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既不痛痛快快地活，却又不爽爽快快地死，不生不死地蛰伏着有什么意思？当我耳边听到大家在说“过年”时，才恍然领悟了我们古老文化中沉痼似地积着个牢不可拔的“过渡心理”。在日常的用语中，生活就是“过日子”。逢年逢节大多希望如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般又轻快又不留恋地度过了我们这一辈子的生命。假定命运不好，一路没有好风，这一堆日子怎样打发开，自然会成为一项使人度日如年的担负了。可是这种人却从不想自动地把重荷卸下来休息一下，或甚至直截了当把它抛入深海，他们似乎很认真地把这个担子看成了无可奈何的累赘，做人是一项责任，是一种不必有权利的义务。每过一节，每过一年，不免自相庆幸，好像远征队伍又攻克了一个城市。要不然为什么我吃年夜饭而不吃年中饭？我们的得意处不是在结束了一场事务，所以除夕才值得我们的欢宴么？新年对我们似乎是另一个沉重任务的开始，习俗上不是常用禁食、不会客等淡漠的心情来接受的么？
Enjoy life一句是译不出的，也不易为中国人所了解的。我们是老和尚在古庙里暮色沉沉中撞着铜绿的晚钟，他怎能梦想有少女们在红日初升晨曦缭乱里放声髙歌？在她们人生是个难得的机会。想！在这个悠悠无垠的大宇宙里怎样的侥幸而我有这瞬息的存在。生命既不可久，何必求它淹留，只要能在这瞬息的存在中充充分分地活它一下，也就不辜负上帝给我这一点恩惠了。不久我又得还到这无知的大地，再来时不知在哪时，要是在这一生虽有了做人的机会而并没有痛快地做个人，不是一件最可遗憾的事么？伦敦市繁华的中心叫Piccadilly，我想若把它译作“片刻蝶恋”就很能表示他们那种不放松人生的态度了。
“过日子”的生活态度若是细细加以分析，实在既不是厌恶人生，甚至也不能说对人生取什么消极的反应。若是一个人觉得人生是个痛苦，他若不喜欢痛苦和不相信痛苦是得到快乐的手段时，人生对他也就失去了引诱，于是假若他有一些勇气的话，自不能不直截了当地舍弃这个累赘了。求超脱的人决不能拖着得过且过的过渡精神，他在白茫茫一片的雪地里，看不到埋伏着的火山；他在汹涛滚滚的大海中，望不见万花竞艳的岛国，他应是死了心的，他有的是厌恶和消极，求个“一切皆无”。
抱着“过渡心理”的多少要存几分侥幸之心，我说他心存侥幸，因为他虽则不对光明的来日绝望，但是他却并不积极去追求。“过日子”不是消极而是被动。年来了就过年；节到了就过节；孩子生出了，就养孩子；官运来了，就做官。既不积极地求，却又不消极地避，一切都接受。要是来得好，是这样；来得不好，也是这样。生也如此，死也如此。我常说若要明白中国文化的特性，我们必得借鉴于植物，植物不择地，随处而安；植物不择时，春荣秋枯。中国人讲顺，就是接受一切，不择地择时，更不择命。我们并不需要一个虚设的天堂，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做好人。我们可以为自己预备寿材，为自己选定墓地；我们可以看孩子们不断入世，弄到穷无立锥之地，既无柏拉图之理想国，亦无但丁的地狱，有的是一堆过不完的日子，一年一节地度过去，自己辞世了，儿子们随着再过。“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在这个最紧张的抗战年头，大家更充分地表示了“过渡心理”，这是外国访问团永远不会领悟的一个谜。伦敦的居民一星期只吃一个鸡蛋，若问他们痛苦不痛苦，他们一定回答说：“是呀，这是痛苦。”若是再问他们为什么忍受这痛苦，他们一定说：“我们是用痛苦来结束痛苦。我们为了要每天有吃不完的鸡蛋，所以现在得一星期吃一个。”这个逻辑正确不正确我们且不问，可是骨子里他们是有着“吃不完的鸡蛋”的梦想，他们不肯马马虎虎过一辈子，要活个痛快。因之，平日似乎是无愁公子的美国青年，一上战场顿时会变成了无敌的飞虎。他们不但要痛快地生活，也知道痛快之来却时常以痛苦始。我们怎样呢？有多少人不在等待胜利？谁不像冬天的蚊蟋蛰伏着，盼望春雷一动？谁不是枯凋的野树，在冷风里抖动，专待春光再临。自然，春雷终究是要动的，春光终究是要来的，但是春来了还是要去的，除非我们能创造我们的春天，这春天才是自己的，才是可以留恋的，才是可以保留得住的。
“不能痛痛快快地活，不如爽爽快快地死”！哪一天中国人能了解了这一句话，他才能在这世界上做自己的主人。这时候我们的欢宴将不在除夕，而在元旦。朋友！生命不应叫岁月来消磨，是要我们去消受的呀。我们错失了这稀有的机会，哪里可以再求，快乐即使有代价，这代价也是值得付的，何况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本钱。
1943年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