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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儒林外史》在艺术表现上有着意味深长的歧异，比如说在空间维度上，前者写景多用套语，而后者则多如实描写;在时间维度上，前者多以节日为情节骨架，而后者则一以平凡时日贯穿;在精神维度上，前者多用诗词雅化情节中的生活，而后者则干脆避开诗词出现的可能性。对这些歧异的探讨让我们看到解读二书意旨需要有不同的立场，《红楼梦》是一部诗人之作，作者更希望通过诗意化的情感去把握笔下的世界;《儒林外史》则是一部文人之作，作者更愿意用世俗化的眼光去观察笔下的世界。
《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章回小说进入清代后可与明代四大奇书比肩的经典。二书的产生都在十八世纪中期:《儒林外史》大概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比《红楼梦》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版本庚辰本(1760)早十一年;而《红楼梦》的印行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又比《儒林外史》最早的嘉庆八年(1803)本早十二年。二书基本可以看作前后同时。然而，这两部诞生时间相邻的杰作艺术面貌上却大相径庭。本文希望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入手，来试探二书解读路径的异趋。
一、绘与景——空间维度中的风景
胡适在1941年的一次演讲中，称“《红楼梦》经常被评价为中国最好的小说”(“A Dream of theＲed Chamber”has often been rated as the best Chinese novel．)，但对《儒林外史》却说“我认为在中国所有小说中排名第一”(“The Unauthorized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is to my mind，the greatest of all Chinese novels．)，前者用“been rated”，其实表明了一种保留；后者则用了“to my mind”，是强烈的自我判断。胡适做出这种高下之分，其逻辑非常复杂，比如对小说文体的理解等等，但从细节来看，两部作品在空间维度中的风景描写之不同也是胡适的依据之一。
他在《〈老残游记〉序》中指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特点：“古来作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的方面还有很肯用气力的，但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并举例说明:“《水浒传》写宋江在浔阳楼题诗一段要算很能写人物的了；然而写江上风景却只有‘江景非常，观之不足’八个字。《儒林外史》写西湖只说‘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西游记》与《红楼梦》描写风景也都只是用几句烂调的四字句，全无深刻的描写。”这些例子几乎把所有中国古代最好的小说都抹煞了。但在这些批评之后，他又说“只有《儒林外史》第一回里有这么一段”，并评价说“在旧小说里，这样的风景画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了”①，他引的便是《儒林外史》中王冕看荷花那段文字———这曾被选入过小学语文的各类课本之中，估计入选原因也是因其景物描写的真切吧。
胡适批评《红楼梦》在风景描写上都是“烂调”，“全无深刻描写”，笔者部分同意。而从他的进一步解释我们也可以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推崇《儒林外史》这段描写，用他评价《老残游记》时的用语就可明白，其区分就在“用套语烂调”还是“做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无法为《红楼梦》辩护，就不提胡适在文章中特地用来做靶子的“第十七回贾政父子们游大观园”了，我们看一下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一节，写要赏雪，宝玉起床看外面，“竟是一夜大雪，下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般”②，“搓绵扯絮”一词在《红楼梦》中已经不太算陈词滥调了，但仍然不是“实地的描画”，而更多的还是用“四字句”套语填充。