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勋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一首诗？在现实生活这么多的压力下，文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学不是现实，文学是照进单调贫乏的现实生活的一束阳光，一种向往。
台湾的歌谣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一种奇怪的流浪感。你可以在《港都夜雨》里感受那种漂泊不定、前途未卜的命运，以及风雨交加的夜晚的孤独感，有一点雨，有一点江湖，有一点流浪。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才产生了这一类的歌？早期可能因为有移民，再去听听民歌、流行歌，那种特别喜悦、稳定、开阔的东西，很少很少。可是，比如安徽的民歌《凤阳花鼓》，本来是乞丐唱的歌，讲述荒年旱灾，活不下去，要离开故乡逃荒，甚至要把儿子卖掉才能活下去，分明是哀伤的歌，可是你在“左手锣，右手鼓”中感觉不到哀伤。有一首山东民歌讲的是车夫赶车劳苦，但还不忘调情，很开心，也是轻快的调子。所以台湾并不见得是物质状况不富裕，而是心情不稳定，最后形成一种哀伤文学。
民间文学中含有活泼、强烈的东西
如果把汉乐府里的几首诗拿来作对比，会发现《饮马长城窟行》在形式上已经很平顺，它的形式太完美，已经超过了内容。这样的诗是危险的，因为想再对它进行创作就很难。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诗，可是我知道它不能够再创造，有点像昆曲或京剧，你要动它一点点都不行，它已经过了千锤百炼，太完美了。可是歌仔戏是可以动的，黄俊雄他们改变了《廖添丁》，很成功，因为他没有形式上的限制。黄俊雄的东西非常有趣，把世界各地的东西都放进来了，还加入了各种奇怪的面具，连威尼斯的面罩都敢用，因为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是民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汉代民歌的时候，有一种很大的快乐，因为民歌是再创作的源泉。
如果你喜欢文学，喜欢创作，我建议你多去接触民间的东西，因为民间的东西才方便你再创作。你越碰《红楼梦》，越不敢写东西，它只会让你沮丧，因为它实在太伟大。它完美的形式和成熟的语言，会把你绑住。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当它太过成熟，形式接近完美的时候，就要回到民间，因为民间是很粗糙的，这样的东西你才有机会继续打磨。就像李白、杜甫，当他们的诗词达到巅峰，你就动它不得，文字完美到惊人的地步。所以文学革命最后一定是重新回到民间，从街头的语言开始。这一点使得汉诗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它是从民间语言开始的。
我一直推荐大家看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中国历史学最早的经典。司马迁是怎么写《史记》的？很多地方都是田野父老的语言，他把它们直接写进来。他走过楚汉相争时的田野，听到那些还活着的老乡亲告诉他，当年项羽怎么来打仗，怎么走过这条路，刘邦怎么过的蜀道。他用听到的这些民间语言去写《史记》，所以《史记》里有非常活泼、强烈的东西。可是《古诗十九首》全是文人创作，民间的刚烈之气与活泼的创造力已消失殆尽。
《史记》里的荆轲、豫让等都是典型的民间人物，可是到了东汉，就是“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夜晚不能寐，揽衣起徘徊”。晚上睡不着觉，披着衣服起来东走走西走走，全部是失眠的人。这些东西绝对是文人的。民间再哭再闹也还是要睡觉，不会有文人的这种忧伤。
为什么要读诗？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一首诗？在现实生活这么多的压力下，文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文学不是现实。“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这样一种自信自在，在文学里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文学如果变成要去谈功利、谈理论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很好的文学了。好的文学里一定存在过生命，无论是那个渡河而死的人，还是采莲的女子，也不管是秦罗敷，还是因为丈夫到远方打仗而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的妇人，都让我们感觉到有尊严的生命形态，让我们有刹那间的动情，感觉到生命的真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特别不习惯在文学里加入比较世俗或是现实的东西，恰恰相反，是文学把你从现实里带出来。我很喜欢意大利的作家卡尔维诺讲过西方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天，有一个面貌丑陋的扫烟囱的老太太，一辈子都在扫烟囱。可是某一天，她忽然可以骑着扫把飞起来。卡尔维诺说，创造了一个童话的作家是伟大的，他使几百年来活在寒冷之地的人忽然觉得生活不那么单调。文学本来就不是真实的，那个扫烟囱的老太太从来没有飞起来过。可是所有的孩子，甚至大人，在某段时间内都相信过这个故事。
文学是照进单调贫乏的现实生活的一束阳光，注入一种向往，这与现实生活无关。那个“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的女子，现实里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痛苦，可是在黎明看见太阳时，她可以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那一刹那她的生命是华丽的。一部文学作品可以流转上千年，是因为当中有一个生命让我们觉得亲近，好像身边的朋友。阅读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喜悦、哀伤、孤独、希望，这是文学最大的力量，也是文学在人类文明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