让他带着速写去认个老师。
在一间狭小的病房里，邓伟见到了做完叠趾手术的老画家。看他来了，老头儿颤微微站起来，从床头柜摸出了一个铝饭盒，“这里面有油炸咯吱，是北京全素斋做的，我最喜欢吃了”，说着自己吃了一块，还拿了一块往他嘴里送。
受宠若惊的邓伟一边给老人倒水递药，一边拿出自己的画，老人看了看他的速写，又问了两句家常，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行字递给邓伟：三里河三区61门8号，“等我出院了，欢迎你来做客”。
回到家，一头雾水的邓伟跟表姐说，这位老画家光给我吃炸咯吱，巧克力，对我的画一句话也没说，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邓伟父亲笑着说：“要向老师虚心学习，这是缘份！”
两个月后，邓伟敲开了老画家的门，老头儿开门看见他手里握着那张纸条，说了句“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走进满墙挂着山水画的画室，邓伟看到了画上的署名，他愣了一下，小声问老人：“您就是画家李可染？”
老头儿看了看他，全然没有在医院时的憔悴，作了一个京剧演员亮相的姿势，声如洪钟地“唱”道：“正——啊——是！”邓伟觉得整间屋子都亮了起来，他痴痴地看着画上的小桥和房子，脱口而出：“画得真好，老师，您就是英雄啊！”李可染一怔，“此话怎讲？”，邓伟说，“表姐以前带我去医院看的都是英雄人物，您果然也是。”
17岁的邓伟还无法理解，眼前这位微笑的老头儿可不止是画画的“英雄”。生于1907年的李可染，九岁时已被人上门求字，十三岁拜徐州画家钱食芝为师，十六岁入刘海栗所办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二十五岁创作《日本侵华史》，三十五岁所作水墨写意画《牧童遥指杏花村》被徐悲鸿订购，四十岁拜齐白石为师，并收到白石老人“心思手作，不愧乾嘉间以后继起高手”的评价。
< 李可染画作《万山红遍》>
到饭点儿了，李可染冲邓伟喊：“小孩，吃饭！”邓伟哪里敢留下，嘴上说着不了就往门口走，老头儿一把拉住了他，神色严厉地说，“我第一次见齐白石老师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留下吃饭，齐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了！’”
说完，李可染走进旁边吃饭的房间，邓伟只好跟进去，两人十几年的师徒情谊就此展开。
邓伟是个实心眼儿的孩子，他曾为了不打扰老师作画，站在雪中等了一上午，也曾带着苹果去看老师，把不收礼的李可染急得直结巴，可也正是这股实在劲儿，让年过七旬的老画家把他当作亦徒亦友的忘年之交。
李可染从磨墨写字到画画理论无所不教。有一天，老头儿突然一字一句地教邓伟背诵苏轼的《留侯论》：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深远也。后来的日子里，邓伟已经记不清自己给老师背过多少遍《留侯论》。
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篇古文对老师的意义，当年李可染的名作被批为“黑画”，所有展出的画作全部撤下，精神重压之下，他的高血压一度发展到失语、头颈僵直到连回头都困难，只能用笔和家人交流。
所以，给邓伟讲《留侯论》开头那几句话既是慰藉，也是宣泄。不过，当一代大师只能向一个高中生宣泄时，他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能理解呢。
1978年，邓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和张艺谋、顾长卫是同班同学，系里给每人发了一台海鸥205照相机，他拿着相机到老师家里“显摆”，给李可染拍了好几张肖像照片，洗出来被很多报刊要去发表。
< 李可染 >
入学后的一天，邓伟对老师说，他想拍一套《中国文化名人》，再不拍就来不及了，李可染一听愣了，“这个小孩的胆子太大了，不听话，功课都跟不上，还要拍这个。”两人许久都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李可染对邓伟说：“那就拍吧，我也帮你介绍几个文化人。”
1979年2月，邓伟的拍摄计划正式开始，通过老师的推荐信，他飞到广州拍摄了著名画家关山月和古文字学家容庚。
从那时起，邓伟的人像作业常在班里造成轰动，张艺谋他们顶多到大街上拍个工农兵，可是邓伟的照片里却都是“大人物”的肖像，连老师都不知该如何点评。
1980年秋，邓伟攥着父亲为他策划的拍摄名单来到了三里河南沙沟，名单上的两个名字是钱钟书和杨绛。
因为不知道钱老的门牌号，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居委会，一位老大妈看了看他的学生证，“你在做毕业实习吗？”邓伟说不是实习，是艺术创作，他认真得有点幼稚的样子打消了大妈的疑虑，在厚厚的名册里，给邓伟找到了钱老的门牌号。
