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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BRIAN LIU
修道院中描绘圣本笃与众修士的彩绘玻璃。
究竟工作是赋予我们生命意义，还是掏空一切意义？美国神学家 Jonathan Malesic 指出，中世纪隐修士对此有独到看法。他们相信工作属于修行的一部分，但绝非修行的全部，他们的时间管理模式，类似今日所提倡的 Work–lifebalance；修道院即使采用新科技，也不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反而是用来节省劳动时间，以便修士充实精神生活。
皮尤研究中心在美国展开调查，问大家从何处寻找人生意义，结果有多达 34% 提到职业，其次是家庭。Malesic 认为，有如此多美国人透过工作寻觅意义，其实是受到基督新教传统根深柢固的影响。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早于百多年前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便分析了基督新教伦理价值，如何促使信徒投入世俗的工作，间接造就现代资本主义基础。
Malesic 则在论文中提出，基督教神学对工作有两大概念，分别是志业（vocation）和共同创造（co-creation）。新教路德宗（Lutheranism）特别重视志业，即是人为理想或兴趣而献身工作，他们相信「不论任何岗位都可以侍奉上帝和服务社会，每个岗位都有其独有职能。」共同创造，视工作为展现人类与上帝相似性的方式，作为造物主神圣创造的人类，透过双手再创造出新事物。
但论文提出，这些观念统统难以应对 21 世纪富裕国家的难题。对很多人而言，如今的工作朝不保夕，建基其上的身份认同都不再稳固。再者，日常工作经常是埋首于抽象的细节，由整理数据库数据，到利用 Photoshop 修整图像设计，甚少创造出实体对象。
因此 Malesic 认为，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基督教传统，从其他神学理论资源中，寻找应对现代生活难题的法门，譬如是中世纪天主教本笃会（Benedictines）隐修士的禁欲主义。对他们而言，劳动是要维持修道院的基本运作，在精神层面上，压抑不良的冲动和念头，培养人的耐性及奉献精神。相比工业资本主义下的工作模式，重视劳动所换来的制成品，本笃会隐修士更重视劳动过程的主观体验。
在工业革命时期，工厂老板采纳新技术，精简人手，使工作变得零碎又专门，生产力大大提升的同时，工人却沦为螺丝钉，每日重复单调的工作。相较而言，本笃会修士虽然同样吸收新生产技术，例如兴建磨坊，但目的并不是要提升修道院的生产力，反而想要腾出更多时间，投入公余的精神生活，譬如参与集体祷告。
本笃会修士并不主张工作专门细分，以催谷修士的工作效率，修道院反而规定每位修士要轮流转换岗位，譬如负责洗碗、用餐时为其他修士朗读经文。对于个别非专门不可的职位，譬如艺术家或工匠，修士都必须秉持谦逊的道德原则：
假如有人因为巧手工艺而自我膨胀，觉得自己为修道院贡献良多，他便必须撤离原有岗位，直至他们表现出谦逊，修道院院长才会批准恢复其职务。
Malesic 固然不是主张大家仿效隐修士奉行禁欲主义，亦非主张老板以谦逊程度对员工行赏罚，但本笃会修士的生活管理，其实有点近似今日提倡的 Work–lifebalance —— 避免工作过分侵占私人时间和空间，腾出公余时间丰富个人的精神生活。本笃会的隐修士提醒我们，单靠工作并不能充实人生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