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水浒传》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描写，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了繁、简二本的细节来对比，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那雪正下得紧”③，鲁迅在另一篇文章《“大雪纷飞”》中，针对有人以“大雪纷飞”为例提倡文言文的“简要”，便举了此例来批驳，他说:“《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④这里之所以认为后者有神韵，关键点就在于前者实在只是套语，后者却是写实。就此而论，《红楼梦》较之《水浒传》似乎还更近俗套。当然，不得不说，胡适的批评也有不妥之处。可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一是《红楼梦》中的风景描写并不都是陈词滥调，也有不少比较细致入微的。比如第五十回写宝玉求来之红梅:“原来这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676)应该说还算是如实描画。只是此句之后，作者忽然又加了“真乃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几个字，一下子又用套语消解了此前的实景。其实，后边这八个字从景物描绘而言全无意义，因为形容的很笼统，所以若单纯从景物描写的效果上看，这几个字确属败笔。
二是这种描写不得不说与《红楼梦》的书写对象有关，作者的笔墨聚焦于贾府，几无面向关山塞漠的可能，宁、荣二府与大观园都是“景夺文章造化功”的作品，也就是说，《红楼梦》或许正是对宁、荣二府尤其大观园的“实地的描画”，只不过因其原型已经被传统审美经验笼罩，所以，体现出来的效果便是不能如实描写的套路化了。
相对来说，《儒林外史》则不然。虽然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对《儒林外史》的夸奖还是有限的，因为他只是为了引出《老残游记》，不过他对《儒林外史》风景描写尚有保留的评语却也成为学界共同接受的看法。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就说:“自然景物的描写也舍弃了章回小说长期沿袭的模式化、骈俪化的韵语，运用口语化的散文，对客观景物作精确的、不落俗套的描写。”还举了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凭窗看江时“太阳落了下去，返照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和第四十一回杜少卿留朋友在河房看月时“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渐渐的照过桥来”的例子⑤，确实均非套语。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儒林外史》中非常多，就其雅致者而言，如第十一回二娄在杨执中家中看到“一庭月色，照满书窗，梅花一枝枝如画在上面相似”，就其亲切者而言，如第八回二娄行船“到了一镇，人家桑荫里射出灯光来，直到河里”⑥，都可证明胡适的判断。那么，《红楼梦》这样一部被鲁迅先生称为“传统的写法都被打破了”的杰作，为什么在风景描写上没有像《儒林外史》那样也打破传统的写法呢?
《红楼梦》第四十回刘姥姥说的话可以作为这一问题恰如其分的回答:“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逛逛。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呢。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死了也得好处。”(531)
