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忏悔是西方历史悠久、普遍流行的一种话语体系。忏悔以一定的价值准则为前提，叙述为习俗所不能容许的私密，忏悔者因此同听众形成密切的关系。忏悔录是忏悔话语的文学形式，是自我与身份的同一。
作者简介 杨正润，1944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发表本文时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
按照通行的说法，西方历史上第一部自传作品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第一部现代自传作品是卢梭的《忏悔录》。以“忏悔录”名目出现的西方作品，以英文为主，传世至今的估计在一千种以上。此外还有许多一般自传或回忆录，被人们称作是“忏悔录”：比如萨特的《词语》英译本刚问世，保罗·德曼就发表书评，称之为“萨特的忏悔录”；歌德说他的全部作品，包括自传《诗与真》在内，都是“一部大忏悔录的片段”；还有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也都被人称为“忏悔录”。看来，在西方文学中，自传与忏悔录有着不解之缘，那么很自然就带来一个问题，即自传同“忏悔录”的关系问题。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封面
弗莱可以说是以第一位以现代眼光认真研究了文学文类问题的批评家。他把文学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史诗、散文、戏剧、抒情诗，把自传归入散文体虚构，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小说、浪漫故事等等。弗莱认为：“自传是另一种形式，它通过一系列难以察觉的等级同小说合为一体。大多数自传是被一种创造性的、因此也是虚构性的冲动所激励，作家只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选择事件和经验构建成一个综合的模式，这个模式可能是比作家本人更大的东西，他却把它和自己同一起来，或者只是同他的性格和看法一致起来。我们可以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散文虚构的形式称之为忏悔录形式。”[1] 弗莱把自传同忏悔录看作基本上是同一的，他在书后附录的文学术语中还专门下了一个定义：忏悔录“被看作散文体虚构的一种形式的自传，或者说散文体虚构装扮为自传的形式”。[2]
弗莱的上述观点中包括两个重要内容：其一自传或“忏悔录”中总是包含着各种虚构的成份，在不同的程度上等同于小说，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已有讨论。[3] 其二是我们在本文中要考察的是另一个问题：自传同忏悔录是什么关系，如弗莱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它们是同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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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作为一种文类，其主旨是忏悔，在英文和法文中，忏悔一词都来源于拉丁文confessio，含有“承认”的意思。“忏悔”是对罪恶、过错、弱点的一种宣告，也是一种揭露、承认、坦白。人们通常把忏悔看作基督教所特有的话语，其实“忏悔”一词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中出现次数并不多（confess/confession，36次），其次数远低于另一种相关概念“罪”（sin，199次）。到了被称为基督教“第三约”的奥古斯丁《忏悔录》，忏悔才成为该书的主要内容，奥古斯丁的根本目的是赞美上帝，但是这种赞美是通过对自我罪恶的忏悔实现的。奥古斯丁认为，自我从属于一种更高的存在，人生的全部价值只能从《圣经》中发现。这部《忏悔录》在西方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忏悔也从此成为西方社会一个重要的价值准则和话语模式。
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的统治力量以后，忏悔又成为基督教的一种固定仪式。公元789年，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下令，规定教士均可听取本教区信徒的忏悔。[4] “忏悔”从此又成为天主教的主要仪式之一。教会忏悔仪式同“原罪”、“救赎”等形而上的教义联系起来，赋予它极大的神圣性。但是当代一些学者指出，天主教的忏悔作为一种仪式，起源于非常功利的目的，比如福柯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展示性真相的重大方略”，忏悔就是其中之一，教会通过忏悔了解和控制信徒的性生活。[5]
忏悔场景
