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动荡、大离乱中，他在一片对中国历史的挞伐声中保持了自我，他说对本国历史要报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西南联大坚守着知识分子的本分，写下了《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国史大纲》等令后人敬仰的杰作。
而当他站在一九四九年的香港街头，看见满街露宿、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山岩岩，海深深，地薄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对向前行。”
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便是他亲自所写。
他是钱穆，字宾四，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对这一名字，钱穆的弟子叶龙曾解释说，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此外，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什么是大学精神
01
我们评论一间学校，仍有第三标准（编者注：按钱先生在前面所称的另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物质上的，包括建筑和设施，第二个标准是学校拥有多少教授，开设多少科程，及学生在学业上的成就如何，此处不录），这就是我们校歌里所唱的“新亚精神”。所谓精神，这标准则更是难说了。
如何叫做新亚精神？让我从浅显易明处说去。
犹记我们第一朞校舍落成，损助我们建筑的某基金会适有人来参观，他表示很满意。我问他满意在那里？他说：“我知道香港房租贵；但你们的校舍全不在此着想，不仅无教授宿舍，连学校办公室地位也很小，而图书馆和课室却大。”我想：这也就我们的新亚精神了。精神，本应能随处流露，也可流露在建筑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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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书院旧影
去年有一位哈佛燕京社的先生来看我们研究所，我说：“我们的研究室太小了。”但他说：“我们的更小呀！”这是确实的，我去哈佛时确看到他们的导师室并不比我们的大。
我们学校建筑占地面积虽小；但拿我们的图书馆和教授研究室来讲，在整所建筑中，比例实在不小，也可说很大了。因此，只从我们的校门看，也可看出一部分新亚精神来。
诸位了解得此意义，便知学问之困难处，而那些困难，则待诸位自己去克服。从前有一故事说，仙人吕洞宾，能点铁成金，他遇到一乞丐，把一块泥土用手指一点成了金，给那乞丐，但乞丐不要那金，却要吕洞宾那手指。诸位来学校，学校所能尽的责任，则只在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上，那些知能，纵有价值，也仅像一块块黄金。什么是能点铁成金的那手指呢？诸位当知，诸位之自身，诸位自己所修养锻练出的诸位之品格，才是那点铁成金的手指呀！
当我们第一间校舍落成，曾有一位日本京都大学的前任校长来参观，他说新亚很有些处像京都。我不知道他说那句话时在那一方面欣赏着我们，而把新亚和京都比。无论从历史上﹑从现实上像是无可相比。我想：那位校长所欣赏于我们的，也即是一种我们的精神流露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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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钱穆先生在新亚除夕联欢会演讲
02
但何谓精神，仍难讲，我将改说是一种气象罢。诸位学哲学文学的，都知道宋代大儒喜欢讲气象。我想艺术系的同学们，也该知道这气象二字。
我从前在北平时，北大的气象是这样，清华的是那样，燕京的又是另一样。一校有一校的气象，常在学生们身上显露出：因教授可以同时在几间学府里兼课，就很难在他们身上显露出某一间大学的气象来，常从学生身上则很易见。每间大学各有其特殊的气氛，即如美国哈佛与耶鲁不同，英国牛津也与剑桥不同。衡量一间学校，能注意到他们的特有气象，那是更不易了。
其实，学校气象主要还从学生身上见。学生在不同的学校，会有他们不同的风度和格调。如说：读书人有读书人的风度和格调，商人和官僚也有商人和官僚之风度和格调，军人艺术家各有他们各自的风度和格调；同样，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亦该有大学生的风度和格调，然后才有风度和格调上之不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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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新亚讲坛
以前在内地，一个青年跑进大学，尤其是进了那些有名的大学，他自会觉得他走进了另外一个新天地。他所接触到的都是新；不到一年两年，在不知不觉间他自会具有一个大学生的风度与格调。可是，在今天此地，我实在没有见过真正具有某种风度与格调的大学生。老实说：在殖民地统治下的大学教育，也不容易培养出我所谓的有风度格调的大学生。诸位有机会到外国去，便知道我此刻所说的真确性。
