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生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与儒家皆为显学。早期墨家对儒家学说多有吸收借鉴，但随着学派发展，墨家逐渐走向儒家的对立面。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从墨家的主张看来看，这种对立是必然的。
墨家对儒家多有批评，在《墨子》一书，专门著《非儒》《公孟》等篇章批判。
在《公孟》中，墨子对儒家之徒程子说：“儒者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
“四政”，指儒家治国的四种道术。具体是哪四种道术足以使天下走向衰亡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却“执无鬼而学祭礼”，不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翻译：儒家认为天是不明察的，鬼是不灵验的，却在相信没有鬼神的情况下大兴祭礼，天帝和鬼神因此感到不高兴，这就足以丧失天下。
墨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墨家既不信鬼神，却又重祭祀的矛盾，认为儒家“执无鬼而学祭礼”，纯粹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一方面，儒家本质上是无神论，一方面儒家又把祭祀作为治国之策。这样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必然导致假仁假义、虚伪之风盛行。墨子是敬天信鬼神的，他认为天与鬼神都具有意志力，能够惩恶扬善。使天下大治的方法是“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
就此而言，墨子学说比孔子学说更加真诚。
第二，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翻译：儒家要求厚葬，长期服丧，做很多衣服和棺葙，送葬就像搬家，哭丧三年，扶着墙然后才能站起来，拄着拐杖才能行走，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这就足以丧天下。
墨子主张“节葬”“节用”。他认为“力不足，才不赡，知不知”的情况下厚葬久丧，既不能真的昌明仁义和孝道，还会导致老百姓倾家荡产，国家疲敝。社会奢靡和攀比之风盛行，他认为国家要想大治，就要“去其无用之费”，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利民利国的地方。
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就此而言，墨家比儒家更关心民生。
第三，弦歌鼓舞，习以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翻译：儒家主张琴瑟歌舞，以声乐之事为常习，这就足以丧失天下。
儒家非常重视“礼乐”，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墨子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利天下、利百姓，与此无关的事则尽量不做。在他看来，大钟鼓鸣、琴瑟竽笙之声好听，刻镂文章之色好看，绉豢煎炙之味好吃，但这些上不中圣王之事，下不能解决民之“三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又不能制止“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反而“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所以为国之道，不宜大兴礼乐。
就此而言，墨家比儒家更务实。
第四，以命为有，贫富夭寿、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翻译：儒家认为天命是存在的，贫穷富贵夭折，治理混乱安定危乱，都有定数，不可以减少或增加。在上位的人这样做，一定不能处理好政务；下面的人这样做，一定不能从事生产，这就足以丧失天下。
儒家是信天命的，孔子声称“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针对儒家的“命定论”，墨子批评道，如果人人信命，会消极人民的积极性，“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也”。在墨子看来，天下的治与乱，不在于天命，而在于君主的作为。“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
就此而言，墨家比儒家更积极有为。
针对墨家对儒家的“四政丧天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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