这句话一方面的确证明了前文为《红楼梦》所作的辩解，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明白，《红楼梦》风景描写所体现出来的套路化，其因由并不完全着落在《红楼梦》文本解读上，或许还要深入到《红楼梦》世界建构的那个更深的层面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为作品设置的艺术世界及其对这一世界的表达，正如刘姥姥所说的画一样，都是被传统艺术经验洗礼过的，其描绘正是按照绘画的格局去铺设的，因此就会舍弃“实地”冗余的信息。所有自然景物在进入绘画时之所以与照相不同，正在于画作者对“实地”信息的过滤，这一过滤的标准自然来自传统的艺术经验，于是，原本自然的风景或多或少地损失了原本的个性，走向了倾向于传统艺术经验的套路，变得“笼统”起来。那么，如果把二书的风景描写分别比作绘画与风景照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红楼梦》抛开了照片所能呈现的纷纭复杂，同时也抛开了风景原有的真实;走向绘画的纯净，同时也滑向风景的套路。
二、绘与素———时间维度中的节日
除了横向空间维度的展示，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二书的书写也有着与前者相似的差异。杨义先生曾指出，“叙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自然时间人文化的过程”，他认为中国古代作家“把生日视为人与世界相联系的、具有丰富的文化密码的起点”，“把节日视为人类与天地鬼神相对话，与神话、传说、信仰、娱乐相交织的时间纽结”，并以《红楼梦》作为典型来论述⑦。无独有偶的是，美国汉学家浦安迪也对《金瓶梅》做了同样的论述:“小说的骨架相当引人注目地镶嵌在年复一年的惯例性节日庆典的框架里，多环绕着西门庆和众妻妾祝寿活动而展开。”⑧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任何小说作品的叙事都存在于一定时空之内，时间都像是一条丝线，穿起情节的珍珠。而对《红楼梦》来说，其时间却都不是平凡的日子，而是闪闪发亮的珍珠———节日。当然，在这里，节日我们可以宽泛理解，既包括元旦、元宵、花朝、端午、七夕、中秋、重阳、除夕等典型的公共节日，也包括贾敬、宝钗、王熙凤、贾宝
玉、贾母的生日这些私人空间中或许更为隆重的节日———当然，还有秦可卿和贾母的葬礼。
以上两类节日在《红楼梦》中无比重要，因为几乎所有重要情节都附着在以节日的骨架上。除以上最明显的节日描写之外，《红楼梦》中还有一类节日描写极为深隐，却体现着丰富的情节涵义，这就是节令。节令原非节日，但在中国农业文明的背景下，协调农时的节令也同时承担着节日的功能。元春出生在“大年初一”，这当然是一个隆重的节日，似乎是作为贾府煊赫地位开端的象征，而第九十五回说“小太监传谕出来说:‘贾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1313)，写她的死也一定要与立春这个节气有关，似乎也承担了某种“三春过后诸芳尽”的意义。
再如宝钗的生日并未明言，但有学者指出，当为正月二十一，这是古代的穿天节，“女娲氏以是日补天”⑨，最重要的是，与宝钗相关的节气更多，第七回在介绍冷香丸时便说:“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与五个节令有关。
再如秦可卿病倒，王熙凤在“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去看她，张太医又说“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至于清明节与探春的关系、芒种节与宝玉的关系就更不必说⑩。然而，虽然前文所举杨义与浦安迪二位学者均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多镶嵌在节日之中，但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儒林外史》，就会发现这部作品的表现非常不同，其全书写到节日之处极少，作者似乎在尽量避免相关的描写。笔者进行了细致的文本梳理，全书只有极少的地方提及节日。如第二回说:“那时成化末年，正是天下繁富的时候，新年正月初八日……约定灯节后下乡正月二十开馆。”
这是全书的开端———相比于《红楼梦》，其开端便是中秋，继之以元宵，都是古代最热闹的节日，而且这些节日也参与了故事的进展，贾雨村的中秋诗促成了进京赶考，而元宵节英莲走失，成为后文入贾府的机缘。但《儒林外史》的元宵前后却并无特殊的描写，也就是说，这个节日也只是平常挨挨挤挤如树叶一般稠密的日子中的一个。
