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的西班牙语文豪博尔赫斯，学识之渊博，文学史上历代作家当中可谓首屈一指;思想的深邃、心胸的浩瀚，足以与卡夫卡、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但丁比肩而立;其睿智其平和，又颇有东方禅师风范。
晚年有如荷马一样双目失明，他的短篇小说颇有荷马史诗的恢宏气度。
论说人类文化，了无偏见，将古希腊文化、希伯莱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玛雅文化与最为辉煌的欧洲文艺复兴文化一视同仁。
在他心平气和的人文胸襟面前，萨伊德的气势汹汹显得极其可笑。
渊博并不鲜见，然渊博被自然而然地升华为恢宏高远的审美境界，却是博尔赫斯的不同凡响。
精通多种语言，在博尔赫斯并非只是成为学者的资本，更是抵达审美的坦途。
他对照拉丁文、意大利文阅读《神曲》，体味但丁诗句之美，全然是匠心独具的诗歌评论;一如他论说梦魇，于弗洛伊德、荣格之外蹊径独辟。
他擅长于将极其形而上的话题，旁证博引地诉诸日常言说，不露丝毫的概念痕迹。
阅读博尔赫斯文字，无论小说、诗歌、散文，都能于渊博之中感受到审美的惊喜。
用他本人的说法，给读者带来阅读快乐。
他拒绝承认不能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的文学写作。
他藉此指出，乔伊斯的小说，是失败的。
熔古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爱尔兰史诗为一炉的乔伊斯小说，其渊博程度也令人叹为观止。
这位来自都柏林的爱尔兰作家，其语辞上的非凡造诣，在英语世界举世公认。
但他没有将渊博完全交付审美，而是误认作了实现其文学野心的天梯。
他蔑视都柏林小市民，却依然难脱市民气;他想叛出教门，却在《芬尼根醒悟》里下意识地扮演阿奎纳。
他在《尤里西斯》里让化身斯蒂芬高谈阔论莎士比亚，让都柏林小市民布鲁姆卖弄天文地理科学技术知识，其叙事更是维妙维肖地演绎了有史以来英语写作的各种经典文体。
但最终还是挡不住，在《芬尼根醒悟》中走火入魔般的疯颠。
有趣的是，即便走火入魔，文字照样光彩夺目。
那些个重重叠叠地充满隐喻性的句子，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异曲同工。
《尤里西斯》尚有故事和人物，《醒悟》全然是由句子组成的一片片文字的群雕，足以让艾略特的《荒原》黯然失色。
立体的叙事话语，将最古老的意像变成了最现代派的画面。
野心是丑陋的，但被野心点烧的焦灼却美得另有一工。
透过疯颠，乔伊斯的渊博徜徉着一派野性的峥嵘。
相比之下，钱钟书的渊博像驯顺了的家禽。
《管锥编》的丑陋，不在于野心勃勃，而在于屏息敛声。
同样的旁证博引，钱钟书既没有博尔赫斯的思想性和想像力，又没有乔伊斯式的天马行空。
就算是家禽都没有鸭子的欢快只有鸡的自得。
论权变为权所囿，论设敌又不敢为敌立言(参见笔者新浪博客上的《博客清淡、与众闲聊》之三之四)。
同样的避谈政治，在博尔赫斯世界里是因为政治显得太过渺小，但在钱钟书的著述里，政治却巨大得有如无形的重压，令人窒息。
因此，钱氏会将韩非子的权术视作察兵之微，将西方的人权理念等于同韩非子鄙视的竞于道德。
阴森可怖。
《管锥编》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对称在小聪明的洋洋自得上。
渊博，在钱氏笔下，有如财富被一再炫耀。
在渊博之上高高飘扬的是记忆的旗帜，而不是思想的飞翔或者审美的高远。
这种自恋的可怜在于，既不敢挑战权力，也不敢叫板孔儒话语;尽管钱氏心底里既不服权势的重压，也不以儒家为然。
心高气傲，原本要有灵性的修为和深厚的善根做底蕴，方才因孤寒而凄美，因悲悯而致远。
然于御译之外偷偷自得其乐的钱氏著述，却宁可苟活于鸡笼也不愿拍案而起于山林，终成中国文化圈养史上的一例经典。
喜儿被黄世仁强奸固然很不幸，但让黄世仁正式收房做了小妾却更不幸。
博尔赫斯，乔伊斯，钱钟书，渊博三境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