现在我再说要拿教授水平和课程内容来衡量一间大学，已是困难了；若要把大学生的风度和格调来衡量，那便更困难。新亚在此方面，也实在最可抱惭。从此一标准来讲，我觉我们新亚还不像是一间大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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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第一届师生美展展览现场
左起：陈士文、丁衍庸、陈美琴、赵无极、张碧寒
03
诸位或要问：所谓大学生的气象和格调究是怎样来的呢？我想有两点可以说：
一是每一个大学生应有一个人生理想。一个青年跑进大学，至少应培养出他个人的一个人生理想来；如他到大学里面的教授们有哲学家﹑有科学家，总会引起他一番羡慕向往之心；这就把他的人生理想提高了。至于他在课程方面所接触到的种种人生境界，那自然更广大高深。诸位来此就学，注册上课，所接触的只是些课程和分数单；可能对一位教授学问人格上的高低深浅一切莫名其妙。如此般的影像，怎会提起理想﹑接触到新境界？
我曾屡次告诉诸位：诸位来学校不可只重文凭和学分；要紧的是：能有一个人生理想，一番人生向往。
一个宗教徒，他懂得向往天堂和上帝；你且问他天堂的情况，上帝的高矮肥瘦究怎样？他自然不知道——但他总有了这一番向往。我上面说我们要有人生理想，这也并非有具体内容可说；只要有此一向往，有此一想象，就是了。倘若一个人真能具有了如此的向往和想象，他的气象自会不同，他的格调也自会不同；接着第二步他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也会因此而不同了。
我幼年曾在一中学读书，有一位体操先生，他给我印象很深。他是一日本留学生，有一天，我们上体操课，他跑到操场后说：“你们真不象样。”跟着他说起他在日本时，曾听人说：有一位大将临出军前检阅军队，那位大将一跑到检阅场，便说：“这样的军队不行，出去定会打败仗。”他退下，号召部属，叮咛教诫；过了几天，再去检阅：这一次，他满意了，他说：“象样了可以临阵打仗了。”
我常觉得走进我们新亚似乎缺了些什么似的，我虽说不出来，但也可说在精神方面，在气象方面，总有些不够。诸位若是信教的，当你走进一所教堂，自会觉得和教堂外面有不同。进到一所理想的大学，简单说：也该有些和外边不同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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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在台湾最后一次讲课
04
我们又常说要中国文化；究竟中国文化最要处在那里？
前几年曾有人提起此语问我，我总回答说：“中国文化最要处在它的道德精神”。但现在，我觉得此话不够鲜明；我想：中国文化之最重要﹑最特殊处乃在其能着重学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日新月异地上进。这种向上和前进，乃是人格的表现，但不一定便是道德的表现。由外面看来，像是平平常常的，并没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鲜明界线之存在；但在其内心人格上，是可日有上进，实不平常的。信上帝，进天堂是死后事；但是，讲到孔子的道德，中国文化之所重，则全在我们未死之前这一生，全在当下平常日用间。
朱子曾说，读《论语》：“今日读一章，明日便该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这已说到中国人讲学问之最高深﹑同时最切近处。诸位今天进大学，要能在明天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而且日日该如此；一日复一日，“学无止境，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在我们内心境界上，有一个天天上达﹑欲罢不能之境；这始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学问和独有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要表露给人家看：所以说：“古之学者为己”，又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曾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他的内心境界，真是天天在进步。又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知：箪食﹑瓢饮﹑陋巷，在外面的人尽可见，看来好像总如此；但讲到里面，颜子的内心方面，则天天在进步，所以他觉得是可乐。
孔子亦说：“我见其进，未见其止。”我前面曾说：我在新亚此十三年中，学问是退步了。或许诸位可以说：我虚心或过谦。但，我总不能说我的做人退步了；因每一人之学问可以停滞不长进，但论人格，却只能进，不能退。又且此种进步，只有自己一人知，不能为别人知。
浅言之，如诸位毕业后，去当一小学教师，每月得薪二百元，如此一年复一年，可以老做一小学教师，老得月薪二百，这也无所谓：但论做人，便不能老如此无长进。我们要能活在一个精神境界里，要在自己人格上，不断有上进，从童雅到白发，那只是身体物质上变化。这种变化，一切禽兽生物都有，却不是上进。我们做人，从幼到老，也不是上进﹔上进则在精神上。
孔子所讲的道理，即中国文化之最独特﹑最有价值处，是要懂得人之一生，在他内心应能天天有进步。每一人有他一分最高可能的理想与境界。诸位若知道这一点，人生乐趣与人生大道都在此；并可由此知道中国文化之高深独特处。我们新亚在这样一层上，似乎还是缺乏的；所以我今天要特地提出，使诸位知道，这便是中国文化精神，也该是我们新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