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北青艺评，作者：唐山
“2000年以前，90年代、80年代出的那些译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翻译作者李继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这番言论，引起巨大争议。
在豆瓣网上，网友们专门建了“diss李继宏”小组，仅有36名成员，共发3帖。
其实，早在2013年，李继宏便公开表达过类似观点，但引用了傅雷先生原话：“破除了情面，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翻译书都要打入冷宫。”此外，李继宏还指出一些名家误译，如徐迟先生在翻译《瓦尔登湖》时，没看懂梭罗在“结语”中提到的一种特殊的蝉（寿命仅17年，幼虫一直在地下潜伏，直到生命最后阶段，才上树鸣叫），第一次译成“16年蝗灾”，第二次译成“17年蝗灾”。
然而，这番言论在当时未引起太多关注，如今却招来一片辱骂。可见，人们并不看重意见本身，更看重提意见者是否够资格：一个自己也有误译的晚辈，竟敢批评前辈，必然是“别人吹捧你，夸两句‘青年才俊’，你还XX当真了”“贬低别人以突出自己，用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来为自己的新书做宣传”，理应“为文人所不齿”。
用论人替代论事，用道德评判替代逻辑分析，背后是可悲的集体无意识。但辱骂之下，问题真的解决了吗？
在接受北青艺评专访时，一位翻译家表示：“去掉李继宏发言中夸张的部分，他说的其实都是翻译界的常识。”
误译为何成了正统
经典名著误译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泰戈尔是一个显例，他的诗译成中文后，被收入语文课本中，但国人只将它们视为启蒙读物。因为从译文看，用语过于妩媚，与“东方诗哲”的称号怎么也对不到一起。
只看旧译本，会觉得泰戈尔是一位“语言委婉、辞藻华丽、带有女性气质的诗人。”直到读到泰戈尔诗的原文，诗人伊沙才发现，我们一直在膜拜的，竟是“山寨”泰戈尔。伊沙说：“其实，泰戈尔的诗和他形象很般配，刚猛、潇洒且思想深沉。”
再去翻冰心的译本，伊沙发现：“平均一首便有一处误译，也就是说，每两三百字便错一次，作为翻译作品，整本书错一两处，就已经很扎眼了”。
伊沙把自己的发现放到网上后，却引来网友们的围攻，其中绝大多数是谩骂。伊沙说：“大家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你怎么敢和冰心比？”
在伊沙之后，冯唐也重译了泰戈尔的诗，其中几首措辞欠雅致，亦遭到网友围攻，网友称冯译本是“强行把泰戈尔降低成北京胡同小混混的身份”。出版方只好以“逾越了翻译的底线’”“对泰戈尔作品的读者形成了冒犯”为由，将市场上的冯译本全部收回。
诗人多多曾说，大量外国名诗在译成中文时，存有误译，许多中国读者将误译当成高明之处，加以模仿。而伊沙认为，朦胧诗便是“错上加错”的产物。正是在这个被扭曲的“学习—模仿—创造”过程中，误译成了正统，许多读者自觉地去捍卫名家误译，甚至没意识到误译的存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说：“当年读中文系时，看过很多狄更斯的小说，始终不喜欢他，直到毕业后读原著，才发现狄更斯的文笔很像老舍，一下就被迷住了。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误译竟如此可怕。”
读译本就意味着接受误译
上世纪50年代翻译《吉檀迦利》，有关方面特意选冰心为译者。冰心早在1929年便译过《飞鸟集》，且冰心是诗人，因模仿泰戈尔的诗风而成名。1953年，中印友好协会邀请冰心访印，周游5星期。在翻译过程中，还找了懂孟加拉语（泰戈尔的作品大多用孟加拉语写成，其中一部分由他自己译成英语，译本与原文常不统一）的助手。
可见，在译者选择、编辑过程等方面力求严谨，支持力度亦大，为何依然出现较多误译？
作家、译者叶倾城认为原因有三：
其一，当时出国较难，译者不太熟悉国外的具体情况。比如一本小说中反复提到Kleenex（舒洁，国外面巾纸品牌），代指面巾纸，译者统统译成“手纸”。
其二，当时国内消费水平低，译者买不起最佳版本，有时只能用“口袋本”，也就是面向大众读者的版本，缺乏注释、解读，甚至有删节，但价格便宜。
其三，译者选择有误。比如安排杨绛先生译《堂吉诃德》，杨先生精通英语、法语，但不太懂西班牙文。杨先生只好自学西班牙语，杨译本最终出版。后来的译者董燕生指出，杨译本在词汇含义的理解、句子结构、背景知识的理解上都有不少错误。
叶倾城认为，即使排除以上因素，误译依然难免。她说：“在我看来，译本的价值在于普及，面向的是普通读者，如果是专业读者，应该直接去读原著，如果你研究福克纳，不读原著，你有什么资格去研究？读译本，就意味着接受误译。”
青年翻译家陆大鹏认为：“只看中译本，确实可能产生误读，但英国读者看英文小说，一样会产生误读。”
