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佳男 编辑|赵涵漠 摄影|刘云志
本文为节选版，首发于《人物》2015年7月号；微信来源：语言春秋
永远的校长
80岁以后，刘道玉先生基本不到「外面」走动了。2008年春末的一个晚上，他为武汉大学学生作了一场题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的闭门讲座，演讲结束后，他宣布：今后不再为校内外的学生作演讲；不再参加社会重大活动；不再担任任何社会兼职。
他已经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生活超过35年，天气好的时候，会绕着珞珈山散步，上午、下午各一次，总遇到熟人，要被问一声刘老校长好。这一叫，周围的人都知道了，「所以我现在有很多朋友」，修鞋的，报摊的，卖菜的，收废旧物品的，「这些人我都认识」。他还有许多「小朋友」，年轻学生的邮件常常塞满了他的邮箱，他来者不拒，端坐在小书房里，拿一只放大镜对着电脑屏幕，慢悠悠地看，慢悠悠地回。
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在当代中国，他或许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担任武大校长期间，他倡导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的校风，高歌猛进进行教育方法和制度改革，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卸任校长之后，他也不曾离开教育改革的阵地，长年探索创造教育的方法，尖锐抨击中国教育的积弊，同时也提出积极的建言。
学校里如今没有刘道玉的任何题字，也没有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职，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改革过于激进，触犯了某些高层的利益，也有人认为是刘道玉性格太硬，在政治上「过于单纯」。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人物》接触的每一个武大学生都告诉记者，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刘道玉今年82岁了，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武大幼儿园对面的一座家属楼里。他和老伴在阳台上养了许多兰花，暗翠的叶子争先恐后从防盗栏杆里伸出来，老远就能看见。一大早，记者还在楼下，他就打开门探出头，笑眯眯地打招呼，「欢迎各位啊，你们路上辛苦了。」坐下来，先用一张武大抬头的信纸记下了所有人的名字，老先生有点得意地说自己还是「中年人的记忆力」，这些年来，每一个来访学生的名字都一字不错地记得。
他形容自己现在是「随遇而安，随遇而眠，随遇而学，随遇而写」，80多年走过来，波澜荣辱都归于平静。每天早上5点起床，保健按摩40分钟，然后洗漱，给老伴做早餐，白馒头就着果酱和花生酱，再冲一小碗葛根粉。「这是老年人的作息时间，苏东坡的养生方法是：「无事以当贵，早寝以为富，安步以代车，晚食以当肉。」」刘道玉信奉这些箴言，他说，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没有什么不满足。
他的耳朵已经不太灵光，但是他并不以为意，平日也不爱戴助听器，「这让我没有任何的事前顾虑，我很乐意。你知道耳不听，心不烦嘛，是不是啊。」他侧过头，让记者对着自己的左耳说话，「左耳好，我不爱听保守的意见，只听改革的声音。」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2011年，由于中风的后遗症，刘道玉的右手无法写字了，他从78岁开始练习用左手书写，平均每年记两厚本读书笔记，写15篇文章。近20年，他总共出版了18本著作，发表文章300多篇，积累了两本未出版的书稿，「虽然我不敢说语不惊人誓不休，但不谦虚地说，文无新意不发表。我认为自己的文章基本上都有创意，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如今，他每天固定工作4到5个小时，读书，写文章，给青年学生回邮件，要了解最新的教育形势。
学生们说，老校长并非脾性圆融之人，早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见过他为了保护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公开跟省里领导叫板，批评某位省委领导「水平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现在年纪大了，说起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刘道玉还是很容易激动，他看不惯的现象越发多了，常常感叹，「我爱莫能助呀！」他对记者说，「我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能写的就写，不能写的你们不写，你们不能丢饭碗，是不是啊。我无所谓了，我饭碗也可以丢，头也可以杀，做之认之，如果没有这个担当，你就枉然当了一个知识分子。就像钱穆说的，只认得真理，不认得利害，即使放到刀俎上，也只认真理，所以我这一生很坎坷，就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在加拿大念书的小孙女大前年回来，刘道玉带她逛校园，路过树林中某一任校长的雕像，小姑娘用生硬的汉语问他，爷爷，你的石头在哪里？「我说爷爷没有石头，不要石头。」2007年武大首届作家班的22位作家准备捐款给刘道玉建一座铜像，刘道玉忆称校方以「校园没有合适的地方」拒绝了。对这一切，刘道玉显得平静。
2007年，文化学者易中天回母校武大演讲。他是1981年武大中文系的代培硕士毕业生，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必须返回生源地新疆工作，刘道玉看重他的才华，层层争取，甚至找到了教育部。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武大用5个本科生的名额交换他留在武大任教。导师胡国瑞告诉易中天，当年他希望就此事约见校长，刘道玉在电话里说：「自古以来只有官员拜见学者，没有学者拜见官员的道理。我去看胡先生。」
演讲当中，易中天提到这位改变他命运的、20年前离任的老校长，台下坐的大多是85后、90后一辈的学生，他当时还想是不是该做点说明。但出乎意料，话刚落，台下掌声立刻就炸响起来。