尽管忏悔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包含着道德改善的要求和一种向上的价值追求，但是忏悔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超出了宗教和道德的范围，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当然也正是由于基督教巨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忏悔话语才进入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领域，甚至常常出现在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相互间的交往中。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福柯指出：“西方社会成了特殊的忏悔的社会”，“西方人已经变为忏悔的动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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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是忏悔话语的文学形式，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彻底的公开性。它的读者是任何一位愿意阅读它的人，而且同任何作家一样，忏悔录的作者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广大的读者群。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彻底的公开性，忏悔录中可能有更多的顾忌和保留，其真实性就常常引起怀疑，关于卢梭《忏悔录》的真实性至今争论不休，而且很可能继续长期争论下去，就是一个证明。
卢梭像
但是，虽然有这些差异，文学忏悔录同一切忏悔话语一样，也有着一系列的共同点。忏悔话语总是以明确的价值准则为前提，否则忏悔就不可能发生，忏悔的内容也无从确定，而且忏悔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准则的体现，忏悔过程也包含着对价值准则的寻找、发现、修正或强化。
我们以几部最著名的忏悔录为例。托尔斯泰“忏悔录”的最后记录了他做的一个梦：他睡的床垫被吊在高空，下面是无底的深渊，掉下去必定粉身碎骨，他只有照一定的方式躺着，才不会跌落，这时好像有人对他说：“你可要小心，要记住。”这就是托尔斯泰对于人生的意义进行痛苦的思索以后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奥古斯丁所遵循的准则是《圣经》，他主张“原罪说”，认为人从婴儿起就带有从亚当、夏娃所犯并遗传至今的罪恶，他在《忏悔录》第二卷，从第四至十章，用七章篇幅对他少年时代一次偷梨的故事进行忏悔，奥古斯丁自认“罪孽深重”，犯下无数“罪恶”，但他为这件事特别感到沉痛，因为他的偷梨，正如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偷“智慧之果”，是人类始祖犯下的第一次罪恶的重演，是他“为作恶而作恶”的劣根性的暴露。
与之相反，卢梭主张“性善论”，认为自己善良的本性被社会所玷污，罪恶在社会，他忏悔的核心事件是一次撒谎：他偷了女主人扎头发的丝带，被发现后反而诬赖是女仆玛丽永送给他的。这一罪过之所以四十多年里始终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主要不是因为偷窃本身，而是他的撒谎；卢梭最自负的则是他忏悔时的真诚，真诚是他写作《忏悔录》、也是他同社会对抗的精神支柱，又是对他的罪过的弥补。他认为忏悔可以证明他的真诚，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的过错。奥古斯丁和卢梭的忏悔都同偷盗有关，都同基督教教义相连，但又反映了不同的价值标准，而且这种价值标准在忏悔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斯蒂芬·斯班德教授所说：“忏悔可以是依据价值准则对错误进行改造的记录；或者它可以是对价值准则的一种探索；甚至它也可以用于证明作家对价值准则的缺乏所发出的呼吁的正确。
奥古斯丁的过错正是在他忏悔过错的时候被他的供认所改造，变成了拯救他的上帝的力量的证明。卢梭所揭示的不仅是他自己的过错，也揭示了：他以为别人具有同样的过错，自己的过错就得到了赦免，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幻想”。[7]
卢梭《忏悔录》封面
忏悔话语中都包含着价值准则和道德判断，包括自我批判的成分；但是对任何忏悔来说最重要的是说出事实真相，德曼关于自传的观点被称之为“自传死亡”，即认为自传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文类，这一观点令人难以接受，[8] 但是关于自传他还是提出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比如他指出，忏悔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道德价值而在于认识价值：“忏悔就是以真理的名义克服内疚和羞耻：它是在认识论上对语言的运用，其中善与恶的伦理价值观被真与假的价值观所取代，其含义之一就是：诸如性欲、嫉妒、贪婪之类的罪恶之所以成为罪恶，主要就是因为它们强迫人去说谎。”“忏悔出现于绝对真理——即‘为真理本身’而存在的真理——的名下，而那些特定的真理仅仅是派生的和次要的方面。”[9]
忏悔话语必须叙述真相，但并非一般的、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必定是个人的私密。成为私密的东西，总是道德、法律、习俗所不允许的思想、感情或行为，因为不能或不便公开才成为私密，也就是说，忏悔话语的言说者总是受到历史和文化传统所构成的外力的压迫，他不能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公开，但是无论压力多么强大，他也必须袒露内心的秘密。
