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为消失的北京城墙而感伤
文｜李辉
梁启超先生为梁思成精心设计好未来的人生。他决定让梁思成专心走文化创造之路，而非像他那样成为政治和社会的改造的积极参与者。这是父亲对儿子的塑造，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设计。
梁启超先生越来越看重自己文化上的价值，他把主要精力花费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梳理上。当梁思成开始长大成人的时候，梁启超的社会角色、心境已经大大改变，在给儿女的教诲中，对文化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梁启超寄思顺
梁启超与孩子们的合影
在他看来，他的儿女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卷进政治的漩涡之中，无论如何不能从事政治这一职业，而文化，才是永恒的、值得毕生追求的事业。他未必完全告别政治，但美丽的梦想只能归属于文化，这一点对于他却是认定的，他期望儿女能够寻找到这样的美丽。
他是否真的就一定把政治和文化根本对立起来，恐怕不能简单断定。但至少在教育自己的儿女时，他有意加以渲染加以对照，用这种强烈反差，来诱导孩子，来为孩子确立文化创造的人生目标。
梁启超可以为此而自豪，因为正是他的设计，正是他的循循善诱和教诲，梁思成才得以在文化天地里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使二十世纪的中国，多了一位有着永恒价值的文化人物。永恒，并非一定是凯旋者的显赫，也不会是完美的实现。在梁思成尤其如此。对于他，永恒也许意味着发现，意味着寻找，意味着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其实，永恒就是一种存在。
梁启超1927年给梁思成的一封信。这封信不只是写给梁思成一个人，而是给已经在美国留学的几个儿女。梁启超对梁思成和梁思永一个选择建筑史研究、一个选择考古专业而感到高兴（梁思永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代考古有重要贡献）。
在2月16日的这封长信中，梁启超有专门写给梁思成的内容：“这几张由思成保存，但仍须各人传观，因为教训的话于你们都有益的。”他对梁思成这样说：
“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要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你还是保持这两三年来的态度，埋头埋脑做去便对了……”
三十年代在创办现代中国第一个建筑系时，梁思成曾为“建筑师”设计过这样的标准：建筑师的知识要广博，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梁思成先生 （1）
梁思成先生 （2）
梁思成先生 （3）
在许多人眼中，显然，只有他达到了这样的标准。他对古代建筑的考察、测绘，他对古都文化的描述，他在雕塑、绘画、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见解。
看来，三十年代他和林徽因的家，能够成为北京文人的沙龙，不仅仅在于林徽因一个人身上散发出的艺术活力和性格魅力，也在于梁思成深厚的文化修养与见识。他不爱言谈，尤其当林徽因现场论说古今挥洒才华时，他常常静静地坐在一旁，不时轻微一笑。
林徽因 (1)
林徽因 (2)
林徽因 (3)
林徽因 (4)
林徽因 (5)
林徽因 (6)
林徽因 (7)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合影
林徽因与父亲的合影
林徽因与四个同学的合影
林徽因与大家的合影
读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和其他文章便会发现，它们是美术、历史、考古、文学、建筑多种领域的综合反映。他第一个将从美国留学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研究之中。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并非一个单一的考古学家，或者工程师，他既能不厌其烦地丈量尺寸和绘制图纸，更能为我们描述出传统文化的诗意， 而这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到。
譬如他的《石栏杆简说》（1935年），既是建筑考证，同时也是一篇文化随笔，他的学识与修养使他将学术文章，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写道：
“栏杆在中国建筑中是一种极有趣味的部分；在中国文学中，也占了特殊的位置，或一种富有诗意，非常浪漫的名词。六朝唐宋以来的诗词里，文人都爱用几次‘阑干’，画景诗意，那样合适，又那样现成。但是滥用的结果，栏杆竟变成了一种伤感、作态、细腻，乃至于香艳的代表。唐李颀诗‘苔色上钩阑’，李太白‘沉香亭北倚栏杆’，都算是最初老实写实的词句，与后世许多没有栏杆偏要说阑干，来了愁便倚上去的大大不同。”
于是，梁思成选择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就成了梁启超文化梦的延续。按照梁启超理想而现实的设计，梁思成文化性格的塑造，便这样得以完成。没有传统文化的根底，没有家庭环境中对民族文化的深爱，没有留学美国游历欧洲的机会，就无法造就出他这样一个能够挖掘出中国建筑文化精髓的人物。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先生便这样评价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是最具有深厚的双重文化修养的，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