再如全书较为密集地写到节日的几处:第五回:“不觉到了除夕，严监生拜过了天地祖宗，收拾一席家宴……就讲到除夕晚里这一番话……因此新年不出去拜节……过了灯节后就叫心口疼……挨过长夏，立秋以后，病又重了……弄药到中秋已后医家都不下药了。”第十一回:“看看过了残冬，新年正月，公子回家拜祖父母亲的年……你且住过了灯节，到十五日那日同我这表侄往街坊上去看看灯……女儿接着新年磕了老子的头……两公子要邀杨执中到家盘桓几日，杨执中说新年略有俗务。”
第二十一回:“卜老叫他留着些到开年清明替老爹成坟……不觉已是除夕，卜老一家过年……叫他除夕在房里立起牌位来，祭奠老爹。新年初一日，叫他到坟上烧纸钱去。”
第二十六回:“看看过了新年，开了印，各县送童生来府考。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
这些引文中也都出现了除夕、新年、灯节、清明、立秋、中秋的节令，若在《红楼梦》的艺术世界中，作者一定会有复杂的安排;但对于《儒林外史》来说，作者却有意把这些珍珠一样的节日又还原为凡庸的时日。这种写法与艺术效果可以借用《论语》中“绘事后素”一语中的“绘”与“素”来描述。也就是说，对于《红楼梦》而言，节日为作品艺术世界上色的“绘”，越浓笔重彩越好，为此，作者不惜让几乎所有重要情节都错落有致地放入不同节日的时间结点上;而对于《儒林外史》来说则并非如此，作者似乎只需要一个素色的底子就好了，作者并不希望读者在素底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吸引太多的注意力资源，因为作者只是把时间看作穿珠的丝线而已。
正因如此，《红楼梦》前八十回七八十万言的篇幅，“实共写了十五年的事情”，而且从真正进入故事的第五回起算，只有八年的时间，平均一年十万字⑪;而《儒林外史》全部五十六回的四十万字，我们暂且抛开楔子中描写王冕的元末历史，只从正式进入情节算起，从成化末年(1485)写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也写了一百三十年的事，则一年只得三千字，不到《红楼梦》的三十分之一。其疏密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就在于《红楼梦》要工笔细“绘”地把情节织进节日中去;而《儒林外史》却把节日与普通的历史一样，只看作承载情节必不可少的时间维度的“素”底。
三、雅与俗———精神维度中的诗词
事实上，我们如果仔细梳理《红楼梦》文本，就会发现，其在风景与节日两处的特点其实还与一点有关，那就是诗词书写。正如此文所及胡适的说法，《红楼梦》的风景描写之所以被贬为烂调，就是因为“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则其与诗词有关;而其节日描写较多也是因为节日正是普通生活中非同一般的时刻，正如诗于凡庸生活的意义一样。因此，在讨论过二书在空间与时间维度的不同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二书中象征作品精神维度的诗歌之不同。
我们知道，《红楼梦》与诗的关系非常密切。脂砚斋在贾雨村口占五律时也评说“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⑫，蔡义江先生曾说《红楼梦》中“诗、词、曲、辞赋、歌谣、谚、赞、诔、偈语、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应有尽有，“以诗而论，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歌行、骚体，有咏怀诗、咏物诗、怀古诗、即事诗、即景诗、谜语诗、打油诗，有限题的、限韵的、限诗体的、同题分咏的、分题合咏的，有应制体、联句体、拟古体，有拟初唐《春江花月夜》之格的，有仿中晚唐《长恨歌》《击瓯歌》之体的，有师楚人《离骚》《招魂》等作而大胆创新的”⑬，在中国小说史上，诗歌出现数量之多，诗体之富，诗作艺术水平之高，诗与作品切合之深，诗与人物对应之妙，诗与情节呼应之密，均称独步。这已经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我们打开蔡义江先生四十余万字的大作《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仅前八十回，其诗词曲就超过了二百首。
