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写作，是19岁。那时我是一个个头矮小身体瘦弱的女装卸工。因为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于是我被街道办事处分配到一家装卸站工作。在这里，我前三个月能拿到38元的工资，三个月后，可以拿到42元人民币的工资。我靠这份工资养活母亲和我自己。在父亲去世以及兄长都下乡的年代，这是我家一笔重要的收入。
19岁，正是青春蓬勃的年龄。装卸劳动的繁重劳动和艰辛生活以及整个社会对装卸工人的蔑视和可怜，令我感到生活的苦闷和压抑。因为装卸工几乎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19岁的我开始写诗。那是七十年代，写诗仍然需要两副面孔，一方写一些激昂的歌颂劳动的诗寄给报纸或杂志社，试图依赖诗歌改变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写一些抒发自己内心情绪的诗，藏匿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或是只在好朋友中传阅。
文革结束后，我有幸参加了高考，并且考入了武汉大学中国文学系。
我的大学同学大多都是历经生活的艰辛而终于有机会读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爱好者们。1978年到1982年间，文学几乎占据了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成天讨论着当时最流行的文学话题。记得它们主要是：1、文学作品应不应该写爱情;2、文学作品是不是只能歌颂光明而不能暴露阴暗;3、文学作品是不是只能有喜剧而不能有悲剧;4、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它们被我们简称为：爱情问题;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悲剧与喜剧的问题;工具论等。在那样的时代，争论从来都没有结果。最后拿出结果的是时间。时间自顾自地往前走。走着走着，这些结果便在无需争论的情况下水落石出。
但是，有些事情是不必讨论出结果的，有过程就可以了。
我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大争论背景下开始了小说创作。
我们这代人总是和时代同步行进的。时代在想什么，我们就会跟着想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深刻的烙印伴随我们的人生许久许久。当然，时代有多幼稚，我们也就会有多幼稚。因为成长背景和教育背景的局限，似乎很少有人可以超越。八十年代，我们就生活在激情之中。写作也都为这种激情所驱使。
一九八七年我写了四个不同类型的中篇小说，它们分别是《白雾》《闲聊宦子塌》《船的沉没》和《风景》。这一系列小说，令我收获到极大的荣誉，给我鼓舞也让我更有信心。然后，我就被人叫作“新写实”作家。及至八十年结束，九十年代的来临，这种激情业已度过了它的高峰和低潮而进入了强帑之末。八九年之后，严酷的现实和被挫折的理想使得生活冷峻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示在眼前。改变现实的无力变成了无奈和厌倦。在无奈和厌倦中又不想放弃温暖。那时的我就是这样心情矛盾而虚空。我在九十年代的许多作品，都表达着这样的一种无奈。及至今天，这种无奈感纠结在心，一直延续着，不肯散去。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小说创作不仅是我的热爱，它更成为我的心理需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道人心常常与我们所构想的或是所需要的完全不同。它使我们的内心因各种情绪的涌动，形成一种冲动或张力。这股力量一刻不停地在寻机迸发，写作便成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它得以让我通过文字来倾诉和发泄，以减轻我的内心压力。我想许多作家大概也是如此。
这是一种很个人化的倾诉。至于有没有听众或听众有多少，在倾诉者来说并不重要。这个倾诉的过程全然可以尽情尽性。没有人阻止我倾诉激情，也没有人会轻视我倾诉平淡;没有人厌烦我的燥乱，亦没有人嘲笑我的痛苦。文字就是我絮絮叨叨的话语，笔便有如舌头。它带着强烈的个人心境和个人情绪，是最为纯粹的个体表达。
而文学千年来都被人吸引，即令网络发达至今，热爱文学者仍然不计其数。其重要理由，正是在于文学作品源于这样的个体表达，它坦露的是每一个写作者的内心。无数的个人内心中折射着无数不同的世界。它记录着社会真实的场景和莫测的变化，也记录着人性复杂的层次和幽暗的内在。同时，也体会着人和人之间既简单亦微妙，既紧张亦舒缓的神秘关系。世界如此之大，而我们个人的生活触点如此之小。文学尤其是小说，让我们得以了解到一个超越我们自己视野、超越自身常识、超越自己认知深度的另外的世界。我们从中可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生。有强者的人生，亦有弱者的人生，而更多的是像我们自己一样的庸常之辈的人生。于是我们的生活可以得到很多参照，内心得到很多鼓舞。精神上得到某种力量。我们每一个阅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所对应和所需要的。文学的魅力持久不衰大概也正在于此。
虽然一个人的声音很微弱，并没有多少人可以听到。但当它与无数的声音汇集一起时，便会强大，时代的声音就是这样一点点汇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