卢梭的《忏悔录》是惊世骇俗的，他所暴露的私密使道德家们胆战心惊。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以探讨“生命的意义”为主旨，但既然是“忏悔录”，其中仍然包含私密，托尔斯泰自认“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但是他也坦承了他不为公众所知的另一面：“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如果不是出于托尔斯泰本人之口，人们无法想像他也犯下了这么多罪过。
卢梭《忏悔录》手稿
忏悔者倾吐内心的私密一方面受到外力的压迫，但是另一方面，他进行忏悔又是出于自由意志而非被迫的行为，忏悔者公开私密的程度和公开的方式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忏悔话语中总是包含着心灵的某种创伤，忏悔者所以冲破阻力展示自己的私密，是出于一种自救的选择，这种治疗的必经途径就是讲出真相。因为一切忏悔话语还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心理的松释和自我的解放。这就是福柯所说的：“现在，忏悔的责任感通过那么多不同的细目在传送着，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内心。我们已经不再把它看作是一种压迫我们的权力的结果，相反，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只是因为存在于我们最秘密的本性中的真相，‘要求’浮现到表面”。[10]
忏悔者通过忏悔向自己预选的对象，或者是个人或者是社会群体发出吁求，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同情和接纳。他向读者，或是向老师、医生、法官、亲友讲述自己的私密，虽然他违背习俗，犯下了过错或罪恶，但是忏悔就意味着他进行了自我批判，他的坦诚赢得了好感，他对处境的描述，也容易得到同情。《圣经》里耶稣基督宽恕罪人和欢迎浪子的故事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
正如斯班德教授所说，“即使那些最不知羞耻地揭示出来的内心生活，在外部客观生活的道德体系前面，也要找出理由来辩护。最深刻的忏悔所证明的一件事就是：即使那些最遭遗弃的人，也不可能孤身独处。确实，忏悔的本质是那些感到被遗弃的人向人类的全体发出恳求，讲述他的孤独。他恳求被原谅被宽恕，甚至被谴责，这样他可以回到万物总体中来。”[11] 最好的证明就是卢梭在其《忏悔录》一开头就宣称“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他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坚信，没有人敢说“我比这个人好！”（第一部第一章），他甚至说如果有谁读过他的这部作品或对他进行过考察，“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第二部第十二章）。卢梭写作这部《忏悔录》就是坚信他能够回击敌人对他的一切攻击，赢得广大读者的同情。
卢梭《忏悔录》内页插图
一般说来，出于种种原因，读者和听众也是愿意接受忏悔话语的，听取忏悔话语就是接受一种信任，同时得到道德感或好奇心的满足，并从别人的忏悔话语中认识人生、认识自我，获得有用的经验。法国研究自传问题的著名学者菲力浦·勒热讷说“自传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体裁”，自传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契约”关系，[12] 忏悔话语同样有一种契约关系：忏悔者真实地叙述自己的私密，甚至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和罪过；但是忏悔也是一种吁求，忏悔者以叙述私密为代价，获得听众的信任、宽恕和谅解。忏悔是一种话语言说姿态，以此建立言说者和听取者双方的亲密关系，这是其他话语形式或文类所无法获得的效果。正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丽特·菲尔斯基教授所说，在忏悔录中，“写作，这种似乎是最与世隔绝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建立理想的亲密关系的手段。”[13]
忏悔话语发出之前，由于其内容的私密性及其同社会习俗的冲突，忏悔者必须认真选择和确定听众的范围，对听众他要有清醒的估计，他要周密地确定忏悔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使自己的忏悔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谅解，亲密关系能够确立，他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此，我们赞同一些批评家的观点：“忏悔是一个人试图以一种深思熟虑的自我意识确定自己的身份，他向听众解释他的本性，听众代表着他需要存在于其中、并得到支持的那个群体”，[14] “忏悔的目的是剥去习俗的表层，揭示自我真正的核心，充分显示其意义。”[15] 忏悔既是一种联络也是一种表述行为，忏悔是忏悔者与其自我同一的叙述，他重建自我的过去，也构建了自我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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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班德教授的研究还得出一个结论：“当我们观察现代文学的时候，发现它被忏悔式的自传材料所淹没，虽然作品很少明确地写出来。”[16] 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西方历史上，特别是现代历史上，自传作品，无论书名或内容中是否有“忏悔”的字样，实际上大都包含着忏悔话语。任何一部自传，只要作者愿意真实地叙述自己的一生，就不会回避自己的过失，并且为此感到痛心。卢梭之后西方自传史上的一些名作，比如歌德的《诗与真》、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亨利·亚当斯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马克·吐温的《马克·吐温自传》、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萨特的《词语》，都明显地包含忏悔话语。当然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作家，忏悔话语的内容可能有很大差异。