曾主持“光影译库”的译者、编辑胥弋表示，在国外，误译同样常见。比如“四大名著”在法国，最受冷落的是《红楼梦》，因为译得太差了，《水浒传》则很受欢迎，因为译得很像大仲马的小说。
学术著作误译多更可怕
“其实，相比于外国小说中的误译，外国社科学术著作中的误译要严重得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主任董风云说。
去法国留学前，董风云曾读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译本，“虽然每句都能看懂，却无法串连成一页，直到今天，我也没看懂这本书”。在网上，该书被网友列为“被翻译‘毁掉’的经典好书”第4名，与《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论自由》（许宝騤译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龙婧译本）、《精神生活》（姜志辉译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雨石等译本）、《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本）、《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本）等同列。但列入该榜单的译本，在豆瓣网上的评分均在8.0以上。
“学术原著难懂，读者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没读懂，所以只要作者很著名，标题起得好，再糟糕的译本也会得高分，评分高，销量也高，由此带来的负作用，比小说中的误译就大多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人表示。
基于读《知识考古学》中译本的痛苦体验，董风云在创立“甲骨文”这一专业出版译著的品牌时，特别强调两点：首先，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翻译学术书，一定要找学相关专业的人来翻译，否则很难译好。其次，给编辑更多的时间，“从译稿到出版，经常能挑出几百处错，如果错太多了，宁可不出版”。
让董风云惊讶的是，很多“看上去专业”的人，译稿却常常不过关。
董风云说：“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学的老师，有的人还是研究语言学的，语言却不过关。他们常年从事相关工作，对翻译已失去热情，结果是干了专业，专业度却不够。倒是一些业余爱好者，因为对相关领域感兴趣，做得反而更好。比如陆大鹏，他也不是学西方历史的，却成了‘金牌译者’。”
“在今天，做翻译一定要有热情，因为回报太低了。”董风云说，如今“甲骨文”选译者，重点考察他是否对作品有极大兴趣，有兴趣，外语方面哪怕差一点，也可以使用，因为“英文底子查得出来，中文底子却很难查”。
论英语水平，年轻一代不如老一代
专业人员不专业，著名翻译家胡志挥曾多次撰文批评这一现象。去年4月，拜访胡志挥先生时，先生表示：“我希望媒体能多呼吁一下，因为翻译事业已到这几十年来的最低谷，不仅没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反而有所退步。”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更频繁，“外语能力强”似已成“互联网原住民”一代的标签，但胡志挥先生却不认同此说，他表示：“谁说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英语比老一代差得远。钱钟书、杨宪益没考托福，去国外直接就能听课，因为他们上高中时，老师就是用英文授课，今天哪个年轻人有这个基础？1949年前中国人可以自己出英文杂志——《天下》，这是什么水平？可现在我们做翻译，却离不开外国专家，已经70年了，怎么还离不开‘外国奶妈’呢？现在中国搞翻译研究的院校像牛毛一样多，名教授也多，但有几个在做中译英？”
胡志挥先生指出，以中译英为例，目前全国只有五六人能做，都是老先生。
英文杂志《天下》
对胡志挥先生的观点，胥弋表示赞同：“其实，许多老一代翻译家比现在的年轻人更了解世界，以萧乾先生为例，他是遗腹子，13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后来进了我外祖父罗遇唐任校长的崇实学校，那是教会学校，很多课用英文授课，用的英文课本。现在年轻人接触英文时，差不多已10岁了，在中学阶段，基本接触不到英文授课。”
胥弋说：“即使在抗战时，条件那么艰苦，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中依然能到最新一期的美国、法国文学期刊，学生可以自由阅览。听说现在清华大学一些专业的课本也不再译成中文，我觉得这很对，将大大减少今后学术翻译中的问题。”
媒体人、译者宋晨希表示，翻译不只体现译者的外语水平，更体现其中文水准。一次，他偶然读到鲁迅先生翻译的蕗谷虹儿诗，宋晨希说：“太传神了，我和同学感慨了一晚上，真不知道鲁迅怎么想出来的。”
