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师们，无一人有大学文凭
最近，青年演员翟天临学术不端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对此舆论已经有很多评论和谴责。这是应该的。作假必须付出代价。当然，我们都知道，学术作假、学位作假最严重的领域还不是演艺界，所以我希望学术打假不要仅仅限于演艺界……
但今天我不想多谈“学术打假”这个沉重的话题，也不想多说“翟天临事件”本身，那么多的评论已经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想谈谈由“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而产生的一点联想——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有着怎样的学识修养和学术追求？我常常在想，在当代中国，就算学士、硕士、博士们的文凭是真的，这些文凭拥有者（包括我）的学识究竟几何呢？
我一点都没有否认真才实学者的存在。这么大一个国家，要说现在没有大师级的学问家肯定不是事实——比如流沙河先生，和他聊天，他随口几句话，就是一篇通俗易懂而且妙趣横生的知识短文；但现在这样的大师不多，这也是事实。
几年前，我和我的本科老师杜道生先生，还有我的岳父万鲁君先生聊天时，不止一次地感慨：“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其实，我说的这两位先生还不是如梁漱溟、陈寅恪等那样名满天下的大师，万老师和杜老师只是我身边普通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文凭都不是博士——梁漱溟、陈寅恪和流沙河甚至还只是中学毕业。但他们毫无疑问，都是真正学问大家和学术大师。
即便是从语文老师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参照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一些中小学语文教师，我们也惭愧得很：朱自清、叶圣陶、钱穆……当然，也许有人会说，你净拿一些泰斗级的人物来作比较，太遥远了，没有说服力。
那么我就说一个近在身边的人，他就是我的岳父——乐山一中语文退休教师万鲁君先生。他已经于几年前以92高龄去世了，但在我的心中，依然是一个人格和学问的标杆。
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的万老先生，解放后一直任高中语文教师，“文革”中仅仅因为大学毕业后曾在旧法院工作过几天，便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饱受苦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恢复名誉和工作。1982年我毕业分配到乐山一中，有幸和他成为同事；不久他便退休了，但后来我更有幸成了他的女婿。
他曾对我说：“年轻时我有一个梦想，要么做大作家，要么当名教授。”凭我对他智商、学问的了解，如果不是身不逢时，他完全可以实现这个梦想的。至少，如果政治清明，他完全可以成为于漪、钱梦龙那样享誉全国的特级教师。
他首先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在我老家，凡是知道他的人无不对他的人品钦佩不已，儒家关于修身养性的思想，已经化作他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他的同事他的学生都把他当作身边的雷锋。
他的旧学（本来想写“国学”，想了想，还是用“旧学”这个词比较准确）功底相当深厚，二十四史是读通了的，文史哲信手拈来，好书法，擅长写古典诗词。他从38岁那年便开始每天洗冷水澡，一直到他生病住院前，都还坚持在早晨用冷水擦身。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去看他，他心里还装着中东局势、反腐动态……
和他相处，我既感到幸运又感到尴尬。幸运的是，这么多年来，万老先生一直是我身边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教参”，他全方位地熏染着我。
如果说我后来在教育上有了一点成绩，首先归功于万老先生对我的影响。尴尬的是，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万老先生当作一个“参照物”，和他一比，我真是觉得现在的语文教师远不如他们那一代人。这种不如，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学问功底。万老先生在小学时便接触了大量的传统经典，而我是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喧嚣声中成长起来的。由此产生的文化差距，简直天壤之别。年轻时曾经在课堂上写错别字，到现在我有时还会在文章中用错词。这些问题都是文化先天不足造成的。真是惭愧！去年，还有朋友在网上指出，我文中夸某位先生知识渊博时，说他不经意谈到的一些知识，只是他整个知识储备的“冰山一角”……这里“冰山一角”用错了，因为这个词是指不好的事物。虽然我至今还有不同看法，觉得词义是在变化的，著名学者吴组缃教授生前就说过：“《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被人们认识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藏在水下的更多。”但以后遇到类似的词我尽量不用，毕竟有争议。
二是为人境界。有了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精华的滋养，哪怕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其人格也自成境界。我岳父那种善良、正直、坦荡、超然、淡泊，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确有“纯粹的人”。
三是现代意识。万老先生年轻时所处的时代，使他关于民主、科学、现郑、人权等意识非常浓厚，至今我和许多朋友聊的一些“启蒙”的“前卫观点”，在他看来都是最基本的常识。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是我和他经常谈论的话题，但对话中我常常觉得自己捉襟见肘，而万老先生却游刃有余。
和他或他们那一代人比，我有什么呢？可能说话有些小幽默，课堂有些小技巧，班级管理有些小创意……但这些小“智慧”（其实还不是真正的智慧）远不足以弥足文化差距所造成的“先天发育不良”。
我当然知道，我和我岳父之间的文化差距——而决不仅仅是语文知识能力方面的差距——主要还是历史与时代造成的。虽然如此，我仍然努力在精神上接近万老先生，正是在这努力接近的过程中，我的精神境界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提升。
我们这一代人，有着真诚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庄严的社会使命感——实事求是地说，这也是那个“红色年代”所赋予的。