但是并非一切自传都包含忏悔话语，也不是只要出现忏悔话语的自传就是忏悔录，也就是说，不能把自传等同于忏悔录，忏悔录是西方自传的重要形式，但不是惟一的形式。忏悔录式的自传，同其他形式的自传（为方便起见以下分别简称忏悔录和自传）有许多共同之点：它们都是作者讲述自己的故事，都要求真实，都以一定的价值准则为前提，都反映了作者自我实现的愿望。但是它们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忏悔录在这些方面总是显示出更强大的力度。一般自传中没有多少忏悔话语，或者说忏悔话语不具有主题意义。卢梭的《忏悔录》把自我歌颂推向了极致，但并没有抵消其忏悔主题和自我批判的成分，所以仍然是忏悔录中的经典。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自传作品，主要内容就是叙述往事，没有透露那些为习俗所不容的私密，更谈不上自我批判和鲜明的价值准则。这样的自传就难以归入忏悔录的范围。
忏悔录的作者很清楚，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本真是其他任何人不可能知道的：“他们听我谈我自己，怎能知道我所说的真假？因为除了本人的内心外，谁也不能知道另一个人的事”（奥古斯丁《忏悔录》，10卷3章），“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卢梭《忏悔录·讷沙泰尔手稿本序言》），但是他们都表示要把自己的私密毫无保留地公布出来。卢梭在《忏悔录》开头第一章，就发出他那句名言：“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卢梭在世人面前最自负的就是他的真诚，他攻击蒙田的《随笔集》就是因为他认为蒙田缺乏真诚：“他们用说真话来骗人。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忏悔录·纳沙泰尔本手稿序目》）。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内页插图
真诚不同于一般自传叙事所要求的真实。卢梭在《忏悔录》开头，就说到自己“记性不好”，晚年回顾这部著作时他又承认，他的记忆有问题，“竟然编造了这么多的谎话。我记得当时是把它们当作真话讲的”，但是他坚持：“我的良心保持着它最初的真诚”（《一个孤独者的漫步遐想录·第四篇》），这就是说他承认《忏悔录》可能有不真实的地方；确实，他略去了一些事实，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没有提到他把五个亲生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他也夸大了一些事实，比如他的某些过失，以致有人攻击他“玩世不恭”。
但是即使这样，他仍然是真诚的：他没有伪饰自己的性格。当代一些卢梭的研究者认为，他隐瞒或夸大了某些事实，这可能因为他把自己的过去故事化和理想化，以符合他关于“自我”的概念，也有可能他的记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对不愉快的东西进行抗拒的结果，这里包含着复杂的原因。
读者从《忏悔录》中发现卢梭人格中的种种弱点，对他自我辩护的理由并不能完全认同，但是读者也可以感觉到他的写作心态确实是真诚的，他没有有意造假和欺骗读者，正如对卢梭持批评态度的法国传记大师莫洛亚所说：“有一切理由这样想：卢梭在人类思想存在的缺点所许可的限度里说出了真话——他的真话。”[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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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忏悔录在西方的发展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几部经典的文学忏悔录，同时又都是哲学名著：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的第一位神学家，他的《忏悔录》同他的另一部著作《上帝之城》一起奠定了基督教哲学的基础。卢梭的《忏悔录》虽然很少思辨色彩，但在十八世纪启蒙哲学中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托尔斯泰是位小说家，他的“忏悔录”却是托尔斯泰哲学的一个范本——一种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人生哲学。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封面
