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能杀死我的东西，使我更加强健。
你自助；就会人人助你。
对于自己的行为不要胆怯！事后不应置自己的行为于不顾！
人会在一种既不能承载，又不能卸去的重负下毁灭吗？……哲学家的情形。
置身于嘈杂的环境中，在那里人们不可能有任何虚假美德；在那里更像踩钢丝者站在他的钢丝上一样，或是跌落，或是站住，或是逃脱……
人们很少只犯一次轻率。在第一次轻率中，人们总是做得太多。正因如此，他们往往又犯第二次——现在，他们做得又太少……（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为人做事做到真正的中庸——既非过又非不及，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而且我认为，要做到不偏不倚，并不是通过我们主观的逐渐调整办到的，而是要站在比问题更高的层面。推而广之，一个问题不可能站在它本身所属的层面得到解决，而只有站在比它更高的层面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也可以说，当你站在比问题更高的层面来看待问题时，你就已经解决了问题——问题不会被解决，只可以被超越。）
没有音乐，生活将会是一个错误。
谁今天笑得最好，谁也就能笑到最后。
我的幸福公式：一个“是”，一个“否”，一条直线，一个目标……
人们必须竭尽全力地尝试着把握这样一种令人惊异的微妙思想：生命的价值是不能被评估的。不能被一个活人评估，因为这样一个当事人甚至是竞争的对象，而不是法官。出于另外一种原因，也不能被一个死人评估。
和正直的人一样，正直的事物并不这样把自己的理由拿在手里。
必须首先加以证明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
无论何处，本能都处于混乱状态；无论何处，人们距放纵仅仅一步之遥：精神的畸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危险。
就哲学家和道德学家来说，他们在与颓废作战，因而他们已经走出了颓废，这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没有能力走出颓废：他们作为手段、作为拯救所选取的东西本身仍然只是颓废的一种表现——他们改变了颓废的表现形式，却没有清除颓废本身。
必须克服本能——这是颓废的公式：只要生命在上升，幸福就等于本能。（这里尼采用到了“公式”这个词，他在其他地方也经常用到。尼采在表述自己的思想时经常用到“公式”“本能”“生理”“生命”等词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表述中的时代特征，或者说他在思考人生的重大问题时汲取了时代在认识物质世界上已经取得的进步。）
根除激情和欲望，仅仅是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愚蠢的不快后果，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形式的愚蠢。我们不再钦佩这样的牙医：为了使牙不再疼，他们干脆把牙拔掉。
只有对于衰退者来说，极端的手段才是必要的；意志薄弱，确切地说，没有能力不对一个刺激做出反应，这本身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衰退。
人们必须一方面置身于生命之外，另一方面却能像已经经历过生命的一个人、许多人、所有人那样充分地认识生命，这有这样才可以触及生命价值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再考虑一下，说“人应当是如何如何的”是多么幼稚！现实向我们显示了令人神往的丰富类型、丰盛得近乎浪费的形式游戏和形式变化。（尼采大气地指出的这点，让我想到了我在长沙的一次冥想中意识到的一点：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然而在我们接受的教育对这句话的引用中，通常只是强调了“不漏”，而忽略了“疏”，即天道在最高层面不会漏掉任何一条犯网之鱼，但这张网却有着人力无法想象的稀疏，可以容纳无穷多样的生活形式甚至“污垢”。所以不要拘泥于任何生活教条：突破它不一定就违背了天道——你无法违背，遵从它也不一定就守住了天道——不需要你自己来守。）
凡善皆本能——因而，都是轻快的、必然的和自由的。艰难是一种抗议，神明显不同于英雄。（所谓“神明显不同于英雄”，前者是“安而行之”，后者是“利而行之”。）
迄今为止，“上帝”概念是对生存的最大抗议……我们否认源于上帝的责任：这样我们才能拯救世界。
一切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的衰落期：文化意义上的伟大之物，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
教育、教养本身是目的，而不是“帝国”；为了达到此目的，需要的是教育者，而不是中学老师或大学学者。
我们的“高等”学校全都致力于最为暧昧的平庸，包括教师、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举目所见，到处都是一种无教养的匆忙，假如23岁的青年还没有“成熟”，还不知道对于从事何种职业这个“主要问题”的答案，仿佛就会耽误什么似的。一个更高种类的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恰恰因此不喜欢“职业”，因为他懂得召唤自己……他有时间，他自己支配时间，他根本不考虑是否“成熟”的问题。
基督教道德决不是自明的：人们必须不顾英国人的愚钝脑袋反复揭露这一点。基督教是一个体系，是对事物的一种综合的、整体的观点。如果人们从这个体系中拆除了一个主要概念即上帝信仰，那么人们也就因此瓦解了这个整体：人们手中便再也没有什么必要的东西了。
带着体验的愿望去体验，是不会成功的。
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确实存在，不过只是作为例外；生命的整体方面不是匮乏状态和饥饿状态，而是丰富、茂盛甚至近乎荒唐的挥霍。凡有竞争发生的地方，都是为了权力而竞争。（关于人类的问题是否在根本由整体的物质匮乏引起，很多伟大的人物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出过回答：不是的。印度圣雄甘地说：“上帝可以满足整个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这里说的基本上和尼采说的是一个意思——纷争根源于对权力的争夺，而不是食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经济危机时说：“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是非常荒唐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这里从反面指出了社会问题不是由物质匮乏引起，因为与经济危机相伴随的反而是“生产过剩”。不仅是近现代的伟人们是这样说的，两千多年前的伟人们也是这样说的。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用比喻说道：“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中国的孔子也简洁直白地告诉我们：“君子忧道不忧贫。”）
最具精神性的人——假定他们是最勇敢的人——也绝对会经历最为痛苦的不幸：但正因如此他们尊重生命，因为生命以其最强大的敌对态度与他们相对抗。
谁要想脱离人对人的愉悦去思考美感，谁就会马上丧失根据和落脚点。“自在的美”仅仅是一个语词，从来不是一个概念。
反对艺术中目的性的斗争，始终是反对艺术中道德化倾向、反对艺术从属于道德的斗争。（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这里要将“道德”改换为“政治”。）
迄今为止，大众和哲学家理解的个人或“个体”无疑是一个错误：他决不是自为的，不是一个原子，不是“链条的一环”，决不仅仅是以前的遗传物……他还是到他为止人的一整条路线本身。
诉苦毫无用处：它源于虚弱。至于人们是把自己的不爽归咎于他人，还是归咎于他们自己（例如，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如同前者，基督徒的行为则如同后者），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分别。二者的共同之处——而且我们说也是不体面之处——在于：必须有人对他受苦这件事负责——简言之，受苦者为自己开出报复的蜂蜜，用以治疗他的痛苦。
本能地选择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倾向于“无利害的”动机，这几乎就是颓废的公式。
人决不是死于他人，而是死于他自己。
一件事情的价值有时并不在于人们通过它获得了什么，而在于人们为它付出了什么——它花费了我们什么。
什么是自由？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持把我们彼此分开的那种距离；就是一个人对于艰难、困苦、贫困甚至生命变得愈加冷漠；就是一个人准备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人类，包括他自己。
危险迫使我们坚强……第一原理：人必须有坚强的需要，否则，决不会变得坚强起来。
当一个哲学家沉默时，这可能是心灵的顶点；当他自相矛盾时，这可能是爱。
人们不无文雅地说：伟大的心灵把他们所感受到的骚动流露出来是不体面的：只是人们必须补充说，不惧怕最失体面之事也可能是心灵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