「20年前的事情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呢？」易中天说，「那就只能说明是一代一代的在流传。」
改革的黄金时代
1980年代，刘道玉带领下的武汉大学是中国高校的一面旗帜。那是改革浪潮席卷中国的时代，人们连走路都是在跑步前进，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昼夜灯火辉煌，教师自觉加班，誓言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成功推动高考恢复之后，刘道玉在1979年主动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任上请辞，回到历经政治动荡、百废待兴的母校，誓要重铸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辉煌。
1981年，他48岁，成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当中最年轻的校长，也是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一个。他被武大学子誉为「武大蔡元培」，上任不久，就大刀阔斧，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而对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推行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上头打报告，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开，扩散全国，武大也被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
1978级历史系学生、现任武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星久还记得，当时的武大充溢着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氛围，「就是感觉每天都有一种新气象，每时都有新的空气」。学分制令有想法的学生获得充分空间，周围的同学有写小说写出名气的，也有不少人在本科时期就发表了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文章。一大批社会作家通过插班生制度进入学校。学生可以随意选修其他专业的课，可以谈恋爱、跳交谊舞，可以穿最时兴的大喇叭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自由选择。自学和创造得到充分鼓励，校长在开学第一天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自学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追求自由可能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特点，」武大哲学系教授赵林评价，「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刘校长当校长的时候培育、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一直到今天还是能看到他的一些影响。」
那是刘道玉最怀念的年代，经年累月之后回忆起来依旧有热烈之色，「人人思改，人人思变……改革的黄金年代啊！」他忽然又黯淡下来，「现在呢，一切向钱看，人人思钱，除了金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制度层面之外，刘道玉给学生和老师们的印象是毫无官僚味道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学生来找他，一定会接待，老师在工作中可以直接否定他的意见，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得了。「他很平常，大家也很平常」，以至于学生们慢慢养成了这种习惯，从转专业到社团活动报批，「好像一搞事情就直接找校长」。毕业时节，每个学生都要跟他合影，成百上千张照片里，校长总是「面目和蔼，举止优雅」。
2015年的5月，武汉溽热，刘道玉穿一件熨帖的蓝衬衫，外头罩着面料挺括的西装马甲，一双老式粗布鞋，如学生们描述的一般优雅。采访之前，他花一下午时间准备了三大张手写提纲，细细密密的小楷，整整齐齐。
好几个老一辈的学生告诉《人物》记者，即使是在突然被免职那段最艰难日子里，老校长也没有失去一个知识分子的体面。那时候他生病住院，硬是被拉出来检讨，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但他拒绝写一个字的检讨。学生们去看望，见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清瘦了些，但是面色从容平静。
1985级武大学生、《刘道玉传》的作者野莽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刚被免职的时候，刘道玉内心其实是有埋怨的，「他有岳飞式的愤怒，屈原式的牢骚，怎么就不能理解他教育改革的一片良苦用心呢？当时他认为这是上面领导的压制」。直到70岁以后，他完全放下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他的心灵好像彻底解放了。」
这次采访之前，刘道玉特意强调，希望「一定在文稿当中适当的地方要反映我的观点」，「我不是大师，真的我不是大师，我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我仅仅就是一个热爱教育，一个执着的教育改革者而已，仅此而已，别的什么名誉啊、荣誉什么对我来讲都是身外之物，都是附加给我的。」
不过，武大学生以及所有关心教育改革的人们更愿意把这看成一种谦词。1989年年中，张星久去鄂西北的一个偏僻县城讲课，当地领导是老三届的大学生，饭桌上第一杯酒举起来，敬的是刘校长。「他就是大家心目中一个大学校长，一种说不清的，就是应该这个味道。」在张星久和他的老校友们看来，刘道玉已经成为了一个参照系，后来人会不自觉地将其他校长与老校长进行比较。「他之所以那么持续得到大家敬仰，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尤其在我们的教育现在在某些方面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觉得他的东西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