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高考时。每当此时，不管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谈论起这个话题。作家们独具魅力的高考故事，更让人回味无穷。
莫言：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
莫言说，谈高考，人人痛恨，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莫言在《陪女儿高考的这一整天》中，写高考这天女儿的心情：“从七点开始，女儿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而莫言在考场外的心情，也不比女儿强多少：“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
迟子建：作文跑题仅5分，在大自然的涵养中走进文学
迟子建曾经笑言自己的高考作文只得了5分，但她感谢判卷的老师。“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的一所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那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迟子建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后来迟子建开始尝试写小说，从此走上文坛。迟子建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创作的。后来迟子建说：“我觉得图书和大自然对我的帮助很大。”
毕飞宇：什么北大、南大梦，我从来没做过，想都不会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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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那本书是在1981年，我17岁。
那一年，“文革”平反仍在进行，女排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托福考试首次在中国举办。而我在前一年的高考中落榜，没有留城指标，只得从县城回到乡下复读、补习。
全世界都在剧烈变化，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倒退回了以前。就在那时，我读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小时候，局势动荡，我家一直在苏北的各个村庄和小镇中搬来搬去。我出生在杨家庄，5岁时去了陆王村，11岁又去了中堡镇，15岁去了兴化县城。我的生活一次次被连根拔起，所有玩伴一次次杳无踪影。
漂。漂啊漂。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远方。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的将来也在远方。我唯一不属于的仅仅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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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远方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考大学。
我父亲因为家庭成分差，没机会上大学。他便把所有期望都放在我身上。我初中成绩不错，还考上了中专——要知道，当时上中专是个好出路，我们镇上也只有两个人考上。
我母亲特别高兴：中专毕业就可以有铁饭碗了，就有工资了。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步行了一百多里路，走到城里的招生办公室，请求办事人员把我的档案撤下来。在那时，这是很疯狂的举动。我父亲坚信我一定能“放个卫星”，考上大学。
但我不争气，高考数学考得惨不忍睹，落榜。对我父亲来说，这无异于是场灾难。
我不得不去的戴窑镇，一个典型的苏北小镇，百废待兴，贫乏无聊。因为贫困，镇上在每晚天黑以后才开始供电。我住在学校附近一个简陋的零件加工厂里，房间外面就是冲床。
每晚我放学回来，都遇上工厂通电开工，那声音“哐啷哐啷”，震耳欲聋，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停下来。我到现在都纳闷，当年的我是怎么睡着的呢？
大概还是因为读了那本书。
每次只要能在那小屋里读一会儿，我就觉得浑身是劲，天塌下来我都能把它顶住。这世上什么都阻碍不了我前进的步伐。
什么北大、南大梦，我从来没做过，想都不会去想。能考上大学就行，是个大学就行。只要能让我完成自己的使命，完成父亲的使命。只要能让我离开这个小地方，摆脱在各种乡镇搬来搬去的漂流命运。走出去，到哪儿都行，走得越远越好，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一样，走出德国，走到巴黎去。
（本文摘自毕飞宇《逃出小镇的狮子》。该文整理自作者采访速记。）
余华：高考落榜读卫校，迷茫中以写作改变命运
余华参加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不过落榜了。对于自己的高考，余华在《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一文中写道：“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后来，余华在卫生学校学了一年，然后分配到小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空闲的时候，余华呆呆地望着窗外的大街，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他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开始写小说，终于写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后来的《兄弟》。
麦家：数学满分物理94，被破格录取进军校
著名作家麦家，当年参加高考时，成绩勉强过提档线。麦家在《隐秘之魅》一文中写道：“高考后我去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多岁，胖墩墩的……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来人友好地和麦家攀谈起来，此人正是负责招生的首长。首长知道麦家数学满分、物理94分且体格很棒后，便破格录取了他。后来麦家发现自己的兴趣在文学上，偶然地读到了《麦田守望者》，小说中的一些情绪和他当时的心态一样，苦闷、躁动……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这让麦家觉得自己也可以写小说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暗算》等作品的问世。
格非：第一次高考失败，险些当了木匠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是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又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