也许可以这么说，以后的世纪，恐怕再也难以出现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人物。许多历史条件已经无法再现：任何人都不再可能有梁启超这样一位国学大师的父亲，也很难再有林徽因这样一个既有艺术造诣又有敬业精神的贤内助。
即便这些还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山川田野间再也没有那么多被历史烟尘掩盖的古寺古塔，等待未来的人们惊奇发现、细心勘察。曾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北京古都，因为业已消失，已永远不再可能诱发出人们的历史激情和历史想象了。
在一个漫卷风沙的日子，我爬上了山西应县木塔，那还是多年前的四月。当时，虽然没有想到现在会写这样一篇关于梁思成的文章，但站在巍峨的古塔下面，我还是很自然地想到当年前来勘察这座千年木塔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行。1933年到1993年，正好整整六十年。
暗淡的灯光下，陡立的木梯依然昏暗。我缓慢地向上爬，每上一层，便走到栏杆前环望四周。每上一层，风就愈加猛烈，人几乎站立不住，只有牢牢抓住栏杆，才能不被风刮飞。塔下的应县县城，是否还是当年梁思成看到的样子，我无法得知——想必早已大大改观。木塔耸立，雄伟而壮观，经历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之后，斯物犹在，真是难得而幸运的事。
怀着这样的心情，根据自己曾经读过的关于林徽因梁思成的资料，根据所见到过的他们那次山西之行的照片，我想象着当年。想象着梁思成如何打着电筒爬行在灰尘掩埋的柱梁之间；想象着他和林徽因，和同仁们如何仔细测绘着塔身构架；想象着他们为发现一个千年古塔、为他们的古代建筑研究获得一个珍贵例证而如何地惊奇和兴奋。
我想到了当年陪同梁思成勘察木塔的年轻学者莫宗江先生后来的回忆：他们爬到了塔顶，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供攀援的东西。他们必须爬上去，才能完成整个木塔的测绘。
应县木塔
那天，风呼呼地刮着，让他们有一种会被刮飞的感觉。梁思成第一个抓住铁索，两腿悬空着往刹尖攀援。他攀上去后，其他几个年轻人也一一上去，终于将塔刹的各部尺寸、做法测绘下来。
那时，梁思成顾不上九百多年历史的古塔木板已经枯朽，也未想铁索是否锈蚀或断裂，他就那么毫无顾忌地攀援。大风中，他摇摆着身躯。如果当地人有兴致在塔下仰望，一定会吃惊眼前目睹的一切。
木塔建成之后，梁思成是否是千年来攀上塔刹顶点的第一人尚不敢断定，但能够把它当做文化遗产看待，能够以全新的知识全新的眼光打量它，梁思成则肯定是历史第一人。
古建筑在梁思成眼中，永远是有生命的物体。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当他攀登木塔时，当他考察一座座石桥时，当他观看古老的城墙时，他绝不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与他所接触的对象融为一体了。
我们面前的梁思成，恰恰在这方面拥有了建筑的灵魂。他以做学问起步，从枯燥的架构分析、材料分析、形状勾勒等等专业常识，走进了包容历史与现实的人类精神。这样，他对建筑历史描述，已不能仅仅视为单一的学问。只有他真正了解那些古建筑的价值，因为他把它们和创造它们的人的精神视为一体，也只有拥有他这种文化关怀的人，对古建筑的热爱，才达到了一个文人所能达到的极致。
人们曾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大战期间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轰炸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梁和他的民族都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带来的痛苦，而林徽因的弟弟，作为一名中国军队的飞机驾驶员，更是直接牺牲于对日空战之中。国耻家恨，都完全可以让他对美军轰炸日本本土感到兴奋。
然而，梁思成想得更远、更深，他是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一个立足于人类而拥抱文化的“世界主义者”，——我找不出比这更好的概括、更准确的表述——在烽火连天的岁月，在仇恨很容易支配人们一切行为的时刻，惟独他，把热爱依旧倾注在人类古建筑上，他知道，所有地球上的文化遗产，都属于全人类。
日本的一些城市，对于梁思成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奈良，那座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亲自指导设计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
于是，在一篇描写梁思成保护日本奈良的报告文学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录：在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并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古建筑的图纸。