来到门前，邓伟感觉自己敲门的手都有点发飘，一位样子和善的妇人开了门，“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邓伟说明了来意，表示想给钱先生拍张照片。“这个事挺好的，不过钱先生从来不喜欢拍照，你说的名人录就更不感兴趣了。”妇人说完后客气地关上了门。
邓伟呆呆地立在门口，第二次敲响了门，开门的还是那位妇人，邓伟赶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我也想为她拍照。妇人笑了，“我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
门再次关上了，邓伟静静地站在楼道里等待，不知过了多久，准备出门的杨绛吃惊地问他，你怎么还站在这儿。邓伟老实地回答：“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他本人谈谈。”这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穿蓝色对襟上衣的人走了出来，“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你请回吧。”
门“咣”地一声关上了，邓伟想走，但又觉得一旦离开他将再也没有勇气回来，站到中午十二点，楼道里已经弥漫着各家炒菜的香气。这时，眼前的门又开了，钱钟书走了出来，说，“我们商量一下吧，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燃起希望的邓伟拿出了相机和三脚架，“我只想用所学的技巧，为您拍一张照片。”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
一周后，邓伟如约而至。他走进钱先生的家，感觉简单整洁，水泥地擦得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满满当当摆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女士穿着家常的衣服，在镜头前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看到照片后，钱先生说，“这就是钱钟书，就是我。”照片里是他很少向世人展露的调皮和天真。杨绛女士也很满意邓伟为她拍的照片，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笔补造化天无功。钱先生说我来翻译一下，接过笔补充写道，“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
< 杨绛 >
临出门，钱钟书送了邓伟一本自己的小说《围城》，杨绛也送了一本她的书《干校六记》。
1981年2月，为了说服梁漱溟同意拍摄，邓伟与父亲一同登门拜访了这位时年87岁的思想家。因为和邓伟的祖父有交往，老人最终还是同意了。
三个人聊起了摄影的话题，梁漱溟说，“我不喜欢照相，更不情愿去照相馆，拍照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按快门的时候要求我笑笑，我天生就不会笑，这就是我的性格。”
邓伟请老人坐到一张座椅上，说“我要拍的正是您的性格和真实的自己”，说话间，他趁着梁老思考问题双手紧握的瞬间按下了快门。
< 梁漱溟 >
梁漱溟一辈子没说过违心的话，即使在“批孔”的狂潮下，他仍以《论语》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表明己志，对于批判过自己的大儒及挚友冯友兰，梁漱溟拒绝参加其九十寿宴，并在给冯的信中写明原因，“因足下曾谄媚江青”。
几天后，邓伟走进了冯友兰的家，来之前他读了冯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他斗着胆子问这位比梁漱溟小两岁的哲学家：“您在‘批孔’中写的那些话，都是真心的吗？”
冯友兰出乎意料地平静，他看着邓伟，“你懂哲学吗，就跟我谈这个问题。”邓伟说，“我没学过哲学，也没资格跟您谈，但您让我来了，我想跟您请教。”冯友兰没有再说话，邓伟给他拍了一张彩色照片。
第二次去，冯友兰还是一副不欢迎也不拒绝的态度，自己在那儿写毛笔字，邓伟见老人不想说话，就抓拍了他聚精会神的样子，这回拍的是黑白照片。临走前，冯友兰突然对邓伟说，“小子，给你写几个字吧，回去慢慢看。”邓伟接过来一看，是杜甫的一句诗：意匠惨淡经营中。
< 冯友兰 >