然而，与《红楼梦》前后辉映、相与颉颃的《儒林外史》则全然不同。在传统小说均拥有相当比例诗词的前提下⑭，以文人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儒林外史》本应该有更多的诗词比例才对，但事实上其正文却几乎没有一首认认真真的诗。我们可以把《儒林外史》中涉及诗的情节仔细统计并归类，可以发现，在整部作品中，与《红楼梦》相比适宜插入诗词之处大约有五十处，这个数量较之《红楼梦》当然已经非常低了，但二者的关系还不只是数量对比的问题，几乎可以说是本质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五十余处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文中涉及诗，但并不写出诗句，这在全书中最多，有近四十例。其中王冕两例，蘧公孙五例，牛布衣三例，匡超人六例，牛浦郎四例，杜慎卿三例，杜少卿三例，武书三例，陈和尚三例，庄濯、沈琼枝、万书、陈木南、丁诗、盖宽、荆元等各有一例。
当然，这几十例亦有细微的不同。如第一回云:“秦老在旁，着实撺掇。王冕屈不过秦老的情，只得应诺了。回家用心用意，画了二十四副花卉，都题了诗在上面。”(6)第十一回云:“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土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蘋、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诌几句诗，以为笑话。”(141)第十三回云:“双红这小丫头在傍递茶递水，极其小心。他会念诗，常拿些诗来求讲，公孙也略替他讲讲。”(174)
第四十回云:“萧云仙起来闲步。楼右边一个小阁子，墙上嵌着许多名人题咏，萧云仙都看完了。内中一首，题目写着《广武山怀古》，读去却是一首七言古风。萧云仙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497)
这三例若放在《红楼梦》中，作者一定不肯放过，第一例正是写出薛小妹新编怀古诗那样联章的契机，第二例也恰与黛玉教香菱学诗可以对比，第三例更是宝玉要发“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的议论的时候:但作者都轻易放过了。更典型的是第四十一回:“知县道:‘你这些事，自有江都县问你，我也不管。你既会文墨，可能当面做诗一首?’沈琼枝道:‘请随意命一个题，原可以求教的。’知县指着堂下的槐树，说道:‘就以此为题。’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又快又好。知县看了赏鉴。”(513)既然知县都要赏鉴，那沈诗究竟如何又快又好呢?这些都是《红楼梦》一书大展身手的地方，亦是展现人物与逞作者之才的最佳时机，但《儒林外史》却都随手放弃了。黄小田在此评曰:“寻常小说必将诗写出，无关正文而且小家气。”可见黄小田也注意到《儒林外史》与传统小说之不同，但他只是简单地做了价值判断，并未深究而已。
第二类是文中引出部分诗句，却非出自拟，而是袭用前人之作。检索全书，大概只有六例。如第七回“梦到江南省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与第四十四回迟衡山所读之诗都是直接引用，可以不论。此外的四例均为暗引，似乎别有用意。如第八回云:“两弟兄在船内道:‘我们几年京华尘土中，那得见这样幽雅景致?宋人词说得好:“算计只有归来是。”果然!果然!’”(113)此句出处不完全能确定，文中说是“宋人词”，则或来自程垓《渔家傲·彭门道中早起》，其间有“寄问梅花开也未，爱花只有归来是”句⑮;但依此后几例分析，更可能是作者让二娄误引，则其或来自汤显祖之《紫钗记》第三十六出末之《梧桐花》曲:“是绮罗丛，春富贵，尽花月无边受用美。如今金谷田园谁料理，把这旧家门户空禁持。老夫人一段伤心难寄与，算只有归来是。” ⑯
就此类来说，明代小说确实引前人诗较多，但到了《红楼梦》，就基本上把这种机会当作展现诗才的机会了，作者不会随便抄几句前人已有之诗句来搪塞，一般都会“各随本人，按头制帽” ⑰地拟出更贴切的诗句来———事实上，即便是明代的小说，引前人诗时也多会注出引某人诗，不会像《儒林外史》这样暗自剿袭。不过，对《儒林外史》而言，解读角度不同，也会有不同看法。如第九回二娄看到杨执中所写“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此据《南村辍耕录》知为元人吕思诚诗;第十一回看到杨执中书案上有“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联语(149)，此实为徐渭《青藤书屋图》题句。黄小田评前例云:“诗系元人作，见《辍耕录》，老阿呆攘为己有，改七律为七绝，得谓之呆耶?”(126)似乎可将此二例均理解为作者对杨执中的特意安排，同时也讽刺二娄的附庸风雅。
