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我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就感到困惑，但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正是《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前波后波，“互起互伏，波波相续”（《过渡时代论》）。在各种秩序全方位解体的时代，很多时候真是风雨如晦，个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只能徘徊彷徨于过渡期中。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很多文献不足征的史事，如果后之研究者总欲得出一个黑白分明的判断，还要尽量自圆其说，恐怕真如陈寅恪所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史事之真相愈远。
变动时代也有其好处，盖社会的变迁无一息不在进行之中，承平之时，人多不会注意和记录各种细微的变迁，即使有心人也多具“常事不书”的意态。待若干年后看得出变化时，往事却已难以闻见了。而生于剧变时代的人就不同，像胡适、梁漱溟那一代人，一生中仅武装的改朝换代就身历三次，他们可能每天都感觉到与昨天的不同。年龄相差几岁的人，便恍若易代，难有共同语言。生在这样的激变时代，则常人也容易把变化记下来。当然，很多零碎的事实，若“不能通其前后而观之，则亦不过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变动而已，并不觉得如何惊心动魄”（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最易为史家所忽略。只有不错过任何细枝末节，方有可能看到枝叶扶疏之盛。
近代这个风云时代的构筑者很多，读书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群体。由于曾为四民之首，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我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就感到困惑，但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正是《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的故事多与读书相关，却又越出读书之外。本书（罗志田《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第一组是相对宏观的通论，陈述近代时空转换下读书人身份认同的困扰，以及天下崩散之后他们在究竟归属于国家还是世界之间的踌躇徘徊。以后各组分别是个体读书人对时代的因应，大致按他们生活和事业的时间为次序。第二组是牵动晚清朝野的标志性人物张之洞、章太炎和梁启超，以及民初以自杀殉清而闻名于世的梁济。第三组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附带述及对当时中国影响甚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第四组略述五四前后最能感染读书人的胡适，以及他和朋友梅光迪的早期交往。第五组是比胡适等稍年轻在当时却像差了一代的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人关系密切，对中国学术尤其史学的影响迄今不衰。第六组只有一位，就是自称不是学者却凭直觉成就了大学问的梁漱溟。第七组有缪钺、吴天墀和张芝联先生，附带一篇述及北大历史系两位老师的小文。第八组则是比缪钺等年轻一些的罗荣渠、隗瀛涛等先生。
上面这些人不论身世隐显，都与学问密切关联。即使立功胜过立言的张之洞和威尔逊，也是所在时代和地域的学中翘楚。本书非学院写作，无意追求系统全面。所述故事或许惊天动地、荡气回肠，也可能不过就是一些细枝末节。但与他们相关的那些大小不一的行事，多少都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社会心灵。他们就是近代史的主体，近代中国激变的历程正可借由其人以明。
过去人常说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学问本是自己的事，现在却越来越成为“公事”了。孔夫子在春秋时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时风很为不满，说明那时出现了一个与前不同的倾向——以前的个人是自足的，“学为人”的目标就是“为己”；后来则一个人越来越需要外在的因素来证明自己，逐渐形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态势。不幸这样的趋势不受改朝换代和意识形态转换的影响，日渐流行，到今日甚至使所谓“职场”中人要做点与“职事”无关的事都要真正“拨冗”始能为之。
阅读才是写作过程的完成。这本介于“为人”和“为己”之间的小书本非“公事”，它能否有幸攀附于“公器”之骥尾，尚待读者定夺。书中的一些文字原是有注释的，初拟删去，不过出版社的编辑以为保留更符合原来的文风，于是适当简略而部分存留。其中一些文字是为介绍书籍而写，今仿网络风尚，将所介绍的书作为“延伸阅读”列于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