与此相似的是，许多哲学家也把自己的著作称之为“忏悔录”。尼采说过：“迄今为止任何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都是其作者个人的忏悔录和一种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回忆录”；[18]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被说成是黑格尔精神生活的忏悔录；还有一位哲学家一再把自己的作品同忏悔录等同起来，他就是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在其代表作《哲学研究》的一开头就引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的许多著作使人感到有一种忏悔的语调，他自己还写过一篇文章，对自己所做的两件错事进行忏悔。一件是他在小学任教时体罚过学生，后来又当着学生父亲的面抵赖；另一件是他在二次大战期间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血统。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忏悔是生活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忏悔必定是你新生活的一部分”，[19] 只有爱才有忏悔，忏悔是出于对人性完美的追求：“一个人在别人面前裸露自己只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爱，这种爱可以说是承认我们全都是坏孩子。”[20] 在他看来，真正的哲学同忏悔录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正如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所指出的：“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所有的哲学，只要是诚实的和公正的，都是从一种忏悔开始的”。[21]
维特根斯坦一再指出，哲学包含着对自己、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观察事物的方法的解释，在这方面，哲学同忏悔录是一致的。但是一个人要写出自我的本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人们常常会自我欺骗，“没有什么比不欺骗自己更困难的了”。[22] 要写出自我的本真，需要诚实、也需要艰巨的自我探索，在这里哲学同忏悔录又是一致的。
维特斯坦根肖像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比作忏悔录，也是依据他的哲学原理所进行的更深层次的考虑：“我常这样那样想：一部忏悔录的真实标准，不同于对一个过程描述的真实标准。一部真实的忏悔录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对某一个过程的正确记录，而在于特定事件的真实性，以一种特定的真实性标准得到了保证。”[23]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语言同游戏一样是一种活动，语言的意义只存在于使用它的“生活形式”之中，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忏悔录的真实标准，属于写作时所使用的特定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实践构成了生活的文化形式。
忏悔录是一个人可以写出自己的本真的最直接形式，因为在忏悔录形式里，人们使用了自己的语言，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描述了自己的生活，作者和他的作品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维特根斯坦的风格我们可以称之为既是哲学化的、又是书写自我的忏悔录的模式。他的哲学化忏悔录模式同他的生活有紧密的联系。对他来说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形式。”[24] 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哲学看作忏悔录，因为它们都意味着真诚，主体与客体得到了协调，自我与其身份取得了同一。
尼采的超人哲学同样强调真诚，尼采认为，伟人的伟大在于两个方面：“自由和真诚”，并因此同周围的环境进行战斗。从这一点看，尼采和维特根斯坦把哲学比作忏悔录，出于同样的理由。
但是把哲学比作忏悔录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适用，哲学并不能等同于忏悔录，因为哲学著作中没有自传（包括忏悔录）不可或缺的自我生活故事，个人私密的展示不可能成为哲学著作的主体。
法国画家莫里斯·勒卢为卢梭《忏悔录》所绘插图
卢梭在《忏悔录》中自称：“我的心像水晶一样透明”，当代西方研究卢梭的权威、瑞士日内瓦大学的让·斯塔罗宾斯基教授指出，对于卢梭来说，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这种“透明性”。[25]《忏悔录》中的卢梭就是这样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在西方历史上，恐怕还找不到第二部著作，能让读者这样透彻地认识一个人。
当然，彻底的“透明”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正如斯塔罗宾斯基所指出的，无论自我的心理结构还是文化环境的规定，都在设置种种“障碍”，“透明”是一种追求、一种理想，“对一个作家来说，自传是最富有刺激性的形式，因为在这里他毫无遮掩地对待他的一生，同时也是毫无遮掩地对待他的艺术”，只有在自传的忏悔录形式中人们才可能渐近于“毫无遮掩”，趋向“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