和现在的年轻人不同，我的启蒙物大多是红色经典，这些红色经典已经并且还将继续影响着我的精神世界。回想我自己的中小学时代，虽然是在“文革”中，但一本本或没有封面或残缺不全的“禁书”：《红岩》、《欧阳海之歌》、《林海雪原》、《草原烽火》、《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旗飘飘》等等作品曾经是那样地激动了我一颗少年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这些书所浸透的阶级意识、政治信仰、思想观点等，可能会渐渐在我心中蒸发——尤其是后来一些历史真相的披露，有的所谓“名著”已经不再激动人心，但通过文学形象所传递并最终过滤结晶的精神内核——正义、理想、气节、忠诚、刚毅、激情……则溶入了我的血液，化作了我一生坚贞的信念。
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使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年轻人也迎来了自己人生和事业的春天。这是我们比老一辈语文教师幸运的地方。
多年后，于漪老师曾对我说：“唉，我们这一代语文教帅被耽误得太多了，那时候，谁敢研究教育啊！连写篇文章去发表都要被批判为‘白专’，更不要说著书立说了！你们真是幸运，赶上了好时代！”我岳父也曾对我说：“唉！我们那时连批改作文本都得看看学生是什么成份。如果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即使作文写得不好也不敢打低分啊，要不然……”
然而，“赶上了好时代”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特殊年代造成的文化欠缺是很难一时补上的。我，除了读过上面所说的几本禁书，我的心灵完全可以说是一片文化荒漠。怎么办？唯有阅读！
读本科的几年，我对文学名著和其他人文著作“暴饮暴食”。说来真惭愧，当时同寝室的“老三届”大哥对古典诗词很熟悉，而我只会整篇整篇地背“老三篇”和样板戏的唱词。当时我自卑地想，如果能够把这些毛主席语录和样板戏唱词全兑换成唐诗宋词，多好！再后来参加工作了，我一直坚持阅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非常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人文学术氛围。正是那样一个宽松的氛围中，我读了大量的人文学术著作：《宽容》、《异端的权利》、《自我实现的人》、《中国思想史论》、《文化的冲突与抉择》、《第三次浪潮》、《六大观念：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尼采文集》、《心灵的探寻》，等等。这些著作的观点我不一定都能理解，或者即使理解了也不一定都赞同，但这些著作不仅开阔了我的思想视野，更主要的是，它们让我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名知识分子！”从那时候，我就提醒自己，尽管我也许一辈子都只是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但这不妨碍我在三尺讲台上通过语文教育传播人类文化精华，以行使一个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神圣使命。
应该说，参加工作后，这种语文教学以外的阅读也是受了我岳父的影响。我发现，岳父读的书多数并不是语文教学的专业书，而是文学、历史、政治等人文书籍。正是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一个语文教师应该有远比“语文”更宽阔的人文视野。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语文教学和教育本身的著作不重要(事实上，因为那几年脱产读博，让我有了比较集中的时间相对系统地读了不少教育学名著)，而是说教语文不能就语文论语文，要从教育的高度看语文；搞教育不能就教育谈教育，要从社会的高度看教育。
应该说，我的阅读还是有盲区的，比起我岳父，我对许多古代经典至今没有涉猎；而相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对当代外国文学也比较陌生，还有现代民主政治的有关著作读得也很有限。不过，我至今坚持着阅读的爱好，我想我的视野会越来越宽的。
如果要从文凭的角度评论我国当代的教育发展，那真的是成就卓著，因为五十年代，一个小学毕业生就算是“读书人”了。小时候看周立波（不是说“脱口秀”的那个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里面有一个小伙子暗恋上一个姑娘，但不好意思追求，他很自卑地想，人家是高小毕业呢！哪看得上我。当时读到这个细节我觉得好笑。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民众的教育程度。而现在“博士”“硕士”满天飞，但我们很难（不是绝对没有，而是“很难”）找到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家。
而这样的学问家在过去的中小学是常见的。前几天，我去看望乐山一中的老教导主任罗成德先生。我对他说：“我分配到乐山一中第一次试讲，就是您来听的课。当时我讲《卖炭翁》的最后一句‘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笼统地说把一些破烂的丝绸扔给煤炭翁。您下来对我说：‘绡，是生丝织物。’当时我非常惊讶，您是教地理的，知识如此渊博。”今年89岁的罗主任淡然笑笑，说：“当教导主任嘛，当然什么都得懂点儿！”可我知道，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教导主任都是“什么都懂点”的“罗成德”。
我们还聊起八十年乐山一中语文组的老先生们，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万鲁君，还有宋蜀瑜、胡祥书、毕承泽、宋弘惠……他们人品高尚，性格平和，学识渊博，教艺精湛，可他们的文凭，最多是本科，甚至有的仅仅是中师——但那个年代的中师文凭，让现在许多本科文凭都失去重量。
我和罗主任谈到杜道生先生，他说：“杜道生先生还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那是四十年代。我再次对罗主任说：“杜道生在古文字方面造诣极深，是我大学本科老师。可现在的中小学，还能找到这样的学者吗？”
想到这些，写到这里，一个老话题再次浮现：文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不那么看重文凭，或者既看重文凭更看重水平，是不是假文凭就会少一些呢？
当然，这个社会问题远不是你我这些普通老百姓能够解决的，我们能够解决的就是自己的问题：不断阅读，用一生的时间提升自己的学识修养和学术水平，尽最大努力真正对得起“学士”“硕士”“博士”这个神圣的文凭。
或者再退一步说——作为一个教师，一个爸爸或妈妈，至少也应该让自己的学生或自己的孩子发自内心佩服自己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