梁思成向那位对此感到有些困惑不解的美国军官，说了这样一番话：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想到国人的苦难，我是恨不得炸日本人，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责任感，让我冷静下来，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的结晶。像奈良唐招提寺 ，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是无法补救的。”
梁思成的建议，受到美军的高度重视，保护奈良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战争之后，在大轰炸中幸免于难的奈良，因为它完好地保存着众多的古代建筑，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一命名三十周年纪念的那天，《朝日新闻》特此刊文《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
写到这里，我似乎感到更接近梁思成了。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梁思成当年会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向周恩来描述可能会消失的北京古都景象。也开始明白，当他谈到北京城墙时，会将它视为一种生命来述说：
“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它轩昂的外像，或它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
梁思成笔下的北京城墙
五十年代在听说自己曾经勘察过的河北宝坻一座辽代古庙被拆除，梁思成感到十分惋惜。后来，有感于自己的被误解，他有过这样一句无奈的感叹：“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这简直是一句禅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便是我，我便是你。一个真正具有文化精神的人，才能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
一声感叹，世人谁能深深体味？
其实，一个如梁思成这样具有博大精深文化造诣的人，早已不局限于工匠式的思维，他注重的是整体，注重的是建筑与人、与自然的融合，即便是某一文物的保护或者利用，他也尽可能在设想着它们与现代人生活的关系。他不遗余力地建议保护北京城墙，并非简单地将它们视为古建筑，而是将其看做具有永恒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文化遗产。
他是那么钟情于它们，关于它们他有那么美妙的构想：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息。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这样一个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在述说这样一个构想时，梁思成俨然是一位诗人一位画家，心中充满着诗情画意。谁能像他那样具有深深的文化关怀？谁能像他那样，把建筑学与环境美学、历史美学那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目光里，历史与现实、未来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梁思成的画作 (1)
梁思成的画作 (2)
1950年，在急切地将这一构想写进《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这篇文章时，他一定激发出了自己的全部才华和想象。在那一时刻，他把自己融进了历史的流动，融进了古老却又魅力无穷的北京古都。他用这样的方式拥抱古都，拥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为一个城市，也是为一种历史文化唱着赞美诗。
即使古都已经消失，即使他的赞美诗仅仅是一曲绝唱，但对于梁思成来说，他的建议和呼吁，他的诗意描绘，却是他文化创造的一个结晶。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次辉煌。
类似1956年的检讨，在“文革”中梁思成又不得不一次次重复，并受到更加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不同的是，做第一次检讨时，他所珍爱、他所勘察过的许多古建筑还存在，而“文革”爆发后，它们或者已被破坏，或者完全消失。为他所钟爱的北京城墙，也几乎荡然无存了。
从五十年代批判“复古主义”，到“文革”中的“破四旧”导致的文化大破坏，梁思成失去了他所珍爱的许多东西——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人们究竟失去了什么？中国究竟失去了什么？
从三十年代起，沈从文就与梁思成夫妇建立了深厚友谊，他们的精神是相通的。正是沈从文，才与众不同地理解和认识梁思成的价值。
1948年，沈从文写过一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假借“苏格拉底”之口，述说自己对北京古都未来发展的设想。他认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最好有一位“治哲学、懂美术、爱音乐之全能市长”，而古建筑专家、联合国大厦建筑设计委员之一的梁思成，若能任副市长，“实中国一大光荣事”。
沈从文到底是一个小说家，他以诗意和想象，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文人理想中的北京。在他看来，北京应该建成一个历史文物的花园。警察的工资应提高到园艺师的水平，他们如果检查私人住宅，只是为了卫生和绿化问题提出建议。