第三类是作者拟出了诗句，亦有六例。第七回的“调寄《西江月》”(99)与第十五回洪憨仙的诗，可能都是自作，但亦均未见长，唯第二回梅玖所读之《七字诗》确与情节密合无间，饶有意趣。
在这一类中，虽然终于出现了作者自作的诗句，但由于有“抄袭”的前科，连评点者也不敢深信，因为不知道吴敬梓是认真写的还是如前文把元人吕思诚及明人徐渭的句子郑重地抄在杨执中家里来“陷害”这个老阿呆，所以评点甚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如在第二十九回“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句后，黄小田评云“全书写斗方名士不写诗句，仅此两言便令人喷饭”(361)，显然是鄙视之语气。
但在第五十四回“湖如莺脰夕阳低”句下，黄氏则云“书中‘桃花何苦红如此’二句外，复见此句，真是吉光片羽”(655)，又对“桃花”句极为赞赏。从后一例评语的最后一句话也可看出其鄙视与赞赏的区分，他在赞赏之后说“但不知此句从何处抄来”，可以看出对《儒林外史》中反复埋下的解读陷阱的警惕。
事实上，黄小田对第十一回杨执中家那个“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的对联也不敢深信，评云“对文亦是抄来者”(150)。这种对《儒林外史》中此类正面肯定式诗句的疑惑也一直延伸到当代的研究中，就这个联语而言，李汉秋先生在为《儒林外史》之情节溯源时便称其“这与公案偈有瓜葛，参见《指月录》卷十四有‘骊珠光灿灿，仙桂影婆娑’” ⑱，或许亦可商榷。
其实，吴敬梓并非不擅诗词，清人王又曾说他的诗“古风慷慨迈唐音，字字卢仝《月食》心” ⑲，近二百首的《文木山房集》亦可为证。就《儒林外史》而言，“桃花何苦红如此”与“湖如莺脰夕阳低”亦与《红楼梦》中逞才之诗颇类，齐省堂在杜慎卿评“桃花”一联后亦云“绝妙谈吐，此真深于诗词者，彼斗方诸公何足以知之”(361)。
事实上，整部《儒林外史》中也并非没有作者加意结撰的诗词，在全书的开端与结尾分别有一阕《蝶恋花》和《沁园春》，考虑到《儒林外史》对《水浒传》叙事体制的模仿，这一体制可能从《水浒传》而来。这两篇词作的使用及书写方式均与上述十余例完全不同，而与《红楼梦》为近。也可看出，《儒林外史》除此置于开头与结尾、有结构意义的词外，正文中几无诗词确属作者有意为之。
四、醒与醉———艺术世界建构之异途
那么，这两部作品为什么会有以上三个维度的不同呢?其实，看上去是三点，归根结底却是一点，即二书艺术世界建构意旨之异途:《红楼梦》更倾向于建构一个诗意的艺术世界，而《儒林外史》则努力让笔下的世界更加世俗。我们可以依上文的三个层面来讨论。
首先是风景暂且不考虑前文所及《红楼梦》描写风景的不同角度，仅就风景描写的套语来说，《红楼梦》之所以如此亦有原因，那就是作者也希望通过风景的描写达到诗意化的目的，因此，风景描写便不自觉地向诗及诗的套语靠拢。而《儒林外史》则希望用“实地的描画”把真实生活场景描绘出来，所以才会在风景描写上有这样的突破———事实上，中国古典小说均有传奇的因子⑳，从古典小说的基本艺术逻辑来说，作者几乎没有把小说写成普通生活留影的意图，那么，小说中风景描写的不能如实描绘也当有此因素在起作用。事实上，《儒林外史》突破这一框架后，中国古典小说在风景描写上仍然少有与其并辔者，其原因或即在此。
其次是节日。节日不过是普通日子中的一个，但将其单独出来设为节日，便是将其脱俗化。也就是说，在平凡的、庸常的、灰色的一个一个日子中，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其中挑选了一些日子，赋予其非凡的光彩，从而让人们暂时“悬置”生活的现状，摆脱世俗的束缚。因此，《红楼梦》全书的情节逻辑尤其是重大关目，都附着在节日之上，从某种意义上看，《红楼梦》便将凡庸的生活屏蔽了，在作品中得到描述的多是从正常生活中遴选出来的熠熠闪光的节日，这自然让《红楼梦》的艺术面貌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而就《儒林外史》来说，作者的艺术目的并不是建立一个超越世俗的世界，恰恰相反，他想努力还原文人生活之俗，正如卧闲草堂刻本在第三回后的总评所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46)因此，《儒林外史》自然要有意地避免过多或者过于明显的节日叙事，以便将所有情节都拉向凡俗的生活之中去。最后是诗歌。