1988年6月23日，94岁的梁漱溟在中午溘然辞世，最后一句话是“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两天后，冯友兰给老友写了悼文和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延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在一次采访中，邓伟说自己拍了好多倔老头，印象较深的有著名战地记者、沈从文的学生萧乾，聊到他当年受迫害的经历时，萧乾头发直竖，左手握起拳头“帮”地一声砸在座椅上，拍到这一幕的邓伟赶紧放下相机，看老人的手砸坏没有。
< 萧乾 >
萧乾是唯一一位全程报道二战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这位战地硬汉在不堪羞辱的年代选择了安眠药和红酒，倒地几小时后被同事送到医院，奇迹般地把他救了回来。当萧乾看到病床旁的爱妻文洁若时，他决定不死了。妻子俯下身子，凑在他的耳边用英文说：We must outlive them all！萧乾在心里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我们一定要比他们都活得更长！”
那天用拳头砸完椅子，萧乾跟邓伟说了好多让人回味的话，他仿佛又回到了1939年，那年英法对德宣战，29岁的《大公报》记者萧乾坐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上，前方有一场惨烈的空袭在等着他，邻座的希腊大姐不停问他，“这仗打到哪年是个头啊”，萧乾说，“我从中国来，我家里已经打了两年的仗，如今还在打，侵略者要奴役，我们不让，那就只好打。”
在邓伟拍摄的文化老人里，有倔老头萧乾，也有让人感到温暖的冰心，她给萧乾起了个昵称叫“小饼干”，因为萧乾原名萧秉乾，谐音就是小饼干。
冰心老人的家在民族大学里，屋子不大，邓伟的相机三脚架都支不太开，冰心说她和先生吴文藻共用一张写字台二十几年，住在这儿图的就是离城里远，清静。
邓伟和老人谈起她的作品《给小读者的信》，冰心高兴地对着镜头说起了当年写作的情景，照片出来后，邓伟拿着它给小朋友看，孩子们都说，“老奶奶对着我们说话呐！”
< 冰心 >
让邓伟感到温暖的另一位老人叶圣陶住在东四八条，他家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还有两棵大海棠树。叶圣陶是苏州人，18岁时当过小学教员，当时自认并不适合与小孩子打交道，特别是碰到天性顽劣的孩子，除了训斥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因此常为自己是个不尽职的老师而苦恼。
小学教员的日子让他觉得苦闷，日记中甚至有“上课越觉无精神”、“如坐针毯，时思引去”、“见诸生如见鬼魔”的话语。那时候的叶圣陶肯定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名满天下的教育家。
在院子里拍照时，叶老指着海棠树对邓伟说，““ 现在还没到结果的时候，等到结果了，给你摘几个海棠吃”。
< 叶圣陶 >
老人们的宽厚感动着邓伟，他给住在后海北沿的作家萧军拍照时，老头儿要请他吃东西，“我给你两个肉夹烧饼吃吧”。广东的老漫画家廖冰兄则给他画了一幅长着翅膀的飞猪，因为他知道邓伟是59年生的，属猪。
< 萧军 >
邓伟这时才意识到，他在拍照之前要研究拍摄对象，而这些前辈大师也“研究”过他。
想一次拍出大师的神采十分不易，邓伟为诗人艾青拍了三次才拍到满意的照片。第一次是在旅馆，摆拍了很多张，邓伟都觉得很一般；第二次在艾老的家中，还安排了专门的拍摄时间，仍是效果平平。
第三次，邓伟在艾青的写字台前架好相机，艾老对他说：“我的脸不大好看，还是不拍吧。”邓伟没说话静待时机，一小时后，专心写稿的艾青忘了他的存在，连手上的烟都燃了一大截，就在停笔思考的瞬间，邓伟按下了快门。
艾青问他，“你拍了吗，我希望读者们只看到我写的作品，但你如此投入拍的这张例外吧。”
< 艾青 >
后来拍摄杨振宁时，邓伟也用了这一手，他把相机架在杨先生的实验室里，焦点已经调好，快门线就在手里拿着，希望捕捉到这位诺贝尔得主标志性的双手合掌。
那天雪下得很大，杨振宁给学生进行论文辅导，很快就把邓伟给忘了。又过了一会儿，杨振宁被学生的一个问题难住了，他碍于面子没有去查资料，就说让我想想，当他在思考中第二次作出双手合掌的动作时，邓伟按下了快门。
按下快门后，邓伟把拍照的事儿忘了，也投入地听着一点不懂的物理。杨振宁停下笔，拿过一张纸给他写了一句话：诗词有意境，摄影亦有意境。
< 杨振宁 >
这两回是邓伟拍摄计划中少有的奢侈机会，遗憾始终伴随着他的相机。
为茅盾拍照时，久未露面的老作家一直在和访客交谈，再加上室内光线较暗，邓伟没有拍到传神的照片，他和茅老相约春天再拍，但天不遂人，这几张照片成为茅盾逝世前最后的留影。
在上海华东医院为巴金拍完照，邓伟马不停蹄地赶到复旦大学，却还是错过了数学泰斗苏步青，工作人员告诉他，苏老要到北京开会，刚从办公室离开半小时。
< 巴金 >
