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这是一个多么慈爱的父亲！读《傅雷家书》，每每读到这一段，心中便如阳光抚过粼粼水波，温柔而潋滟。
是的，信中的傅雷对傅聪，用情至深。从1954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到1966年5月终止，12年间186封家书，字字情真意切，充满了对儿子的挚爱、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在信中，他毫不吝啬赞美，夸奖儿子的演奏“从低洼中到了半山腰”，鼓励儿子注意整个的修养，攀登峰顶；他似一个碎碎念的婆婆，告诉他应当如何选择终身伴侣，再三嘱咐儿子“从今以后，处处都要靠你个人的毅力、信念与意志”，努力争取机会；他愿意低下高傲的头，真诚地向儿子忏悔“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拥有这样的父亲，傅聪何其幸也！
可是，傅聪对父亲的评价却颇有意思。他在《爸爸到底教会了什么》一文中写道：“我父亲责己责人都非常严，是个非常严谨的人……”
熊孩子，凶爸爸
傅雷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哪怕是一般的生活小节也极严谨。傅聪曾回忆，父亲的写字台永远是一尘不染，所有东西都有条有理。
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是令人尊敬且愿意亲近的。可傅雷不单对自己严格，对别人也同样高标准严要求，在子女的教育上尤为突出。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父亲，我想，傅聪绝不会用“慈”。因为，傅雷对孩子的管教，放在今天，完全可以算得上“虐待儿童”。
傅雷本来是希望傅聪学画的。在傅聪七岁半时，好友雷垣发现这个小不点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傅雷这才打消念头，转而让儿子拜雷垣为师，学习弹奏钢琴。
可是，哪一个少年不叛逆？哪一个孩子不爱自由？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很少有自己愿意下苦功学习，尤其是日复一日枯燥的练习。少年傅聪当然不例外。加之傅雷脾气火爆，对孩子要求太过严苛，傅聪有一段时间就专门和父亲对着干。
有一次，他按父亲的要求在底楼客厅里弹钢琴，可他只是放好乐谱摆出姿势做出弹琴的样子，事实上眼睛却盯着放在大腿上的《水浒传》。结果，在三楼翻译作品的的傅雷马上就觉察到了，悄悄地下楼大喝一声，上去就是一拳头。
看到这儿，也许有人会说，谁没个脾气？看到熊孩子非但不好好学习，还如此阳奉阴违，做父亲的当然生气，严格要求原也无可厚非嘛。可是，傅雷对两个儿子的惩戒太过火，像这种抡拳头的事情并不是偶然为之。比如，有时候傅聪练琴中途只要稍稍停顿一会儿，正在楼上翻译作品的傅雷突然听不到儿子的练琴声，就会火冒三丈，扔下笔冲下楼，不由分说抓着傅聪的头就往墙上撞。
而且，傅雷对儿子这样的“棍棒教育”从来都不藏着掖着。
傅雷的挚友刘抗对此颇不赞同。他对傅聪鼻梁上那块疤印象深刻，因为那那次傅聪被傅雷严厉训诫了。当时，傅雷非常生气，顺手就抓起瓷盘向儿子扔过去，结果傅聪的脸上永远留下了印记。
杨绛对两个孩子也深表同情，她在《忆傅雷》中记录了一件很小的事。那一天晚上，傅雷和几个友人正在谈论，傅聪、傅敏兄弟俩偷偷地躲在门外听，结果傅雷发觉了。脾气火爆的傅雷当然不能容忍，随即就给了两个儿子一顿老拳。
这样的做法太过残暴，多年之后，谈起父亲，傅聪还会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我直接怀疑，傅聪可能有个假爸爸。
其实，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严父慈母”俨然成了定式，绝大多数父亲们都想树立一个“严父”的形象，所以对孩子实施“打压式教育”，父子之间也仿佛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难以靠近。
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中，两个孩子的身心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摧残，傅聪学习音乐的兴趣天赋并没有被很好地激发。虽然从13岁起他就一个人在昆明念书，但也没有认真学习。等到他真正下决心学音乐时，已经是17岁的事了。
多年父子成兄弟
中国式的父子，不是不爱，只是爱得太深沉、太隐忍，有时甚至爱得太简单粗暴。
傅雷当然爱儿子。在《傅雷家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傅聪的生活、学习和情感可谓是关怀备至。只不过他是性格火爆的一家之长，又是才华横溢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他总想以自己的经验来指导儿子的人生。
可是，正如崔恕在《父亲》中所唱：“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朋友呢！”
幸运的是，父子二人并没有渐行渐远。17岁从昆明回到上海时，早熟的傅聪已经平稳地渡过了叛逆期，曾经水火不容的父子也已经像朋友一样了。
傅雷对儿子寄予厚望，希望傅聪在事业上能够有所建树，因此1954年傅聪提出到波兰留学深造，傅雷全力支持。从此，父子书信往来（傅雷最长的一封信竟然长达七千多字），父子间交流益深，感情愈加亲密。1956年傅聪回国一段时间，傅雷和儿子整晚促膝长谈，音乐、哲学、人生、感情……题材各种各样，哪里是昔日老拳相向的凶狠父亲和刺儿头一样的倔强叛逆小儿？
很显然，之前父子关系紧张，作为父亲的傅雷责任很大。他也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给儿子的家书里，他满是悔恨。他对傅聪说：“可怜的孩子，你的童年怎么跟我那么相似。”“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而傅聪，也早已释怀。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样的父子关系，羡煞旁人。
其实，在当时，这样兄弟般的父子并不少。
鲁迅和周海婴算一对。1919年鲁迅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对海婴的教育正是如此。他和许广平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周海婴小时候喜欢玩积铁玩具（用各种金属零件组成），还用这些零件学会了组装小火车、起重机，装好了再拆。鲁迅从来不打扰他，总在一旁予以鼓励。
汪曾祺和孩子更是如此。在他们家，儿子有时管他叫爸，有时管他叫老头子，就连孙女都跟着叫。他认为，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
是的，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的家庭，是平等民主和谐的，哪怕前一刻刚刚争吵，后一刻也可以声语欢笑。
然而，直至今天，又有多少父子如兄弟呢？
看《超级演说家》，海米提演讲《中国式父子》时，泪流满面地说，他用棉签给患癌术后的父亲蘸水润唇，不敢看对方的眼睛。因为从小到大，父亲对他始终是冷冰冰的，如此温情的场面，反而让他觉得尴尬。
总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水，我不喜欢。山是伟岸高大的，可是太过坚硬冰冷。我希望的是——
每一对父子，
既有坚硬的线条，
也有柔软的心跳。
风雨来临时，我们相互依靠；
阳光灿烂时，也可以打打闹闹互相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