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大学生是“贫二代”中颇引人关注的群体。高失业率意味着大学4年的书本知识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份体面的工作，意味着他们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意味着“贫二代”中本来最有希望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的梦想还未出发，在现实面前就已折戟。
位于贵州省最北部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南距遵义市区180公里，北至重庆市区160公里。出道真，无论是去遵义还是重庆，100多公里的路程，平均要走5个多小时，因为这100多公里，都是蜿蜒曲折的山路。
道真是国家级贫困县，但是在道真，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读书，在道真人看来，是摆脱贫穷的最好通道。
走出大山
43岁的陈朝顺信奉的是“黄金棍下出人才”，他是道真县三江镇云峰村人，对他来说，最遗憾的事情是父亲去世早，他上学只上到初中。陈朝顺拼尽全力支持两个孩子读书。女儿陈诚3年前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儿子陈果今年考上了沈阳药科大学。
陈朝顺靠当地的传统项目烤烟叶来维持整个家庭的运转，好光景时，一年收入4万元。这4万元要供养母亲，保证家庭支出，支付一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的生活、学习费用，基本是入不敷出。女儿现在已经有2.4万元的助学贷款需要还。
陈朝顺说话干脆，当陈果在8月22日收到老师短信，得知考上沈阳药科大学后，陈朝顺的第一感受就是：“这几年没白上。”
3年前，陈果以570分的高分考到道真中学，期末考试“只考了530分”，陈朝顺在大街上就下手打陈果。陈朝顺太清楚贫穷的滋味了，他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大山，希望“他们以后过好一点的生活”，而读书，在陈朝顺看来，是最好的一条路。
从道真县城到陈果家，车程需要1个小时，还有很长一段路没有通公交车，需要步行走山路回家。为了让陈果能专心学习，陈朝顺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陈朝顺的母亲在出租房里照顾陈果的起居，尽管房租占用了很大一部分生活开支。
高三时，为了改善学习环境，陈朝顺又增加租房支出，换了一个条件好些的房子。一年的房租就是5000元。
云峰村书记明跃告诉记者，云峰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4500元，属于国家一级一类贫困，但是教育问题，“逢会必谈”。老百姓的共识是：“读书是一条好出路。”
在陈果就读的道真中学，今年的高考中，毕业生文化成绩一本上线324人，二本上线603人，本科上线率为60.24%，600分以上15人。
这个成绩对于当地从事教育的人来说并不意外。道真县教育局一名干部说：“这里的学生都很拼，住校的学生晚上老师都要催着放下书本早休息。”
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需要更多力量介入
陈朝顺说，如果两个孩子将来想读研究生，他一样支持他们，没有钱就去贷款。为了孩子的学习，他毫不犹豫，无怨无悔。但是，这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压力，更辛苦的生活。
张平也是今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虽然考上大连民族大学，但是她不想去上大学，因为妈妈身患癌症，现在还在化疗中。
张平如果去读书，会给家里增添巨大的经济负担，关键是妈妈没有人照护。父亲和哥哥常年在外打工，供养她上学和母亲看病。现实的残酷，母亲的病情、亲人的思念，让她柔弱的肩膀不堪重负。
2015年年初，《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了“贫二代”：“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有关单位开展的一项针对1200名接受过资助的贫困学子的调查显示，受资助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呈现“常态化贫困”趋势。从困难类型上看，父母双方均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占61.7%，其中大部分是父母双方务农（46.3%）；32.3%的家庭仅靠父母其中一方的职业收入；另有6%的子女，从父母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经济支持。家庭供养率（家庭人口数与家庭劳动力数比值）高，平均值达到2.85，意味着1个劳动力要供养接近3个家庭人口。而致贫因素上，职位收入低是主要因素，家庭变故位居第二。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家庭的收入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成为一种“常态化贫困”。
在调研中，有学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没机会。”这份调研报告指出：“机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机会。他们曾经将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现实是这条路越走越难，不少专家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失去了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
农村贫困大学生是“贫二代”中颇引人关注的群体。高失业率意味着大学4年的书本知识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份体面的工作，意味着他们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意味着“贫二代”中本来最有希望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的梦想还未出发，在现实面前就已折戟。对受调查的受资助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而言，很多情况下上大学需要以牺牲父辈的生活为代价，背负着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期望，压力颇大。尽管如此，不少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还是通过继续求学加深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此，相关人士呼吁，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共建社会信心
陈朝顺希望陈果毕业后能够回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工作，在他看来，养儿就是要防老。
事实上，在道真县，很多靠读书走出大山的年轻人又回来了。他们大多不会回到贫困的农村，更多的是在县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内心充满感恩。这种回馈的心态在接受过资助的孩子身上表现尤为突出。
今年7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为该项目作影响力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助学行动已经帮助受资助学生在诸多方面发生改变，贫困的先赋影响已经在受资助学生身上得到有效地消弭，助推他们成功地进入大学，实现“鲤鱼跳龙门”这一关键一跳。受资助学生的信心指数的提升，将会带给学生对于学习、生活以及自己未来的强大动力。
调研的主办方同时发布《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社会发展信心指数》白皮书。根据该白皮书，社会发展信心指数，指通过诸多指标的综合测量，指向受资助大学生对自身未来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信心。指数能够揭示受资助大学生群体处于的具体生活环境和其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态度和信心。
调研主办方对受资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情况、心理健康、社会支持、未来发展、恋爱状况、资助效用、爱心传递等诸多方面进行测量，通过系列的加权和汇总计算，得出90后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社会发展信心指数为80.4分。
根据调研，父辈的职业分化、民族差异、生源地区别、学校所在地的不同、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流动方式、年级的增长，都没有在学生的社会发展信心上造成明显分歧；甚至在经济状况稍好与稍差的家庭之间、在完整家庭与不完整家庭之间、在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之间，受资助学生均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对社会发展的正向判断和积极态度。“换言之，在社会信心这个问题上，没有哪一个子群体明显落后”。
调研的组织者认为，一方面，社会整体的快速前行和流动机会的多样化，在普遍意义上给了当代大学生更充分的社会信心；另一方面，对于贫困家庭大学生的社会资助，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了由于先赋因素带来的现实生活中的鸿沟，也极大程度地、整体性地提升了受资助学生的社会发展信心水平。
该白皮书指出，提升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社会信心，不仅仅是依靠单一的某个主体，而是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连接的平台，需要通过互联网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打破阶层的固化，促进社会的流动，提升社会发展的信心。受资助贫困大学生不仅自身参与协同合作中，还可以带动更多社会主体的参与，促进更多社会资源的倾斜。这不仅能够提升受资助贫困大学生本身的社会信心，更能够提升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发展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