邓伟最遗憾的是没有拍到人口学家马寅初，守在马老门外的家属先是要电影学院的介绍信，然后是文化部的介绍信，最后是北大的介绍信，办齐手续的邓伟依然没能进门。
透过半扇敞开的门缝，邓伟看到了在院子晒太阳的马寅初，他只能隔着门大声问候，无法再近一步，直到老人去世也没能见上一面。
电影学院毕业后，邓伟留校任教，他担任摄影的电影《青春祭》获得了第6届香港金像奖评选的十大华语片第八名，老同学张艺谋多年后还对他的镜头运用印象深刻。
< 张艺谋、邓伟、顾长卫 >
1986年，邓伟出版了《中国文化人影录》，照片里那些身穿蓝色或灰色中山装的文化老人，触动了正随改革浪花奔向商海的人们，邓伟收到了几大箱子的读者来信。
1988年中秋节，邓伟到李可染老师家看望，老头儿 “啊”了一声，“你来了？有一年没见面了吧？你生我的气了吗？我还欠你的画呢。”邓伟说就是太忙，哪能因为画的事就生老师的气，李可染说：“我也忙，要忙着画应酬画，不画不行啊！这样的环境，能毁了一个画家。”
看到邓伟带来的新疆葡萄，李可染马上摘下一颗，边吃边说：“真甜！就是小了一点，你怎么没给我买大的呀？”邓伟还像小时候一样，把老师的玩笑话当真了，老实地说：“新疆的葡萄都是这样的。”
临近中午，有事在身的邓伟来不及在老师家吃饭了，李可染抓起果篮里四个大苹果塞给他，头一次把徒弟送到了屋外，老人站在门口不住地招手，“我还欠你的画呢！我还答应给你画张画呢！”
这是师徒两人的最后一面。
1990年春，准备去英国拍摄世界名人的邓伟到钱钟书家告别，或许是感觉到他对前路的彷徨，钱先生没有再过多谈及邓伟的新计划。道别时，杨绛给了邓伟一个信封，说“穷家富路”，不善谈钱的邓伟没有打开。回到家后看到信封里是八张崭新的50元面值人民币。
为出国花光积蓄的他用这400元买了一个铝制的摄影箱，一用就是十几年，陪他走遍了世界五个大洲。
1997年，短暂回国的邓伟在医院探望了钱钟书，老人平躺在床上，头发被理光了，没有戴眼镜，脸上不见了调皮的神情，认出邓伟时，眼角淌出了泪水。
邓伟告诉钱先生，自己环球拍摄世界名人的设想实现了，老人费力地发出含糊的声音，“好，不容易”，头在枕头上来回蹭着。邓伟流着泪在留言本上写下“我非常想念您”。第二天，杨绛女士给邓伟的母亲打了电话，“你儿子有出息了，还来看我们，真是瞧得起我们。”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与世长辞，临终前留下的话是“肯辞花圈、不留骨灰”。遗体火化前，杨绛女士将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了钱老的身上。
十年前，钱老在西南联大的同事沈从文先去一步，临行前家人问他还有何要说，沈从文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 沈从文 >
赤子其人，风骨凛然，生于20世纪初有独立精神的那一代学者就此远去。
邓伟说过，自己可能会死在照相这件事上，就像好多画家死在绘画上那样。独行国外的那些年，他靠打工为生，饿了就吃一块能最快补充热量的巧克力，同学旧友们在国际影坛的闪耀，也没有动摇他拍摄世界名人的决心。
1988年，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邓伟独自去新疆爬天山。正巧那天他的老同学摄影师肖风和导演张军钊也在天山拍电影，架好摄影机后，肖风他们看见山上有个小小的人影在走动，全剧组都等着这个人走出视线。
过了好久，等不及的肖风把长焦镜头推上去一看，他觉得这个人怎么像是邓伟，赶紧把导演叫过来：“军钊，你看看像不像邓伟？”导演看完惊讶地说，没错儿，就是邓伟。毕业后几年没见的老同学都蒙了，拿着剧组的大喇叭朝着千米远的地方喊邓伟的名字。
正在爬山的邓伟隐约听见有高音喇叭在喊他，心中一惊，登山前当地森林的工作人员跟他说过，遇到偷猎的人，他们会先用喇叭喊，如果对方不停下，他们就会开枪。邓伟当时心想，坏了，肯定是把我当成偷猎的了，马上拼命地回应高音喇叭的呼喊，然后沿着雪线走了下来。
看到下来的人果然是邓伟，肖风和军钊都迎了上去，满脸不解地问，你一个人在那儿干嘛呢？你不是有病吧？邓伟的回答逗笑了提问者，也逗笑了在摄影系同学会上听到这个故事的所有人，他说“我在磨练意志，因为我要干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了”。
2013年2月，53岁的邓伟因病去世，他最后的工作是在古巴拍摄一组新作，镜头里是当地的民众。
< 邓伟 >
1978年，邓伟得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海鸥205，那年有个叫肖全的小伙子在前门花了169块钱也买到了这台上海牌、江西产的相机，两人先后开始拍摄人像，一个与时间赛跑，抢救行将故去的历史，另一个凭感觉漂流，寻找正在闪耀的后浪。
肖全纪录了英勇，邓伟定格了脊梁。
今天，历史还是历史，后浪却已不再张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