正如上文讨论节日时所说，作品对节日的取舍，正表示作者对诗意的趋避。诗歌更是作品营造诗意的手段，《红楼梦》处处有诗歌，这事实上正是将叙事诗化的一种必然方式。相对而言，《儒林外史》虽然也写到了斗方名士蘧公孙、雄踞诗坛赵雪斋、甚至传有诗稿的牛布衣和窃人诗作的牛浦郎等人，相比于《红楼梦》中这些只是闺阁中“学着顽”的人来说，他们才是真正“认真作诗”的人，但作者吴敬梓却没有给他们一次亮相的机会，因为他们的诗句必然会对他们真实的生活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虚饰，而这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是背道而驰的。
以上三点文本表层的不同及其内在艺术旨归的分析其实给我们提出了更为重要的命题:《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这些不同还启示我们在解读二书时要建立不同的解读路径:《红楼梦》的全副笔力都在努力向超脱于生活的境界前进，因此，对《红楼梦》情节自然要更多从形而上的立场去理解才能有所感悟;而《儒林外史》则努力揭开世俗的人生百相，于是对很多情节的解读就需要加入阅读者的人生经验，从而与作品的意旨相契合。
透过这一点也可以感受到两位作者的不同。曹雪芹是一个诗人气质很重的作者，所以在《红楼梦》的叙事过程中，他总会尽量把每一个细节与诗意对应;而吴敬梓却是一个更标准的文人，他总是时刻警惕幻想色彩对现实的干扰，总是希望洗去想象的铅华，露出生活表面之下的最本质的逻辑来。
这种区别若引进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来观照，则可以“诗酒文饭”之喻为参照。清人吴乔曾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比喻:“问曰:诗文之界如何?答曰:意岂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诗文体制有异耳。文之词达，诗之词婉。书以道政事，故宜词达;诗以道性情，故宜词婉。意喻之米，饭与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文之措词必副乎意，犹饭之不变米形，啖之则饱也;诗之措不必副乎意，犹酒之变尽米形，饮之则醉也。” ㉑
将诗、文的不同比为酒与米饭，二者皆从米出，则其均出自人类之情志，其源则一。但就文来说，是把生活经验蒸为米饭，米的形状没有改变，人通过阅读文章，可以接受他人经验从而完成文化交流，正如吃米饭可以吃饱一样;诗则不同，其将生活经验用艺术想象酿造为酒，米的形状已经没有了，人通过读诗，可以得到情感的熏陶，正如喝酒可以醉人一样。这个意思后来刘熙载有更简洁的概括，他称之为“文善醒，诗善醉” ㉒，从我们讨论的命题来看，这个概括更为精当。
也就是说，《儒林外史》以上三个特点，均可归之于文士之文，就作者而论，以万钧之笔，为醒世之文;就读者而言，面对此书，亦可当认识生活之指南，故其最大的特点是在“醒”之一字，历来评点家也多有类似的看法:卧评说“不但可为救时之良药，亦可为醒世之晨钟也”(320)，黄评说“庶不负先生一片醒世婆心”(204)、“醒世之心岂寻常小说所能梦见”(313)、“借以醒世，非剿袭也”(544)、“是醒世之书，非骂世也”(558)，张评说“不知其醒世之意深也”(73)，黄安谨说“作者之意为醒世计“(695)，均可援证。
而《红楼梦》的三个特点，则可归之于诗人之文，就作者而论，以生花之笔，为自己与家族经验与历史立此存照，则其对“逝去的似水年华”唯多追忆，其存照亦多情感之浸润;就读者而言，进入红楼世界，其实也正是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颇如饮酒，对酒愈敏感者，披文入情也愈深，故读《红楼梦》者，极易沉醉，虽多挚爱者，然亦多溺于其中而对意见不同之人“几挥老拳”者。
绾结而言，以上三点或许都只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文本的表层之异，然而它辐射着二书解读路径的不同指向:前者以文士之理性思考社会，故多醒世之言，所以解读也当从理性入手，细绎作者之思想;后者多从诗人之感性来体悟生命，故多挖掘生活中或酣美或痛楚之处，解读亦当披文入情，方可探骊得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