北京图书馆附近、濒临北海的大草地上，应建立六组白石青铜雕像，以纪念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建筑、电影六部门半世纪以来的新发展新贡献。故宫博物院也改变通常的机关制度，而采取学校制度，真正发扬文化而非“发卖”文化。大学将被重新设计成花木掩映的花园，学生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谈诗，课堂和长廊均挂有风景画等美术作品。
梁思成与周总理的合影
对于各种宣传标语通知启事之类的招贴，沈从文则认为应该加以严格限制和控制，将它们放在极其不起眼的地方，他甚至这样说：“宣传标语通知，均被限制小至约手掌大小，且只能于盥洗间饭堂相类地方张贴，免破坏学校整洁。”
从这方面来说，梁思成和沈从文都是诗人，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心中的诗意挥洒出来。读建筑史、雕塑史、服饰史，从那些旁征博引的论述中，我明明白白读出了诗意。
最近，请沈从文家人编辑一本《沈从文家书》，我特地去看望他的儿子沈虎雏先生。我们谈到了梁思成。他告诉我，梁思成在1972年去世之前，曾经给父亲写过一封长信，他当时看到过，记得信中谈到去世多年的林徽因，还可能谈到沈从文中断了的古代服饰研究。
对于了解沈从文和梁思成夫妇之间的友谊，这封信很重要，在编《沈从文全集》时，他很想找到这封信，可惜没有找到。不过，虎雏先生还是为我找到沈从文和梁思成夫妇之间的另外几封通信。
其中沈从文的两封信写于1937年10月，与梁思成夫妇的古建筑考察有关。抗战爆发后，梁思成夫妇不得不中断在北京的研究工作，与沈从文一样，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将在长沙稍作逗留后前往昆明。为此，滞留在武汉的沈从文，写信给在家乡凤凰县的大哥，请他为即将路过湘西的梁思成夫妇，安排一次古建筑的考察。
尽管战争阴影笼罩，他们依然没有放弃可能的机会，继续从事勘察和研究，沈从文对此非常理解和赞同。这两封信值得在这里摘引：
沈从文告诉大哥：“梁先生想去沅陵看看那座大庙……你最好能设法将龙兴寺大殿内外照几张相来，寄给他看看。他专门研究建筑，注意的是大殿斗拱（檐下承柱撑木……）以及屋顶檐口、窗棂，等等，很希望你先设法弄相片来看看。如照相馆能买得出那殿相片自然更好。这庙如当真是宋元建筑，他们必可以来看看，即使不上昆明，也会特意来看看。相片得到时，望为挂号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营造学社办事处梁思成收。”（1937年11月6日）
在这之前的另一封信中，沈从文请大哥为接待梁思成夫妇做好准备，从他细致入微的关照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
“我很希望家中有一部分房子正空着，欢迎他们去休息休息。因为上昆明路够远，老太太孩子们坐十天八天的长途车够折磨，他们现在住在常有警报的长沙，也很不舒服。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亲手做的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到上路时，并望你见告路上种种，什么地方值得看，什么地方出产什么东西，最好是到大站上停车处有熟人，代为介绍一下，上车下车得到些方便（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上路时最好是做点爆腌肉和牛肉巴子等物。”（1937年10月27日）
梁思成夫妇后来是否按照计划到了凤凰，沈从文家乡的那座大庙是否引起他们的兴趣，一时暂不得知。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有限的史料，已经告诉我很多。在我眼里，它们把战乱状况下的梁思成和沈从文具体联系起来，并留给我历史想象的空间。
由此我更加理解了，为什么像梁思成林徽因这种身份和资历的人，能够对一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表现出特别的青睐。沈从文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没有出国留洋，更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他以他的天分和才华，体现了文化的本质，从而使他和梁思成他们精神上得到了沟通。在对文化的理解上，在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珍爱上，梁思成和沈从文是知音，他们各自的文化成就，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文人。
当北京古都已然消失之后，曾经竭力想保留其历史原貌特征的梁思成，就注定要成为人们不断提及不断感叹的人物。这就像被人口众多而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人们必然会想到马寅初那位老先生一样。
感伤的梁思成，也许并非具体的一道城墙、一座牌楼的消失，而是人的文化精神的萎缩，是传统文化的被轻视被抹杀。于是，更困惑的成了我们自己。
面对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我们可以自豪，可以为能够亲自感应这个世纪的脉搏跳动而荣幸。但是我们却又不能不面对这个世纪文化的尴尬，不能不面对那些在种种尴尬和困惑中成为大师的文化人。
这个世纪的历史环境，造就出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样也造就了文化大师。可是，出现文化大师的过程，却是文化不断被轻视、不断被消解的过程。是他们衬托出了历史的尴尬，还是历史的尴尬把他们造就？
只可惜，北京城墙就这样消失了……
梁思成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