董风云认为：“年轻一代从事商务翻译，问题不大，但在学术翻译、文学翻译上，确实不如老一代，这一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毕竟从整体看，原创尚未得到更大的尊重，翻译则更不行。”
酷评前人不如做好自己
“到目前为止，翻译圈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众对翻译其实不太了解。”董风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只要增加收入，就能吸引更多人才投入翻译行业。目前整个内容生产行业的收入都不高，翻译就更少了，出版社也想多给翻译一点钱，但实在无力承担。到目前为止，翻译事业只能靠译者们的热爱来维持。”
大环境不佳，靠热爱又能走多远？
天津外国语大学通识教育学院副教授张冰梅说：“对于每个学过翻译专业的人来说，看到喜欢的东西，第一感就是想知道译成中文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大概已成一种职业病了。翻译回报太低，如今愿意做的人很少，但总有热血的人，因为喜欢而投入其中。不论哪个社会，不论那个时代，都会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张冰梅刚重译完《飘》，才发现此前译本更近似于缩写，竟将原文中景物描写、场面描写等“觉得对故事没影响的段落”全部删除。但对老一代译者，张冰梅主张“理解之同情”：“评价人和作品，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中去看。老一代译者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检索条件，只能靠自己的积累，却能将这么多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把今天的译者放到那个时代，未必做出同样的贡献。比如朱生豪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已被视为经典译本，今天的译者在他的工作基础上，也许能做得更好，但在学术研究时，人们引用的依然是朱生豪先生的译本。”
陆大鹏则表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理论上应该做得更好，但从目前的实际上来看，却未必如此，我觉得，这是做翻译的人要特别注意思考的一个问题。挑前人的误译，一棒子打死，这是非常没有建设性的行为。你挑别人的毛病，你自己也肯定会被别人挑出很多毛病来。”
引起关注总是一件好事
针对李继宏的犀利批评，网友们在豆瓣上曾发起“一星运动”，刻意压低他的译本评分，以致李译《老人与海》仅得了5.5分。作家梁文道却表示：“我目前为止至少看过七八种。对照原文，我必须很诚实地告诉大家，我真的觉得李继宏的译本是目前为止，的确比较忠实的一个译本。”
说出公道话的同时，梁文道也承认：“我没办法看完四十多种不同的翻译”。一本小说，居然有40多种中译本，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张冰梅认为：“有些文学名著确实没必要出太多译本，那实在是太浪费了。包括《飘》，因为引进相对晚，原译本也没什么错。如果不是别人找我译，我没想过重译它。倒是一些书值得重译，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却少有人做。”
“有些小说之所以被反复翻译，因为商家在背后推动。”胥弋说，“我认为，至少一半以上的世界文学名著还没译成中文，这些书对今天中国读者的价值更大，其中许多已成公版，出版成本很低，我向国内很多出版机构推荐过，却没人感兴趣。倒是重译、再版世界文学名著，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在做，有的译本是用翻译软件加港台译本拼凑出来的，毫无价值。”
叶倾城则认为，重译属市场行为，无需过多干预，且一些经典译本确实不好读。她说：“我女儿正在看傅雷先生翻译的《高老头》，可那时语言和今天不一样，我女儿说看不懂。”
一边是大量有价值的书籍乏人问津，另一边是已有较多译本的书不断推出新译本。一位著名翻译透露说，受书商所托，他正在翻译一本名著，该名著在国内已有30多种译本，过去一年多，他反复向书商表示“没时间”“实在没兴趣”，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说：“书商给了一个实在无法拒绝的价格，连获过翻译大奖的同行听说后，都表示不敢相信。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成本增加这么多，书出版后还能赚钱吗？”显然，只能依靠炒作。
“翻译圈存在很多困难，如果李继宏的批评能引起更多人关注，多少解决一些问题，那还是值得的吧。”一位受访者如是说，他再三提醒，务必隐去他的名字。
